【供僑報】4月10日，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歷史學助理教授Andrew Liu在《衛報》發表評論文章，全文摘譯如下：
對於美國和西歐的政客們來說，“中國”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了一個很好用的替罪羊，以便模糊他們對新冠疫情的應對不力。美國的自由黨和保守黨都在使用這種方式為自己辯護，包括特朗普總統。
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街頭，有人佩戴呼吸防護面具應對疫情。（圖片來源：中新社）
不管這些政治家的意圖到底為何，實際上現在對“中國”的批評已經轉化為針對生活在美國、西歐和大洋洲的中國和亞洲僑民的種族主義暴力浪潮。
新冠病毒首次在武漢被發現，儘管武漢被視為“二線”城市，但隨著資本在內地尋求更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武漢也進入了全球化的最新階段。在2月和3月期間，新冠病毒的傳播路徑揭示了內在的產業聯繫，比如武漢汽車零部件行業與塞爾維亞、韓國和德國工廠之間的聯繫。病毒可能最先在中國被發現，但隨之而來的傳播和暴發則是由強大利益集團建立的全球商業、旅遊和供應鏈的結果。
除此之外，西方政治家還樂於指責中國在初期隱瞞疫情。有些觀察家認為，中國在1月將武漢的危機隱瞞了3周時間，但是中國政府和西方政府之間的差距如此明顯嗎？在接到了預警後，英國拖延了8周的時間，而美國則忽視了疫情預警信息長達70天。
西方國家的不作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論”（western exceptionalism）的產物，該理論認為疾病和疫情只會在貧窮地區和非白人國家發生。
在意大利疫情最糟糕的幾周裡，官員們承認，他們最初將武漢危機視為“與我們無關的科幻電影”；在美國，堪薩斯州的一位政治家說，他的城鎮是安全的，因為那裡只有幾個中國居民。在費城，則出現了更悲慘的種族思想分支，傳聞說病毒不能感染美國黑人，因為它是一種中國疾病。
歸根結底，疫情的失控和隨之而來的反亞裔浪潮帶來的變化不僅僅是文化或者仇外心理問題，而是生死攸關的嚴重後果。在美國，這種擔憂已經在民粹主義主張中開始體現，他們認為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流失應該全部歸咎於中國，而不是其本國的政治和商業階層。
因此，這些危險的情緒不會在疫苗研製出來之後自動消失。我們需要認識到西方反亞裔浪潮背後的政治經濟力量，以及民族主義無法應對我們今天面臨的全球社會和公共衛生危機。（朱三景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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