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人们到哪里亲近自然？谈谈我国公园的出现和发展历程

无论中外，公园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它面向普通民众开放，在喧嚣的都市中提供休憩、娱乐、休闲、亲近大自然乃至防火、避难的空间，还具有改善城市局部生态环境的作用，但具备这种功能的公园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在我国，面向民众的公园之出现和兴建，是在100多年前随着列强来华、

作为外来文化逐渐传入我国的。

从私家园林到公共园林

公园，顾名思义，是“公共园林”的意思。在我国古代，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等可供普通人自由进出的公共园林，数量不多。数量较多的是私家园林，其开放性不强，但因所有者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精心修建，往往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

按所有者划分，私家园林共有三种类型：皇家园林，人们较为熟悉的有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能够集中全国的能工巧匠，采用移天缩地、架构山水的手法，营造景观；其次是属于王公、贵族、地主、士大夫等私人所有的园林，比较著名的有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园林，南京、无锡、扬州、顺德等地的园林也十分有名。此外还有属于道观、坛庙的寺院园林，点缀在山水等自然风光中间，规模较小。

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公园”这一场所，兴起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18 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业急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展、人口迅速增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们从事工业生产、服务业，越来越远离自然环境。因而，市政部门开始把若干私人或专用的园林绿地划作公共使用，称为公共花园和公园。1843 年，英国利物浦修建了公众可免费使用的伯肯海德公园，标志着第一个城市公园正式诞生。之后，美国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风景园林师奥姆斯特德规划设计了美国纽约中央公园。

与英国出现公园的时间相差不多，在中国，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西方列强先后通过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攫取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19世纪下半叶，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大城市中的租界也相继建立。为了营造舒适、与故土相似的生活环境，西方里列强开始了在中国建造公园的进程。

从“公家花园”到“公园”

近代中国，许多东部沿海城市如天津、上海、广州、宁波、南京被迫开埠。列强先后在城市中建立起租界，公园也随之诞生。例如1866 年，英租界工部局在黄浦江与苏州河汇合处的一块涨滩开始建设公园，1868年建成之后被称为“外滩公园”（当时的英文名为Public Garden，现名“黄浦公园”）、对洋人开放，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所公园，当时被称为为“公花园”或“公家花园”（park），与中国传统的“私花园”相对。

然而，这座公园的开放性仅对列强体现。它的门口挂着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对中国人民明目张胆的侮辱。1928年7月1日才对华人开放。随后，随着外国人在上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租界当局又陆续在上海建立了多处公园，如公共租界的虹口公园（Hongkew Park，1905年建立，今鲁迅公园）、极斯非尔公园（Jessfield Park，1905年建立，今中山公园），及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Koukaza Park，1909年建立，现复兴公园）等等。

在天津，则有英租界的维多利亚花园（Victoria Garden，1887年建成，今解放北园）、1895年建成的的德国花园（今解放南园）、1901年建成的俄国花园（今河东花园），均分布在各国租界中。和中国最早出现的公共体育场一样，这些花园都是供外国殖民者和所谓“高等华人”打网球、棒球、高尔夫球等活动和散步、休憩游乐的场所，也是他们表达文化优越感的场所。

19世纪下半叶，“公家花园”的名称一直沿用。20世纪初，其名称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正式定名为“公园”。这个过程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关。事实上，中国古代有“公园”一词，如《魏书·任城王传》记载，任城王曾经“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意思就是奏请减少官家的园林，以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耕种。这种公园仍然是私家园林，与近代史上出现的西方“公家花园”不同。

日本在幕末、明治维新时期，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世界进行了广泛而亲密的接触，也将许多西方词汇翻译成以汉字为表达形式的汉文词语，他们或将汉字重新组合造词（如电话），或将新的含义赋予给古汉语中已有的词语，使之表达现代概念（如共和）。

“公园”一词的正式定名就属于后者。当时，日本的海外使节团、留学生、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公园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古汉语“公园”被日本人用来借译近代西方术语“公园”（park）。20世纪初，中国人对park渐渐熟知、赴日留学生逐年增加，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更因为两国均用汉字，现代意义上的表示“park”的“公园”就此传入中国，正式代替了“公家花园”的称呼。1903年，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已有这样的报道“东京有最著名之二大公园（中国称之为公家花园），一在清草，一在上野。”

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公园

受到租界公园启发，19世纪下半叶，上海开风气之先，张园、愚园、徐园、申园、西园——这类私人园林相继对公众开放。既是公共园林，也属于收费的娱乐场所，提供游乐、餐饮、体育运动等设施，为有经济能力的中上层人士提供休闲娱乐。如1885年开放的张园中，既有传统假山、亭台楼阁，也有电气屋、照相室、网球场、西式餐厅，成为当时各界人士游乐和举行多种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

1902年，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推行者袁世凯认识到公园的先进性和在城市中的必要性，因而推动公园的建设。当时，他主张在滨海巨埠——天津修建一座公园，特别以日本的日比谷公园、浅草公园为范本。袁世凯指出：“浅草公园中有水族馆、动物院等，大抵皆足以增长智识，阵发精神，非漫为俗尘之游可比”，认为天津公园虽然是初办，但也应该了解国外的公园建设理念，

增设景点、布置设施。后来，周学熙受袁世凯指派，先后在天津建设了“劝业会场”和“种植园”，即今天天津的“中山公园”和“北宁公园”。

随着人们对公园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不止开埠城市，内陆城市、各地中心城市也逐渐出现公园。如酒泉公园全面建成于1877年，1880年正式开放；1904年，济南商埠公园开始修建；1906 年北京农事试验场附设的“万牲园”逐步开放（即今日北京动物园）、无锡公花园开放；1907年天津公园建成。在广西柳州，1905年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柳州知府杨道霖倡议效仿日本公园修建自己的园林，1909年建成并正式命名为柳侯公园；成都的少城公园于1911年建成开放。

这些公园，在开明官员、士绅和商人的推动下逐一建成，还制定园规，开放给普通民众参观游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园林的转型。

结语

回顾历史，中国的公园是伴随着民族悲痛和耻辱出现的。但随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自己的公园也逐渐建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地方政府、进步绅商、开明知识分子为主力，开始了城市公园的初期规划与建设。这些城市公园并非全部用于休闲、游乐，事实上更寄托着推动者学习先进城市建设经验的初衷，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天津的劝业会场，顾名思义寄托着建设者实业救国的思想。其修建的初衷，则是用于展览工业制品、劝进国人兴办实业、振兴国家。上海私人园林的开放，更彰显了一个消费文化盛行、商业氛围浓厚的近代东方国际都市的景象。北京的农事试验场及附属设施，还设有小型的动物园，供人们观赏，则是皇家园林逐步开放的标志。杭州的3个城市公园还承担着教育的职能，如西湖孤山旁有秋瑾墓、浙江先烈祠、阵亡将士墓，中山公园有中山纪念亭。

中国的公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如今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丰富多彩，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