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年份，之所以人们这么规定，是因为那一年发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鸦片战争"。清朝末年，因为政府闭关锁国的对外态度，外国列强在对华贸易中难以占到优势。英国人用坚船利炮砸开了清王朝紧闭的国门后，清朝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了列强们瓜分的对象。
为了挽救危亡，不少仁人志士四处奔走，其中就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
在推崇西方理念的康、梁二人游说下，光绪皇帝同意实施变法，而这便是著名的"戊戌变法"。可惜的是，变法仅仅持续了百日便因慈禧太后的阻挠而宣告失败，事发后，康、梁两个发起者逃亡，其追随者中的六位却惨遭清廷的杀害，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为表警戒，慈禧太后将他们斩首于闹市，而此时可悲的一幕出现了——围观他们被杀的群众欢呼雀跃，把英雄的惨死当作消遣。
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何民众会是那样的态度，对此，鲁迅先生仅用一句话就点破了原因。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结束。消息传回京城，康有为、梁启超顺势组织当年参加科举的一千三百余位举人联名上书，向光绪帝呼吁拒绝和谈、实施变法、引进西学、锻炼新兵等主张。不过，这次上书因为守旧派的阻碍而没能被呈到皇帝的面前。
上书失败并没有浇灭康、梁二人变法的热情，他们积极宣传、创办报刊学会，扩张维新派的规模，营造变法图强的舆论。终于，公车上书两年后的冬天，随着德军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发生，民众变法热情达到顶峰，康有为趁机上书，这次，他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在康有为等人的主持下，变法正式开始。
因为当时清王朝已经是危在旦夕，维新派们便将所有被认为需要提出的新法一股脑发布了出去，在变法进行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帝先后发布百余条诏令，可见其内心之急切。不过，维新派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招来了守旧派的反对，这些老臣上书慈禧，而杀伐果断的慈禧一番准备后直接囚禁了皇帝，并下令抓捕维新派。
九月二十八日，维新派六位主要成员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押送到菜市口处斩。原本，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走甚至前往国外的，但他却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的死能够唤醒民众支持变法的心。
可惜的是，被处斩当天，围观的百姓大多只是图一乐，把谭嗣同等人的就义当作是一处表演。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无疑是非常荒唐可悲的现象，但是在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大部分人其实根本不知道眼前的人是在尝试用自己生命换取更多人的觉醒。和少数受过教育，接触过西学的进步人士相比，社会上更多的人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只顾得上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至于变法维新，对于他们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情况，鲁迅先生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评价道："先觉的人，历来都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排挤、压迫、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所谓阴险的小人，是朝廷上固步自封的大臣，也是只顾及自身利益的慈禧太后及其帮凶；而昏庸的群众，则是那些目睹谭嗣同的就义而漠然的底层百姓。
在这两种群体的夹击下，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谭嗣同式的进步青年遭到抹杀，他们奋斗半生，最终却往往只是蚍蜉撼树。有句话说，当一束光照入黑暗，那么这束光便是有罪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谭嗣同等人就是光芒，而大部分人其实都置身阴影当中，不愿看，也不敢去看那耀眼的光芒。
另一方面，康有为等人为积攒舆论四处宣传维新思想，却对底层人民不屑一顾，他们所争取的对象，是本身就受过教育的人。试想在那个文盲率极高的社会，能有几个平民百姓会买上一份通篇新思想的《时务报》、《国闻报》呢？
所以说，百姓们眼看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却能够欢欣雀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愚昧无知。
因为愚昧，他们只知道刑场上的几个人忤逆了高高在上的"老佛爷"；因为愚昧，他们把官府处罚犯人当作理所应当，甚至还会抱着打发时间的念头去观赏一番。
出于无知，他们不了解落到地上的几颗人头里，装着的满是解放他们的思想和志愿；也正是出于无知，他们身处囹圄之中，却还嘲笑那些想营救自己出狱的，把生命奉献给理想的斗士们。
閱讀更多 文蹤旅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