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不愉快的童年。”要想激发一个人最强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必须要体验苦难生活。
因为人的心理容易受到不幸经验的影响，这种经验虽然不能给人带来快感，但是对那些爱思考的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卡夫卡就是这样的作家。
正因为卡夫卡有不幸的童年，卡夫卡才创作轰动世界的作品。英国诗人奥登在《卡夫卡问题》一书中认为：“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同时代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
卡夫卡的自卑
自卑是一种羞愧和惭愧的情绪。一般都是事出有因，尤其是因为个体本身的不当行为引发的后果产生的。外在的原因导致的后果也会引发羞愧的情绪，但是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騎淡。卡夫卡的羞愧却在时间里越来越沉重，而这种羞愧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因。
游泳前，卡夫卡看到父亲精壮的身体不由自主产生自卑之心：他很瘦弱，远不如父亲高大和强健。他的自卑情结挥之不去，一个儿子在父亲面前的自卑，也是在全世界面前的自卑。他深感自惭形秽，再无能力去抵抗父亲高大的形象做出的决定。似乎身体上带来的自卑，也打挎了他其他方面的自信，可以说，卡夫卡在他父亲面前一直是一个孱弱的形象。这种形象让他处于不安之中，只有在文字里，他才敢跟父亲说“不”。阿德勒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希望改进目前所处的地位。阿德勒给自卑正能量，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身体、精神或者是社会上的障碍，才是一个人的奋斗源泉。因为自卑会成为一股力量刺激个体，在某方面做出弥补才证明自己的价值。卡夫卡证明了阿德勒的观点。
正是因为他在身形上的自卑，使他坚决想要在某一方面做出成就。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补偿行为。由于先前的不幸、痛苦、挫折引起的失败感，每个人都会尽所能创造成功来消解这种失败感，这种心理力量是人所特有的能力。
卡夫卡经过商，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比父亲更好的成就。卡夫卡上小学时学过绘画，主要学习临摹。读大学时，听过有关荷兰绘画、基督教雕塑艺术和有关建筑艺术史的讲座。他对绘画一直抱有热情，也没有放弃过，虽然在美术界没有太大的影响，却为后世研究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
卡夫卡选择一种完全能打败父亲的方式，那便是写作。因为赫尔曼家境贫困，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一直为生计发愁，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学深造。当卡夫卡满怀希望把作品给父亲阅读时，他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从而消解自己的自卑。没有人能长期生活在自卑情绪里，他一定会釆取某种行为，解除这种焦虑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埋头创作，丝毫不理会亲朋好友的忽视和冷淡。他坚定地认为这是这些人对写作不抱有热情，才能使他获得某种满足感。因为其他的人并不能享受写作的愉悦，由此，写作带给他优越感和自信心。变形时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卡夫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重新安排、主导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和理性等一切，这便是他创作的意义所在。
卡夫卡的沉默
据卡夫卡的保姆回忆：在家里，卡夫卡是沉默的。这种沉默跟他那喧闹不堪、年纪相差大的妹妹们是形成强烈的对比。卡夫卡的沉默与父亲的商店和家里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赫尔曼经常骂店员，卡夫卡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一个店员得了肺病，赫尔曼不断地说着这样的话：他应该去死掉，这条有病的狗。他经常把手下人称为拿钱的冤家。
赫尔曼这种咒骂行为引起了卡夫卡的极度反感。卡夫卡说：
“咒骂是可怕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封（咒骂）信就像一处冒烟的、发出刺鼻气味、让人眼睛难受的火灾现场。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对人类最大的发明——语言的破坏。谁骂人，谁就在辱骂灵魂，咒骂就是谋杀仁慈，但一个不会正确地斟酌字句的人也会犯这种谋杀行为，因为说话就是斟酌并明确地加以区分。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
