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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自由民主體制面臨公信力危機
作者：威廉姆·戴維斯（William Davies）
法意
導言
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威廉姆·戴維斯（William Davies）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上發表了一系列討論新民粹主義的文章。在《我們為什麼不再相信精英們了》一文中，他指出當前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信任的缺失，尤其是作為精英的公眾人物的公信力的下降。過去十年中發生在商界、政界、新聞界的醜聞使民眾對於精英階層的信任逐漸降低，更多的人將政治看作是一場騙局，不再相信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和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這樣的專業政客，轉而認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人物更加可信，儘管事實並不是如此。戴維斯認為，想要應對當前民粹主義和極端政黨崛起的危機，自由主義及其捍衛者需要意識到他們已無力維持信任，而不只是認為當前危機只與事實相關。本文不代表公眾號立場，編髮以供參考。
幾百年來，現代社會依賴於一件如此普遍和平常以至於我們很少停下來注意它的東西——信任。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相信同一些事情，這一事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它比我們常常以為的更加脆弱。
當包括媒體、政府部門和專業人士的公共機構取得了廣泛信任的時候，我們很少會去質疑它們是如何做到的。成功的自由民主的核心是一種集體的“信任飛躍”：當公職人員、記者、專家和政治家們分享信息時，人們都預設他們是以一種誠實的態度進行的。
|公信力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重要性
認為公眾人物和專家基本上是可信的，這種想法對於代議制民主的健康運轉來說非常重要。
畢竟，自由民主的核心就是，一小群人——政治家們——能夠代表千百萬的人民這一理念。如果這一體系想要成功運作，那就必須要有一些基礎的信任，即相信這個小群體確實是在代表更大的群體行動，至少在某些時候他們會這麼做。過去的這十年向我們證明，沒有什麼比貪汙腐敗——一種對政治家為私利而濫用權力的或真或假的懷疑——能更快速地使選民們捨棄自由主義的了。
這不僅僅只關乎政治。事實上，大多數我們相信是真實的事情都基於通過報紙、專家、官員和廣播而產生的信任。我們有時會親眼目睹一些事件的發生，但面對很多顯然合理的事實，我們不用親眼看見就會相信它們。為了相信經濟確實增長了1%，或者去了解最新的醫學進展，我們給予了很多事情信任；我們不會去主動懷疑相關的研究者或者記者的道德品質。
大多數時候，我們稱之為“真理”的大廈只不過是一種信任的投資。想想我們是如何瞭解有關氣候變化的事實的：科學家們謹慎地收集和分析數據，然後起草一份供同行匿名審查的論文，這些評審們都默認這些數據是真實的。如果論文得到發表，它就會在由大學新聞辦公室起草的新聞報道中與記者分享。我們然後期待這些發現會被廣播節目和新聞媒體如實報道，而不會有任何扭曲。然後政府官員們撰寫部長級文件，包含政府迄今取得的成就的細節，以回應這些事實。
|公信力逐漸降低的原因
一個現代自由社會是信任關係鋪就的複雜網絡，由報道、賬戶、記錄和證詞組織起來。這樣的體系一直都面臨政治風險和威脅。現代專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後半葉，當時科學家和商人們第一次建立了記錄和分享事實與數字的技術。政府也很快採用了這些技術，用以稅款徵收和基本的公共財政。但從最開始，我們就需要建立一套嚴格的行為規範，以確保政府官員和專家們不謀取私利或榮耀（例如通過誇大他們的科學發現），並且受到嚴格的誠實守則的約束。
但不管雙方在交流中有多誠實，這些紳士風格的網絡和俱樂部的文化同質性和社會親密性始終為人們的懷疑提供了理由。
早在17世紀中葉，負責處理公共知識的機構就一直為居住在國際化都市和大學城裡的白人男性畢業生提供特權。雖然這並不能抹殺他們所產生的知識的價值，但是當這種同質性開始成為一種政治認同並且有一套共同的政治目標時，情況就會變得棘手。
