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一個具有多重社會身份的文學創作者，他作為編輯、翻譯家、文學評論家、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其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較之普通人更為複雜，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理解及其小說創作較同時期其他一些作家表現出更多的複雜性，尤其是在表現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上。這在其巔峰之作《子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茅盾小說中的男性與女性
茅盾小說中的男性與女性，體現出其創作理性與情感的兩面性。茅盾早期作品，大多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小說中女性的塑造極其成功，富於魅力，而男性則處於陪襯地位，《幻滅》中的抱素是個欺騙者，《創造》中的君實則以一個思想落後者的形象出現，《追求》中的男性則是以病弱的、追求失敗的形象出現，《詩與散文》中男性在愛情中顯得懦弱無比。
至後期作品《子夜》中，茅盾選取了吳蓀甫這一男性形象作為中心，這與社會對於男性與女性的慣常印象或者說是定位暗合的，茅盾要在小說中表現更具社會性的一面，無意中以男性作為憑附的對象，吳蓀甫是一個社會中的人，延續了封建大家長的氣質又有自己的現實追求，既關心個人利益意識中又兼顧社會國家，這個形象帶有壓抑性與刻板性，但這更多的是責任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
此外，茅盾小說中的女性對於革命的態度多是新鮮感的嘗試，而男性人物中也沒有一個是堅定的革命信仰者，他們都是隨時局的變化而動，這是對現實的摹寫，也可反映出社會對性別的定位。同時，男性知識分子在精神覺醒的時期按照自己的幻想追求新的女性形象，但他們惘顧社會對女性的限制以及仍按傳統標準去評判女性，認為她們仍是不具備社會性的完整的人。
在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沒有描寫到她們的思想性，女性的社會性在其中表現很弱，在《子夜》中，重要的女性形象則大多以少奶奶，妹妹，女兒這樣的附庸身份出現，自我性減弱。若按照傳統的定位將男性與理智，女性與情感作為對立的概念，茅盾的創作經歷了一個由情感減弱到理智增強的變化。
二、知識分子與商業大亨
茅盾前期的作品多以青年知識分子為描寫對象，而後期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中則選取民族資本家，小工商業者，破產農民為描寫對象。這種轉變與茅盾文學觀的轉變是一致的，他在後期更加明顯地考查了階級問題。
純粹的知識分子更多地是個體化的象徵，與社會接觸面有限，不能代表社會性，只能顯示出個人的感覺與思想性的變化，無法準確地描繪出社會動向，而茅盾的政治認識需要在文藝中塑造無產階級的形象，出於他對無產階級群體的不瞭解，他轉而選擇自己熟悉的群體與領域，從批判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指出未來的道路是無產階級的。
因此《子夜》中的商業大亨及他們的活動，展示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資本家們處在整個世界環境之下，一方面受外界經濟壓迫，另一方面又剝削工人階級，這兩方面都是被動的結果，在資本家看來，應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唯一手段只能是削減工人工資，而經濟侵略更日常化的表現是國貨的競爭力很弱，這不僅有政治因素，還有經濟因素，因此小說的廣度和深度就明顯得加強了。
知識分子應對社會變化往往只採用積極或消極，熱情與頹廢的態度，展示出的是情緒化的精神狀態，而工商業者則趨於實幹，他們是行動中的人，無論成功失敗都需要去作為與實踐，這是二者很大的不同。因此前後期作品形象的轉型是成功的。
三、敘事與場景宏大
《子夜》的場景非常廣闊，描寫大家族，交易所，生意場和工廠。宏大的敘事場景更加接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各樣的人物活動在不同的空間之中並互相發生聯繫。《子夜》宏大的敘事框架與精細描寫成就了整個作品，複雜性已經遠遠超過了早期的作品。
人物由少而多，從個體轉向社會，並在其中扮演角色，人物從自身利益出發促成自己的行動，呈現出整個社會的網狀聯繫，而不是單線條的影響與被影響。
除去場景變得更為廣闊之外，人物的數量明顯增加，人物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角色數量的增多導致事件的處理需要更加細緻的安排，使得作品更注重對於人物關係的呈現，而非個人情感的糾葛。由此作者跳出了個人化的情感抒發式的寫作傾向，轉而進入到理性分析與考察的階段，視野也因此變得更加開闊。
早在1925年茅盾已經發表了《論無產階級藝術》一文，表明自己文學觀的變化，但他的新的文學觀卻沒能運用到1927年至1929年的早期創作中，而是遲至1931年創作《子夜》時才踐行了這種文學觀。
這大概與早期茅盾所受大革命衝擊而開始創作有關，也可能是參加左聯後為了踐行自己的政治觀而有意為之，茅盾迴歸了集體，不再處於群體之外，他既要獨立思考，又要符合政治需要，著實是困難的，就像一個人要做獨立的個體的願望與作為一個社會的人的複雜關係一般，茅盾需要更加理性的思維並選擇合適的實踐方式，思想的獨立性並不能代替行動的現實性。於是《子夜》成為他思想與行為的理性化的實踐。
《子夜》在社會表現力上是成功的，小說構建的社會關係具有洞見力，並且具有分析性。但作為小說，《子夜》的敘事給讀者的感覺是不太完整，並且原定的寫作計劃與成品有些差距，這或許因他創作期間生病、催稿等因素未能全力發揮有關，畢竟現實的寫作因素也是影響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因。
《子夜》的創作可見作為作家的茅盾與作為政治工作者的茅盾對藝術與現實的處理方式，即採用了不犧牲藝術性的理性化的創作傾向，並且以現實需要為先而非情感的衝動為創作動因。
《子夜》是一部考察出來的作品，雖然有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其磅礴的敘事可謂是五四時期最宏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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