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公务员来头不小，他的父亲是鼎鼎有名的王老师，王羲之先生。他的家族来头更大，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士族，晋代四大盛门之首。
我们的主人公王徽之同志这一年被桓冲看中，在桓冲下面做事，在负责骑兵马匹的部门做一个参军。
桓冲知道这位爷一向放浪惯了，根本就无心做事。但桓冲爱才，王徽之有才气也是士族名流。
有一天桓冲想起来这位王同志，就去逗一下他。桓冲问王徽之：“这位同志，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王徽之有点懵，想了想说：“我看见下属们牵着马晃来晃去，那我应该是在管马的部门？”
桓冲又问：“你管马，那我问你，你负责管多少马匹？”
王徽之回答：“我连自己在什么部门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管理多少马匹？”
桓冲继续逗他：“最近马匹生病死了多少？”
王徽之不耐烦：“我连活的有多少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了多少。”
做为领导的桓冲只有苦笑，拿王徽之实在是没办法。
南北朝的风流名士大都是这个德性。
当时的名士风度，崇尚的是隐逸清高，出去做个公务员会被看不起。出门做官，也大都是为了家族的整体利益，于自己内心往往抵触。
魏晋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择公务员要考察德、才、家世三项的。但逐渐演变成家世这一项的分量越来越重，到后来简直就是家世一项说了算。
公务员会不会做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身如何，家族有多大的背景。
于是士族自然就成为公务员的主要遴选对象。如果能请到个名士到衙门里，那绝对是有大大的面子。
那么名士是些什么人呢？
这的确有些难做定论。
首先要有家族背景，所谓名门望族的子弟，自然可以靠着家族名声获取些江湖地位。还要有才气，正常吟诗作赋，吹个箫抚个琴什么的，该装的时候一定要装。
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要狂浪！惊世骇俗那是最好，最能体现名士风度。
东晋时期的王恭曾经说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恭自己就“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
有钱有闲，做事情只要吩咐下去，嘴巴上的功夫要了得，但却并不会认为自己生活无忧。
恰恰这些名士大都认为自己活得很难。难在居然要生活在这样一个污浊的社会。
他们面对这个污浊社会的方法，采取的动作就是遁世。他们从娘胎中便处在体制中，却不屑于在体制中苟活。
可笑的是，国家体制却只需要从这些士族名流中选择公务员。那个纠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可见。
文章开篇的王徽之同志，就是这个畸形社会的宠儿之一。他狂浪自然有狂浪的基础，琅琊王氏家族就是他的底气。
王徽之在兄弟七人中排行第五，他的老爸就是王羲之。
事实证明，老子就是老子。
在对于处理和上级领导的关系上，老爸王羲之做了很重要的楷模式的示范。
王羲之到会稽郡做官，那时会稽郡的衙门就在今天的绍兴地区。王羲之所以去会稽内史，是因为他的前任王述丁忧，就是家里直系长辈去世，做官的要暂时离任守孝。
按理说王羲之到任上，要和前任套个近乎，也是礼数，更何况前任家里长辈去世，要去吊唁。王羲之去了一次，但于情理，这种事情去一次往往不够。
于是王述以为王羲之会经常来，就让家人一直准备着。结果等了一年都没再见着王羲之。心里就有些怨意，感觉受到了王羲之的轻视。
王羲之当然也不会在乎，名士嘛，不按理出牌才是道理。
结果王述丁忧结束后，做了扬州刺史，正好是王羲之的上级。于是就总找点麻烦给王羲之，让王羲之很不爽。
但王羲之哪里是做缩头乌龟的人，他要做一件事情，来摆脱王述的管理。
他上书朝廷，要朝廷将会稽从扬州管辖中分出去，分到越州去。只要是王述管我，我就不干。
事情传出去，天下名士们都乐了，说这家伙真以为朝廷是小孩子过家家呢。
王羲之本人就是个率性风流之人，但并不妨碍他时不时装个正经。
当时社会尚清谈。清谈就是名士聚集在一起，大家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嘘枯吹生。反正就是些有的没的拿出来大家辩论评判。
王羲之本人也是清谈高手，但他对这种清谈之风也有意见，觉得清谈误国。
他对他的好朋友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时还处在放浪阶段的名士谢安知道王羲之的本性，笑着啐他一口，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至患邪？”
秦朝倒是没有清谈之风，用的都是干实事的人，结果很快就完蛋了，误国这事情能算在清谈头上吗？咱们还是继续浪下去吧。
可想而知，当时的名士风度是一浪还比一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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