而這正是“精英”這一概念所隱含的含義：那些據稱是獨立的權力領域——媒體、商業、政治、法律、學術界——正在一同行動。更大的威脅來自於那些希望通過職權來獲取私利的人。一個依賴於信任的系統總是容易被那些想要利用它的人濫用。現代管理機構的核心特徵就是試圖用書面文件來證實所有內容，但所有記錄都總有會被操縱、壓制或編造的餘地。這種可能性是無法避免的。這也適用於許多領域：例如，在某種情況下，想要相信一家報紙在報道警官稱從可信證人處獲得的信息時是真實的，就有賴於信任的飛躍。
正如大量調查結果所證明的那樣，西方世界多年來甚至幾十年來一直存在信任下降的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信任和信任的缺失受到了決策者和商界領袖的關注。他們擔心，信任的減少會導致犯罪率上升和社區凝聚力下降，從而帶來需要由國家承擔的代價。
沒有人預見到的是，當信任低過某一點時，很多人會把政治和公共生活整個都看作是一場騙局。
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是因為普遍的信任度的下降，而是因為重要的公眾人物——尤其是政治家和記者——被認為是不可信的。無論他們是作為民選代表還是作為專業記者，正是這些專門負責代表社會的人物失去了公信力。
要理解自由民主在今天面臨的危機——無論我們主要是從“民粹主義”還是“後真理”的角度來看待這一點——僅僅哀嘆民眾對公眾人物日益增長的懷疑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考慮為何他們收回了這份信任。
事實基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技術和市場力量動搖的，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今天民粹主義者對建制的指責背後的真相。反叛政黨和煽動者的崛起常常被視為自由主義問題的根源，而不是一種現象。但是，通過聚焦到信任問題以及自由主義機構在維持信任上的失敗，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麼現在會發生這種情況。
今天的問題在於，在公共生活的許多關鍵領域，民粹主義者的基本直覺一再得到驗證。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數字技術的傳播，它創造了大量的數據痕跡，這些痕跡擁有將公開聲明證偽、甚至破壞整個公共機構的潛在可能。 雖然幾乎無法確鑿地證明一個政治家在道德上是無辜的，或者一個新聞報道是不失真的，但相反的證明要容易得多。醜聞、洩密、告密和欺詐的被揭露都證實了我們最糟糕的懷疑。當信任依賴於一種飛躍時，不信任卻獲得了不斷增多的成堆的證據的支持。而在英國，這類證據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許多人準備承認的地步。
面對民粹主義政黨和領導人的崛起，評論家們大多從經濟角度描述自由主義面臨的危機，他們認為這是那些被不平等和全球化“拋棄”的人們的反抗。另一陣營認為這主要是有關身份和移民的文化焦慮的表達。當然兩者都有一些道理，但它們都沒有觸及這場正在被民粹主義者無情利用的信任危機的核心。自由主義現在正面臨危險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主流政治家、記者和高級官員的基本的公信力已經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了。
我們對特朗普、英國脫歐等等有著大量的解釋，但對民粹主義者正在表達的內容卻缺少關注。
他們不停地提出主張，認為自私自利的“精英們”正在努力維持這種他們獲得了大部分利益的現狀。 右翼的奈傑爾·法拉奇指責某些政府官員為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企圖破壞脫歐。而左翼的傑里米·科爾賓則反覆提到，英國的經濟體系是“被操縱的”。承諾打擊腐敗和私人政治遊說是唐納德·特朗普、傑爾·博爾索納羅或維克多·歐爾班等人的政治戰場裡重要的一部分。
近年來最大的政治謎團之一就是，那些常常鼓吹和利用民眾對“精英”的信任度的下降的人，他們的道德品質遠比被趕下臺的技術官僚和政客更可疑——更不用說他們也擁有更多財富了。從表面上看，“精英”的腐敗被唐納德·特朗普或阿倫·班克斯這些只知道推銷和吹牛的人所用似乎有些奇怪。但這些人之所以獲得權威，絲毫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品質高尚，而完全是因為民眾認為他們願意檢舉揭發那些統治著國家和媒體的腐敗“內部人士”。
