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后代皇帝为了消除“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焦虑，都把打压武将当成自己帝王生涯事业上的重中之重。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官场上文贵武贱、以文制武局面的形成。毕竟在皇帝心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官们大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嘴强王者”，他们总比那群武枪弄剑，手握重兵的武将好对付。我们今天就从大明五军都督府的兴衰来探讨一下明朝官场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
大权在握，朱元璋“背书”的五军都督府前身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虽然是大明的军事单位，但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当时的权力相对集中，直接被称为“大都督府”，而朱元璋因为是大帅出身，最初命名的最高军事单位是大元帅府，后沿袭宋朝的叫法改成了枢密院。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弱宋”的战绩太过“辉煌”，为了避讳又改成了大都督府，并赋予其节制中外诸军事的权力，并让自己最疼爱的侄子担任大都督，至此大明的都督府军事领导体制正式建立，最终成为大明法定最高军事机构。而这个军事机构之所以可以大权在握，是朱元璋为了将其直接纳入自己直接掌握的中书省内，但这种军政合一的畸形领导体制只是为了适应暂时的需求，是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的权宜之计，他清楚的知道这种军事领导机制不适用于政权的长久稳定。但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必须给予武将们崇高的地位，好利用他们建功立业，并且便于管理和控制。
惨招“车裂”，一分为五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天下已经大定，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专制，直接废除了可以掣肘皇帝的丞相制度。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军权的过分集中，朱元璋以“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为由将统一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而且每一个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一名来防止一府之内，一人独大的局面。并且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没有调遣权力，军队的调遣由皇帝直接掌管。如果遇到战争，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帅卫所部队出征，战争结束后，总兵需要立刻归还将印，所率军队归还卫所。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都督府不仅没法形成军事上的独断专行，还沦为了军队的后勤服务机构。但即使如此，立国之初的五军都督府也还不是谁都能捏的软柿子，他们之中的重要领导人都是和朱元璋一起同生共死的功勋武略，法理上权力还是很大的，虽然有了种种限制和阉割，但各都督不仅能够管理所辖卫所的训练与生产，还能进入中枢参与军事决策。就连当时管理军事的文官单位兵部都无权过问五军都督府的内部事务。
“熊孩子”的一次任性，让五军都督府沦为文官俯首帖耳的下属
正统十四年（1449）年，志大才疏的“熊孩子”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效仿先祖御驾亲征蒙古也先，结果翻车在土木堡，沦为俘虏。随驾亲征的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等一大批重要的公侯都督也在土木之变中为国牺牲。皇帝任性的行为，让大批重要军职人员损失殆尽，更严重的是直接影响了今后大明的政治格局。武将的成建制的丧生，使得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无法再承担也先攻打京师防御战的领导者，从而直接导致以于谦为主的兵部成为军事主导，地位火箭式上升，总督军务、掌握军戎、总兵之权等之前五军都督府的的军队管理权和指挥权均被兵部鸠占鹊巢，文官集团顺坡打滚，加快了夺权军事的脚步。文官集团这一步趁虚而入直接影响了之后五军都督府、兵部二者之间军权发展的关系。同时，这也加快了永乐以后军事贵族集团的衰落，文官集团开始主导大明官场，武将开始沦为官场的边缘人物。
这一趋势发展到了明朝末年，五军都督府甚至被人视若无睹，就连都司卫所任命官员都选择性省略呈送五军都督府的步骤，这使得五军都督府彻底丧失了武将官员的任命选拔权。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操练和军事情报，这时的五军都督府也没有能力进行干预，这些事务直接由各地的巡抚、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官员负责，五军都督府各领导由最初的中枢军事领导彻底沦为无所事事的光杆司令。而且作为军事集团代表权力和地位的下降，也导致了武将们没有了强有力的“靠山”，只能沦为文官集团的附庸。一个明显的大明官场“怪像”就是武将见了同级别的文官都要下跪行礼，就连闻名天下的抗倭英雄戚继光都要巴结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态度谦卑的让人难以置信。
明朝以文制武的官场格局的形成过程就是一部五军都督府的衰败史，这种官场模式对于皇权专制有一定的加强性，毕竟文官集团为主导的兵部对皇权够不成威胁，这也是正统之后，明朝历代皇帝乐享其成、刻意打压的后果。当然，明朝最终的灭亡也少不了文官集团对前线指挥干预过多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大明对武将的区别对待，导致了大批武将临阵倒戈，沦为“汉奸”，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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