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的发轫，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殖民浪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500年。
从那时起，由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开始提升。此外，西欧一大批主权国家崛起，又带来了国家经济竞争的浪潮。于是，经济发展的实践提炼和国家竞争的需要，同时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从15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的知识精英不断对经济问题提出见解，并形成理论，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在主权国家面临白热化竞争，或各国都出现共同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有新的理论涌现，它们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500年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之后发达经济体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带来了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同样，它也再次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采购需求”。然而，无论采用或发明什么新学说，它都始终逃不过一个范畴：国家与市场的博弈。
重商主义
在过去的500年，经济思想领域涌现出大大小小几十个流派，但如果拉长历史，
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派别有三个：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今天各国的经济实践，都没有脱离它们的范畴。一直以来，有人并不把重商主义算作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正统起源是亚当·斯密（1723-1790）的古典主义，而重商主义是前现代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来自东方集权国家关于富国强兵的权术。
所谓重商，首先是相对于过去的重农而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去的人类社会，出现过两种让国家富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是重农主义，二是重商主义。
《国富论》的写作时间是18世纪的下半叶，亚当·斯密将重商主义看成过去两三百年（15-17世纪）人类最主要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对有着“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重农主义很好理解，东西方的重农主义区别都不大。但重商主义则不一样，本质上，它兼具东方皇帝集权和西方契约主义的双重性。
在15世纪，也就是中国明朝前半段的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开始发轫，除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个日耳曼城邦国家之外，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都已经成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特别在新大陆发现之后，随着贸易的扩大，美洲金银的开采，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竞争开始了。
在各国的内部，由于封建传统的存在，国王和贵族的博弈一直都在持续。国王为了扩大权力，必须用发展经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国王必须有强大的税收，来建立隶属于自己而不是贵族的国家军队。于是，
以贸易竞争来积累财富，成为了首选手段。国王所依托的力量，不是旧的田园贵族，而是新兴的商人阶层。国王向商人阶层出售特许经营的牌照，商人则通过缴纳特许经营费和税收，来支持国王。当然，他们自己也赚得钵满盆盈。
比如，荷兰和英国差不多同时在17世纪初（中国明朝后期）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给予它们在印度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特许权，两家公司的股本都以新兴商人的出资为主。
伦敦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东印度大楼
在重商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经济活动中，特许商人和国王两者可以说是“各司其责”。
商人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手工业，不断扩大出口，赚回金银。美洲金矿被发现之后，西欧各国展开了全球范围的金银争夺战——不是靠战争，而是靠贸易。
金银在这个时代被看成是唯一的硬通货，是真正的财富，国家强大的核心标准即是谁拥有的黄金最多。
而国王的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陆地和海洋保卫商人们的利益；二是设置关税，将本国市场留给自己人；第三是整合国内的要素市场，降低内部成本，支持特许商人对外打贸易战。
前两个任务很好理解，但第三个则比较特殊，它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比如，取消内部“关税”，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其实也打击分疆裂土，收取“过路费”的贵族。此外，把依附于田园贵族的农民解放出来，充实到劳动力市场，也意味着旧贵族的逐渐瓦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的西欧国家甚至还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那些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亨利八世在任期间，英国绞死了7000多个职业小偷。亨利八世还颁布法律，那些身强力壮却不劳动的流浪汉，初次被发现将被割掉耳朵，再犯将被处死。
为什么以大宪章而闻名的英国，在那个时代还会颁布这些反人权的法律？道理很简单，国王希望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低工资，有利于特许经营的商业贵族。重商主义的精髓，从中足以窥豹一斑。
自由市场
在经济学思想流变的长河之中，重商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重商主义，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
在国际范围内看，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之下，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展开了席卷全球的大规模“商战”，构建起了全球化世界最初的轮廓，也为工业革命打下了物质和制度基础——航海技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前蒸汽机时代”的巅峰，而特许经营之下，股份制被发明用来分散风险，公司作为现代经济组织开始崛起。
在各国内部，重商主义的进步意义也是明显的。如果说火药和热兵器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军事优势，那么在重商主义之下，国王、国家和特许商人的联合，则摧毁了旧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借助于贸易积累的财富，国王和国家的财政不断充实，其权力也不断扩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
同样，新兴商人地位也不断提高，教会对商业活动的压制成为了历史，商人成为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时，新兴商人也开始通过各种特许契约制约着国王。于是，