自由主義者——包括那些佔據“精英”位置的人——可能會安慰自己說這些指控沒有根據或是誇大的，或者民粹主義者也沒有辦法解決他們所指出的失敗。畢竟，特朗普也沒能“抽乾華盛頓政治遊說的沼澤”（意指清除政治弊病）。但這種想法卻沒能真正理解這種奪人耳目的表達所起到的作用——它抹殺了自由主義賴以生存的核心信念，即認為權力的使用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且主流媒體公佈的事實是對現實的可信表述。
2016年，奈傑爾·法拉奇與唐納德·特朗普一起競選。
民粹主義者的攻擊目標是各個權力中心，包括主要政黨、主流媒體、大企業和包括司法機構在內的國家機構。
可怕的“人民之敵”一詞最近被唐納德·特朗普用來描述那些他不喜歡的廣播和報紙（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紐約時報），並且，在英國高等法院於2016年裁定英國脫歐需要議會同意之後，《每日郵報》也使用這一詞語描述高等法院的法官們。但在更深層次上，不論是司法部門、媒體還是獨立的政府官員受到攻擊，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另一項指責：普遍的公眾生活已經充滿欺騙。
這種指責是如何運作的？
一方面，它質疑法官、記者或專家會以公正客觀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對於那些通過將公共職責與個人感情分離來獲得權威的人來說，公開他們的個人觀點或身份就等於攻擊他們的信譽。另一方面，這種指責逐漸模糊不同的專家和權威之間的區別，營造出一種政治家、記者、法官、監管者和官員是在一起高效工作的景象。
相互競爭的專家們可以很容易解釋說，他們彼此幾乎沒有共同點，而且往往是對立的。表面上， 這些截然不同的專業知識和權力中心以各種方式相互制約，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制衡體系。20世紀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經常認為，只要沒有一個政治實體能夠壟斷權力，某一權威機構手握多少權力就並不重要。而只要社會的不同領域相互監督，“三權分立”（區分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這一在美國憲法的制定過程中具有非常大影響力的著名自由主義理想，就能夠一直存在。
但這些不同的專家和權威機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主要以文字和符號進行交易。如果把記者、法官、專家和政治家歸為一個單獨而同質“自由精英集團”，就有可能去認為他們都沉溺於行業黑話和政治正確，然後最終沉迷於謊言。一旦他們所聲稱的說真話的品質遭到質疑，他們作為人民公僕的身份就被摧毀了。而達成這一結果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們的個人觀點和品味公之於眾，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很容易就能做到這點。在推特的時代，以BBC記者為例，人們更容易發現他的公眾形象與個人的觀點和感受之間的緊張與矛盾。
無論是在媒體、政治還是學術領域，自由派人士都擁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所沒有的脆弱性，因為他們的權威建立在他們所宣稱的說真話的品質之上。
美國學者奧利弗·哈勒、金·明哲和埃茲拉·扎克曼·西萬在最近發表的一篇社會學論文《謊言煽動者的真實魅力》中對兩種謊言進行了區分。第一種是“特殊渠道謊言”，或者更適合稱之為“內部謊言”。這種不誠實發生在，當某一個人們相信他會真實報告的人辜負了信任、沒有坦白他所知道的事實的時候。（作者舉的例子是比爾·克林頓稱他“與那個女人沒有性關係”的臭名昭著的發言。）
第二種，他們稱之為“常識性謊言”，是唐納德·特朗普對他的選舉的成功或就職典禮上的人數的規模的誇大，或是脫歐運動關於“每週向歐盟輸送3.5億英鎊”這類的謊言。這些謊言從一開始就並不表現出受誠實準則約束的樣子，聽者可以自己決定如何看待它們。
這篇論文所揭示的是，當政治被視為“內部”說謊者的場域時，“常識”說謊者就會擁有一種誘人的真實，甚至是一種奇怪的誠實。託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這樣光鮮亮麗且專業的政治家的崛起，強化了人們的信念，大家更加相信政治完全是對真相的戰略性隱瞞，而伊拉克戰爭看上去很好地證實了這一點。特朗普或法拉奇可能會被認為偽造了某些事，但他們不會被認為（無論是對是錯）隱瞞了事情，這使他們獲得了一種技術官僚或專業政客無法獲得的信譽。
