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胡锡进在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欧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社会承受力为什么还挺强？》
文中胡锡进表示：
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于是给他的感觉是：
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
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
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
于是他问到：
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他当然不认为美国公众真的“好耍”，而是看到了一个现象：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但是他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
这样的归因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里里外外透着猥琐。因为——
这是用一种看似原因的现象，来解释另一个现象。
“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什么是“中国社会”？还不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个中国人，即使按照胡锡进原文理解，发出那些批评声音和意见的也是一个个一个个实在的人。
中国人是承受能力弱吗？
中国人可以在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隔离在家，忍受着失业、倒闭、破产，忍受着在家带娃上课；
中国人可以一声令下奔赴抗疫第一线，无数白衣卫士冒着生命危险并承受着巨大辛苦压力，把在西方国家直接放弃的老人都抢救回来。
你跟我说中国人承受能力弱？
好吧，退一步说，也许胡锡进对“承受能力”的定义仅仅限于“意见、声音、不满、情绪”。仅从这个限定看，似乎是有胡锡进所说“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的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是中国人天生孱弱玻璃心吗？是中国人意志不坚精神虚弱吗？
众所周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是所谓“小政府”，或者说叫“有限责任政府”，也就是政府管理民众的范围小、深度低，权力范围窄；相应的，政府对民众要负的责任当然就少，毕竟责权对等嘛，民众也就习惯了不指望政府能做多少事，很多事都是民众自己扛。
而中国是“大政府”，或者说叫“无限责任政府”。政府管理民众范围（相对）大、深度（相对）高，权力范围（相对）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民众要承担的责任当然就多，如果没有承担好，民众当然就会有意见、不满意、要发声。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是“你别管我，我自己负责自己”；而中国是“你管了我，你就要负责”。
在这种差异之下，西方民众看政府应对疫情，当然没有像中国人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那样要求，权利都不一样，责任当然不一样，进而要求和表现也自然不一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就像现代企业只管员工上班本身，不管员工生活，员工当然不会要求企业给自己分配一个对象；但是在上世纪7、80年代，企业安排对象非常正常，甚至很多企业从生到死都给你安排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习惯抱怨、发出意见、对政府有些做法不满意，本质上是政府管得多、做得多、要负责任的事多。
做得多了，当然容易出错，当然容易进一步招致抱怨和批评。
——这才是胡锡进口中“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都知道的东西，胡锡进能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猜测他是想用“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这个表象，用来作为“国人批评太多、不满太多”的原因——
你们不满和批评太多了。看看人家西方民众，皮糙肉厚心也大，他们政府做成那样都坦然面对，我们国家政府做那么好，你们没必要咋咋呼呼的玻璃心嘛！
既然管了民众，当然要为民众负责。管好了民众会赞扬，管不好民众当然会批评，这是责权对等的自然体现。
现在把板子打在“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上，胡锡进未免就有点既想当又想立的味道了。
况且，中国社会（或者中国民众）并不是只有批评和不满，只有怨气和发泄，更多的声音是对政府有力抗疫的肯定和赞扬——
不少国外华人用脚投票奔赴回国，甚至不少人在被一些人嘲讽的情况下还表达了“此生无愧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国家”的态度，胡锡进看不见听不见吗？
如果像西方民众那样，政府没怎么管我，我好了是我自己牛逼，我不好是自己没本事认栽，那怎么可能会赞扬政府？
有的人，享受着政府管理带来的各种便利和福利，同时又骂政府管得太宽不自由，这种人当然很猥琐；但是像胡锡进这样，要管着你，管不好抱怨一下又不行，其实也很猥琐。
有的人喜欢被管，有的人不喜欢被管，这都是个人偏好和价值观，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不被管，当然就要自己负责，不能赖给别人；管理别人当然就要对别人负好责，不能赖给被管理的人。
。
这个道理胡锡进会不懂吗？所以我只能说：
胡老师，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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