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後代皇帝為了消除“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焦慮，都把打壓武將當成自己帝王生涯事業上的重中之重。而這種有意識的行為，直接導致了官場上文貴武賤、以文制武局面的形成。畢竟在皇帝心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官們大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嘴強王者”，他們總比那群武槍弄劍，手握重兵的武將好對付。我們今天就從大明五軍都督府的興衰來探討一下明朝官場這種格局形成的原因。
大權在握，朱元璋“背書”的五軍都督府前身大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雖然是大明的軍事單位，但創設於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當時的權力相對集中，直接被稱為“大都督府”，而朱元璋因為是大帥出身，最初命名的最高軍事單位是大元帥府，後沿襲宋朝的叫法改成了樞密院。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弱宋”的戰績太過“輝煌”，為了避諱又改成了大都督府，並賦予其節制中外諸軍事的權力，並讓自己最疼愛的侄子擔任大都督，至此大明的都督府軍事領導體制正式建立，最終成為大明法定最高軍事機構。而這個軍事機構之所以可以大權在握，是朱元璋為了將其直接納入自己直接掌握的中書省內，但這種軍政合一的畸形領導體制只是為了適應暫時的需求，是老謀深算的朱元璋的權宜之計，他清楚的知道這種軍事領導機制不適用於政權的長久穩定。但是為了戰爭的勝利，必須給予武將們崇高的地位，好利用他們建功立業，並且便於管理和控制。
慘招“車裂”，一分為五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天下已經大定，朱元璋為了維護自己的皇權專制，直接廢除了可以掣肘皇帝的丞相制度。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軍權的過分集中，朱元璋以“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為由將統一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改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衛所。而且每一個都督府各設左、右都督一名來防止一府之內，一人獨大的局面。並且又規定五軍都督府對軍隊沒有調遣權力，軍隊的調遣由皇帝直接掌管。如果遇到戰爭，由皇帝臨時委派專人擔任總兵官，統帥衛所部隊出征，戰爭結束後，總兵需要立刻歸還將印，所率軍隊歸還衛所。所以說，這個時候的都督府不僅沒法形成軍事上的獨斷專行，還淪為了軍隊的後勤服務機構。但即使如此，立國之初的五軍都督府也還不是誰都能捏的軟柿子，他們之中的重要領導人都是和朱元璋一起同生共死的功勳武略，法理上權力還是很大的，雖然有了種種限制和閹割，但各都督不僅能夠管理所轄衛所的訓練與生產，還能進入中樞參與軍事決策。就連當時管理軍事的文官單位兵部都無權過問五軍都督府的內部事務。
“熊孩子”的一次任性，讓五軍都督府淪為文官俯首帖耳的下屬
正統十四年（1449）年，志大才疏的“熊孩子”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效仿先祖御駕親征蒙古也先，結果翻車在土木堡，淪為俘虜。隨駕親征的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等一大批重要的公侯都督也在土木之變中為國犧牲。皇帝任性的行為，讓大批重要軍職人員損失殆盡，更嚴重的是直接影響了今後大明的政治格局。武將的成建制的喪生，使得五軍都督府名存實亡，無法再承擔也先攻打京師防禦戰的領導者，從而直接導致以于謙為主的兵部成為軍事主導，地位火箭式上升，總督軍務、掌握軍戎、總兵之權等之前五軍都督府的的軍隊管理權和指揮權均被兵部鳩佔鵲巢，文官集團順坡打滾，加快了奪權軍事的腳步。文官集團這一步趁虛而入直接影響了之後五軍都督府、兵部二者之間軍權發展的關係。同時，這也加快了永樂以後軍事貴族集團的衰落，文官集團開始主導大明官場，武將開始淪為官場的邊緣人物。
這一趨勢發展到了明朝末年，五軍都督府甚至被人視若無睹，就連都司衛所任命官員都選擇性省略呈送五軍都督府的步驟，這使得五軍都督府徹底喪失了武將官員的任命選拔權。同樣的，對於軍隊的操練和軍事情報，這時的五軍都督府也沒有能力進行干預，這些事務直接由各地的巡撫、總兵以及他們的下級官員負責，五軍都督府各領導由最初的中樞軍事領導徹底淪為無所事事的光桿司令。而且作為軍事集團代表權力和地位的下降，也導致了武將們沒有了強有力的“靠山”，只能淪為文官集團的附庸。一個明顯的大明官場“怪像”就是武將見了同級別的文官都要下跪行禮，就連聞名天下的抗倭英雄戚繼光都要巴結當時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態度謙卑的讓人難以置信。
明朝以文制武的官場格局的形成過程就是一部五軍都督府的衰敗史，這種官場模式對於皇權專制有一定的加強性，畢竟文官集團為主導的兵部對皇權夠不成威脅，這也是正統之後，明朝歷代皇帝樂享其成、刻意打壓的後果。當然，明朝最終的滅亡也少不了文官集團對前線指揮干預過多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大明對武將的區別對待，導致了大批武將臨陣倒戈，淪為“漢奸”，讓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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