與此同時，更糟糕的是，事實證明，當選上代表的人被視為“內部騙子”時，其他以報道真相為己任的職業——記者、專家、官員——的信任度也會下降。確實，在那些完全放棄相信建制的民眾看來，所有這些“試圖兜售真相的人”之間的區別也無關緊要。正是這種廣泛的不信任才為右翼民粹主義創造了機會。根據年度愛德曼信任度調查的數據，2016年特朗普選民不信任媒體的可能性是克林頓選民的兩倍多，該數據還顯示，目前遭受最“極端信任損失”的四個國家是意大利、巴西、南非和美國。
調查民眾的態度是一回事，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另一回事。疏離和幻滅正在緩慢地蔓延，而且沒有一個清晰的源頭可循。毫無疑問，經濟停滯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是部分原因，但我們不應忽視日益嚴重的醜聞帶來的影響，它們使“自由精英”的誠實和客觀遭到貶損。
|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公信力危機
精英們的不當行為沒有“導致”英國脫歐，但事後看來，可以驚訝地發現我們對醜聞的堆積和它們對建制的公信力的影響並沒有多少關注。
2010年的英國年度社會態度調查中有一個並不樂觀的發現。民眾對於政客本來就相當低的信任度現在又出現了新的衰退，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客從來不說真話。但與此同時，人們對政治的興趣卻神秘地上升了。如果選民們對“政治家”失去了信任，那新加入的這部分人會轉向誰呢？其中一個答案顯然是英國獨立黨， 他們在那隨後的幾年中獲得了最大的選舉收穫，甚至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贏得了最多的席位。英國獨立黨的崛起最初似乎威脅到了保守黨，而這是卡梅倫決定就英國脫歐與否舉行全民公投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公投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和意外的）影響的因素之一，就是首次參與投票的選民人數，特別是投票脫歐的選民人數。
是什麼可能引發了2010年調查中顯示的那種憤怒的幻滅與強烈的興趣呢？這顯然可以追溯到最財政緊縮時期裡最艱難的日子之前。但有一件事顯然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削弱了人們對於政治家的信任：國會議員的“報銷門”醜聞，由於《每日電訊報》分次披露其中內幕，它在2009年5月持續發酵。
在經歷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災難——金融危機——之後不久，這場報銷醜聞的重要意義可能已經被遺忘。但它的影響是深遠的。
首先，它涉及了威斯敏斯特許多最高權力機構：下議院議長、內政大臣、社區和地方政府國務大臣以及財政部長都被迫辭職。
不僅如此，這種腐敗似乎平等地傳染到了所有的政黨，她證實了這樣一種感覺：政客們彼此之間的共同點（不論黨派）比他們與體面的普通人之間的共同點要更多。很多“精英”參與其中的問題都很複雜，關乎法律、法規和經濟分析。比如，我們都能看到金融危機的後果，但其確切的原因是有爭議的，很難徹底理解。但相比之下，每個人都明白報銷是什麼，也都知道說謊和誇大是最基礎的道德敗壞；即使是孩子也知道這是錯的。雖然這對幾百名誠實的議員和幾十名在規則“精神”上很難說清其行為是否有錯的議員來說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這種大範圍故意欺騙的感覺被深深地——這是可以理解的——確立了起來。
報銷醜聞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它為十年來的精英醜聞設定了一個模板——其中大部分都包含謊言、洩密和不誠實的否認。一年後，大量政府數據檔案再次洩露：2010年，維基解密發佈了數十萬份來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軍戰地報告。在《紐約時報》、《明鏡週刊》、《衛報》和《世界報》等報紙的協助下，這些“戰爭日記”披露了美軍行為的駭人聽聞的細節，並披露了五角大樓對他們並不知曉各種虐待行為的辯解是失實的。雖然一些政客對被曝光的內容表示了道德上的反感，但美國和英國政府仍舊指責維基解密對他們的軍隊造成了危害，洩密者切爾西·曼寧因間諜罪被監禁。
2012年魯珀特·默多克在前往萊韋森調查提供證據的途中
2011年，竊聽醜聞使新聞界自己站在了聚光燈下。據透露，《世界新聞報》和倫敦警察廳的上層人物早就意識到了電話竊聽行為廣泛存在，他們在敘述自己的知情範圍時撒了謊。受牽連的人包括總理的通訊主任、《世界新聞報》前編輯安迪·庫爾森，他隨後被迫辭職，其後被監禁。2011年年底，《世界新聞報》已經停刊，萊韋森調查正在進行，整個默多克帝國都在晃動。