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开始形成，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社会条件。然而，重商主义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有三个缺陷。
首先，它对财富的定义出现了严重偏差。重商主义将金银看作财富的主要形式，出口商品的目的即是为国家积累金银储备。
造成这种“偏执”的原因，除了金银本身的贵金属属性之外，还在于当时的人类还没有进入信用货币时代（银行体系创造信用），人们只相信贵金属。
等到美洲金矿开始大规模开采，贵金属产量暴增。于是，它们大量流入重商主义实践最成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其结果是导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损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相反，在金银主产区南美洲缺乏影响力的英国，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重商主义者没有看到分工的好处。重商主义者推崇关税，而且推崇一条龙式的最终产品出口。
比如，英国曾一度禁止绵羊出口，即便绵羊生产的羊毛可能回到英国的纺织工厂，织成纺织品再从英国出口。因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产业链内部贸易也会造成国家的财富损失。国家财富最大化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全产业链一条龙通吃。
重商主义的第三个缺陷是它有走向集权主义的风险。国王财力的增长，也同时带来了权力的扩大，对国内要素市场的整合，也削弱了可能制约国王的城邦和贵族。
重商主义的三个缺陷，最终是通过古典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兴起来解决的。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是亚当·斯密，他系统性地回应了重商主义的三个缺陷，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近代手工工厂雇员
斯密认为，财富的存在形式不是金银，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产品和服务，金银的数量终归有限，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是无限的；分工是提高人类财富创造能力的最好办法，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禀赋优势（斯密提出的是绝对优势），所以要降低关税，通过分工来发展国际贸易；人类必须用“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国王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的效率最高，福利的损失也最小。
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论述，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从18世纪到今天，古典主义的观点指导着人类300年的经济实践。至今，他们依然是市场经济国家关于经济问题最大的“政治正确”与不容动摇的核心价值观。
凯恩斯崛起
在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之间，还有璨若星河的经济学家群体，比如在斯密绝对优势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的大卫·李嘉图，提出“生育陷阱”而广为人知的马尔萨斯以及引领了边际革命的马歇尔等。凯恩斯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学生。
“凯恩斯主义”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创造性地解释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论。
在过去，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所以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达到一种自然的平衡。即使短暂出现不平衡，也会最终归结于平衡，这被称为萨伊定律。
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从人类历史的某种哲学视角来看，萨伊定律是一种真理，有着“天下之事，分久必合”的必然性。可是，经济危机对历史来说，的确是一种“短暂的不平衡”，但对一个个体来说则是人生的灾难和职业生涯的毁灭。
所以，凯恩斯说出了那句有名的话“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他在嘲笑，自由主义者对经济危机的放任自流和束手无策，将带来灾难。
凯恩斯首先找到了危机的根源，他创造性地引入了心理因素。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和投资。
消费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但根据普通人的心理规律，MPC一般是小于1的，因此社会总会存在消费不足。
而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资本持有者的预期收益，而预期收益受到资本的边际效率影响，而后者必然是递减的，所以预期收益最终也会递减，并等于利率，达到这个临界点是一种必然。预期收益等于利率意味着投资无钱可赚，之后，资本持有者将不再投资。
针对以上症结，凯恩斯找到了方法论：国家要适时推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支出会带来强大的乘数效应，拉动消费和投资 。而货币政策则降低了利率，拉长了资本持有者预期收益等于利率这个临界点到来的时间，这将刺激私人投资。
实际上，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采用的都是凯恩斯的那一套。4月份，美国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现金发放，便是拉动消费。而美联储的QE（量化宽松）既是为了稳定资产价格，也是希望增加货币供应，拉低长期利率，刺激私人投资。
凯恩斯是亚当·斯密之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家，他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论博大精深，以上的推演只是窥豹一斑。但今天，凯恩斯却被很多国家的治理者有意无意地曲解。
举个例子来说，财政政策是有硬性约束的，过高的赤字将带来民众和议会对政府的问责，而货币政策的约束相对较弱，可能导致政府借机对普通国民收取“通胀税”。所以，凯恩斯曾强调，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而货币政策只是辅助手段。
描绘“镀金时代”的漫画
但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为辅。发钞国用货币政策向其他国家收取“铸币税”，而其他国家则用货币政策向国民收取“通胀税”，他们都是“伪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只提倡过温和通胀，因为他担心通缩带来的物价水平下滑，将摧毁厂商所剩无几的生产欲望。
伟大的经济学说是人类的智慧之光，但过去的理论不免被后人故意曲解和利用，就像中国的儒家学说会被帝王们肢解一样。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衰退风险，但另一种风险也在浮出水面：重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借助于“伪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扩权，以及以货币政策为手段的成本转嫁。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排版 | 阿丽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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