2012年最大的醜聞完全是另一種狀況，涉及不知名字的人操縱一個少有人聽過的數字。這個數字就是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也叫做Libor，指銀行願意相互貸款的利率。在一個複雜的衍生品和高頻交易算法的時代，這個數字非常超越現實的方面在於，它是根據每家銀行每天公佈的估計數計算出來的，而且純粹是出於信任被認可的。有消息稱，少數幾家經紀公司為了私人利益（大約25萬名英國抵押貸款持有人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合謀改變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雖然可能很難完全理解，但一個行業以犯罪的方式通過犧牲公眾的利益來充實自己，聽起來也並不是個不可理喻的場景。 這場合謀的核心、巴克萊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戴蒙德於2012年7月辭職。
那一年接近年底時，媒體又陷入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這次是在英國廣播公司。2012年10月，英國獨立電視臺紀錄片《吉米·薩維爾的另一面》的播出帶來了恐慌。有多少人是知道他的性侵犯行為的，他們知道了多久？為什麼警方放棄了早先的調查？為什麼英國廣播公司新聞之夜放棄了他們原定於2011年薩維爾去世後不久播出的關於薩維爾的電影？警方迅速開展了“紫衫行動“以調查這項驚人的性虐待指控，而英國廣播公司則成立了獨立委員會以調查發生的問題。但認為英國廣播公司和警方在過去40年裡其實都並不想知道這些事情真相的感覺卻揮之不去。
不久之後，信譽危機就發生在了企業界。
2014年9月，一名舉報者透露，樂購將其半年利潤誇大了2.5億英鎊，使這一數字增加了約三分之一。這種規模的賬目篡改顯然與高級管理層相關。果然，該月就有四名高管被停職，兩年後又有三名高管被指控欺詐。一年後，有消息稱大眾汽車為了在測試中欺騙監管機構，系統地而且有意地改造了排放裝置，但隨後車輛卻造成了大量汙染。首席執行官馬丁•溫特科恩辭職。
“我們並沒有從維基解密中學到任何東西，我們並沒有真的認為它是真的，”哲學家斯拉沃吉耶克在2014年觀察到，“但是大致瞭解是一回事，獲取具體數據是另一回事。”所有這些醜聞的性質表明，有一種以洩露的檔案的形式出現的新的“事實”——重點在於它並不依賴於對記者或官員的二手報告的信任。這些被揭露的事件非常有力，也帶了很大的後果，因為它們似乎恰好直接證實了我們的恐懼和懷疑。即使沒有支持的證據，對“自由精英”的憤恨也會醞釀。當這些證據出現時，事態就會變得更加使人憤怒，即使那些數據——例如希拉里·克林頓的電子郵件——實際上並不令人震驚。
這絕不是過去十年所有醜聞的完整清單，這些醜聞也並不都具有同等的意義。但把他們整合起來觀察，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民粹主義者的猜疑是如何急劇增長起來的。不論我們是否繼續信任政治家、記者或官員，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用這種戲劇性的大幕拉開的方式去戳穿那些一直在撒謊或欺騙公眾的人。
另一種模式也開始出現。被揭露出了腐敗或自私面目的（這種面目就像政治一樣古老）不僅僅是孤立的個人，整個建制本身也開始顯得虛偽和可疑。
21世紀特有的醜聞是一種非常基礎且長久的道德敗壞（貪婪和不誠實）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揭露弊端、併產生更為戲劇性結果的曝光技術的結合。
也許所有這些曝光的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它們絕對是醜聞，而不僅僅是失敗：它們涉及蓄意欺詐或誤導。有幾起涉及長時間的隱瞞，以儘可能拖延發現真相的時間。
其中幾起醜聞以聲名顯赫之人的入獄告終。監禁滿足了一些公眾對“精英”為他們的不誠實付出代價的要求，但它並沒有修復受損的信任。相反，它還有承認了要求懲罰的呼聲的合理性的風險，在那之後，對懲罰的要求只會進一步擴大。“把她關起來”的呼聲持續在特朗普的集會上回蕩。
|媒體在公信力危機中的作用
除了是有意識的和故意的之外，這些醜聞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媒體所扮演的模稜兩可的角色。
一方面，媒體的聲譽在過去十年中遭受重創。 這是被民粹主義者和陰謀論者煽動的，他們指責“主流媒體”與專業政治領袖結盟，而現在他們也從社交媒體中獲益，並利用它來傳播這些信息。
也許報紙的道德權威從來都不高，但在有人披露記者竊聽被殺女學生米莉·道勒的電話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之後，新聞界的公眾地位到達了一個新的低點。在薩維爾事件曝光和“紫杉”行動之後不久，萊韋森的調查使人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媒體階層既擅長揭露他人，也同樣擅長隱瞞自己行為的真相。
另一方面，正是報紙和廣播公司使得這一切得以曝光。《衛報》曝光了竊聽醜聞的範圍，《電訊報》曝光了議員們的報銷問題，《獨立電視臺》曝光了吉米·薩維爾，而“戰爭日記”同時被全球多家報紙報道。
但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與記者和報紙所扮演的傳統的角色不同，他們對真相在社會中的地位有著非常不同的影響。數據和指控在秘密中積壓起來，直到最後有人告發。一份當局拒絕承認的檔案始終存在，直到前者再也無法承受這樣做的壓力。記者和告密者在移動閥門釋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那時起，真相的傾瀉就無法預測了。當這些洪流正在湧動的時候，沒有人能知道它們會擴散到什麼程度或者持續多久。
4月，託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在貝爾法斯特。
“大數據”時代也是“洩密”時代。在傳統的“惡行”可能推翻一位部長的時代，過去十年中幾起重要醜聞的規模之大超出了任何個人能承擔的程度。
2013年的愛德華·斯諾登洩密案、2015年的巴拿馬文件洩密案以及匯豐銀行的文件（披露有組織的逃稅行為）都涉及到上萬份甚至數百萬份文件的發佈。基於紙質文件的官僚機構從未面臨過如此規模的針對其合法性的威脅。
委員會和調查對理解如此多的數據做出的貢獻是不可忽略的，同樣，還有那些幫助揭露不端行為的報紙和告密者的誠信的力量。比如在國會議員的報銷醜聞中，一些報紙甚至邀請讀者來搜索這龐大的檔案寶藏，就像是使用人工的算法來篩選數據。很難想象如此多醜聞被揭露帶來的效果會是建立起對公開可見機構的信任。與之相反，人們發現“精英們”一直在阻止大量的犯罪數據被發現，這成了陰謀論的完美素材。在2010年的回憶錄《旅程》中，託尼·布萊爾坦言，為信息自由立法是他最大的後悔之一，這讓我們看到了權力中心是如何看待信息透明的。
維基解密公佈戰爭日記後，沒有任何權勢人物稱數據是不準確的（畢竟，這是數據，不是新聞報道）。 他們也沒有為被披露出來的內容提供任何道德上的理由。國防部只能提出最無力的爭辯——他們說，對每個人來說，不知道戰爭是如何進行都是更好的。確實很有可能，國會議員的開支醜聞並不能公正地代表下議院的情況，或者大眾的排放醜聞只是汽車行業內一次絕無僅有的騙局。但是醜聞並不是通過創造公正或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形象而起作用的；它們是通過揭露隱藏的真相和謊言而起作用的。當告密和洩密成為講真話的主要形式，記者、專家、專業人士、廣播公司等專業真相講述者的權威性就會受到質疑。
“非自由民主”一詞現在經常被拿來形容維克多·奧班統治下的匈牙利或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統治下的土耳其等國家。與自由民主相反，這種專制民粹主義模式表面上代表“人民”，實際上是在攻擊司法和媒體的獨立性。
英國脫歐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對“自由主義精英”的不信任引起的，但令人擔憂的是，它也加速了向“非自由主義”的轉向。現在有一種普遍的感覺，雖然是在直言不諱的留歐派中，認為英國廣播公司對待脫歐派和脫歐這件事本身採取的是寬容安撫的態度，他們害怕引發仇恨。更令人擔憂的是，開放民主“openDemocracy”網站在10月份發現，倫敦警察廳推遲了對脫歐派涉嫌違反選舉法的行為的調查，而據警察廳發言人所說，這是出於“政治敏感”。在我們當下節點面臨的風險在於，
重要的公共機構正在設法避免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應有的程序，以希望不要惹惱對手。英國並不是“非自由民主”，但我們的精英們的公信力仍然面對諸多疑問，而對民粹主義對手的寬容安撫只會使情況更糟糕。在政治光譜更極端的極右翼社會活動家斯蒂芬·亞克斯利·列儂，也稱湯米·羅賓遜，已經利用他的名人身份和社交媒體的影響力，使人們同時對司法部門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公信力產生了懷疑。亞克斯利·列儂將自己定位為一名自由鬥士，通過違反不得報道在審案件細節的法律，來揭露被指控圈養未成年女孩的穆斯林男性的“真相”。亞克斯利·列儂被判藐視法庭罪併入獄（他後來在上訴法院要求重審後獲釋，案件已移交司法部長處理），但對那些認為建制只不過是串通好的隱瞞、而普通人正被蓄意欺騙的人來說，這反而使得亞克斯利·列儂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目前的政治擔憂是，這種性質的懷疑——即認為真相正被“精英”集團蓄意掩蓋——不再是陰謀論者特有的想法，它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對於我們目前的危機，有太多的原因可以在這裡列舉，我們也無法把信任集體崩潰的責任分攤清楚——這既是媒體技術變革的體現，也是精英們道德敗壞的體現。
|如何恢復公信力
但現在正在成形的是社會理論家米歇爾·福柯所稱的新的“真理政權”——一種在社會中組織知識和信任的不同的方式。
17世紀專家和政府行政人員的出現為以獨特的自由主義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平臺，其基礎是假定知識將存在於公共記錄、報紙、政府檔案和期刊中。但一旦這些人和工具的真實性遭到質疑，就出現了新的政治人物和技術階層奪取信任的機會。
相信精英人士代表我們知曉、報告和判斷事情，這一設想出現於三個世紀前，但從長遠來看它可能無法存續的，至少以現有的形式中是不可行的。人們很容易沉溺於這樣一種幻想，認為我們可以扭轉破壞性的力量，或者用更大的事實武器將其擊退。但這忽略了信任性質發生變化的更根本的方式。
新興政權的主要特點是，真相被認為存在於隱藏的數據檔案中，而不是在公開的事實中。這被國會議員報銷醜聞和伊拉克戰爭日誌的曝光所證實——而更近期的“米兔運動”也證實了這一點，它是通過一系列突然而大量的事件的揭露而爆發的，並帶來了信任危機。真相在那裡，只是不在公共領域。在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和手機攝像的時代，我們可以認為所有的社會活動都在產生原始數據，並存在於外在的某處。真理就像地殼下面的熔岩，週期性地爆發成為火山。
那傳統的、相似的事實與數據的提供者還能承擔什麼樣的角色？在反射性地進行懷疑的時代，“報道”新聞意味著什麼？一段時間以來，報紙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報紙決定將自己重塑成原始數據的門戶，或是他人內容的管理者。但對公眾來說，當他們能夠以數字化的形式目睹事情本身的時候，為什麼他們還應該聽信記者說的話，這就不再是一件簡單能理解的事情了。這些問題也許有很好的答案，但答案還並不明確。
伴隨著這些趨勢出現了一種新型的英雄式的說真話者。
他們看起來足夠勇敢，能大聲駁斥其他當權機構——無論是政府機構、報紙、企業、政黨還是其他什麼機構。他們中有些是告密者，有些是政治領袖，還有一些更像是陰謀論者或挑釁者。問題在於，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英雄式的說真話者，因為我們都沉浸在不同的敘事中。切爾西·曼寧和奈傑爾·法拉奇這樣的人物之間沒有政治上的一致；他們的共同點只在於，他們願意違抗權勢、打破共識。
如果一個每個人都有自己認同的說真話者的世界危險地聽起來像是相對主義，那是因為它確實就是。但這種新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真理政權”的根源不僅在於民粹主義的興起或大數據時代。精英們大多沒有意識到，這場危機是關於信任，而不是關於事實——這可能就是為什麼他們沒有察覺到自己的公信力的迅速坍塌。
除非自由主義機構及其捍衛者願意承認他們已無法維持信任，否則過去十年的事件對他們來說仍將是晦澀難懂的。除非這些機構能夠重新發現最初自由主義衝動的某些方面——將不同的權力領域分開，把對知識的無私追求放在追求利潤之前——否則，目前的情況只會惡化，再多的事實也無法阻擋。權力和權威將成為逐漸衰落的自由主義國家和數字平臺的混合——而它只會被舉報、憤怒等偶爾的強烈抗議打斷。
翻譯文章：
William Davies, Why We Stopped Trusting Elites, The Guardian, Nov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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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nov/29/why-we-stopped-trusting-elites-the-new-populism
譯者介紹
王婧瀅，清華大學外文系2015級本科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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