卡夫卡之所以对咒骂有这样深刻的思考，其根源便是他有一个经常咒骂别人的父亲。中国有句名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容易影响人，没有几个人能出淤泥而不染，这需要超常的自制力，或者说巨大的距离来强迫性逃离。卡夫卡便是属于后者。可是卡夫卡丝毫没有沾满这种恶习，截然相反对任何事物的反应都很温和，尤其在家里几乎不说话，可以说患了失语症。
卡夫卡外在的沉默正是他波涛涵涌的内心的一种折射。在心理学上，一般认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精神世界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卡夫卡在家里保持沉默，一是因为没有共同话题，二是赫尔曼的权威和母亲、妹妹们对父亲惟命是从让他不愿意开口说话。卡夫卡虽然在家里与人隔绝，但他并不需要同情或怜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卡夫卡在书本里能找到对话的人，如狄更斯、福楼拜、克尔凯郭尔等。他全身心阅读这些作家文字，并与书里编织的灵魂展开交流。对卡夫卡而言，文字构成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他流连忘返，这里让他忘却忧愁与无趣，重新挖掘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独特之处。卡夫卡喜欢独处，他在日记里写道：
为了写作，我需要离群索居，不是像个“隐士”，这样还是不够的，而要像个死人。这一意义上的写作是更深层次的睡眠，也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拉出来一样，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旁拉走。这和我与人们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干，因为我只能以这种自成体系的、前后连贯的和严格的方式去写作，从而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生活。
由此可见卡夫卡对外界的排斥到了一定的地步，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文学世界，他与家里人只做最简单的问候，有时候连这种千篇一律的问候都省去。
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卡夫卡是保持沉默的状态。家里的细琐小事，各种热闹和争执都与他无关。虽然是长子，这种沉默使他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权威。当然，就算他不如此，妹妹们和母亲都是他威严的统治下的臣民。卡夫卡无疑也是父亲的臣民之一。他尽量履行臣民的责任和义务，他做不到惟命是从，却也不敢违背。因为家庭对卡夫卡而言不是避风港，而是让他处于更大不安的灾难所。他曾经说过：“家？我住在父母那里。如此而己。我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但这不是家，只不过是一处可以掩盖我内心不安的避难所，而掩盖的结果则是陷入更大的不安。”
即使是这样，卡夫卡并没有搬离父母的房子出去单过，去寻找自己宁静的空间。雅诺施在《卡夫卡口述》中写道：
年轻的雅诺施对卡夫卡说他忍受不了所谓的家庭生活。卡夫卡亲切地说，这可不好，如果您这是观察家庭生活会怎么样？这样，家里人会以为您和他们一起生活，而您也得到了安宁。再说这情况也有一部分是真的。您会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和他们一起生活。也许您还会不时地在他们的眼里发现您自己的图像——就像园子里的玻璃球上的小画那样。
这是成熟后的卡夫卡的想法，尽管他对家里的喧哗早已难以忍受。
雅诺施跟卡夫卡抱怨他家里争吵不和。卡夫卡对雅诺施道：“您别生气激动，请您保持安静。安静是有力量的表现。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安静得到力量。这就是两极法则。所以请您保持安静。静心忍耐使人自由，甚至让人视死如归。”卡夫卡通过自我保持安静抵御他的不安。卡夫卡只能通过创作才能有安宁，所以下班后他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挥笔翱翔在文学世界。卡夫卡抵御不安的方法便是在创作的世界里生活。他大多数休闲时间都在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字能抵御存在性不安，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是唯一的存在，无人能撼动他的存在。没有父母那高高在上的王者，他是最高的存在，这种存在固如磐石。若是不让他写作，这种存在性不安会让他室息而亡，只有马不停蹄地写下去，才能舒缓那种不安感。
卡夫卡的恐惧
卡夫卡在自己的札记里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上刻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精神领袖，敢于摧毁一切阻碍他自由的事物，但是受时代的影响，金钱成为巴尔扎克的牢笼。或许在追求自由生活层面上，巴尔扎克更加潇洒。巴尔扎克离家出走，自力更生，靠稿费维持生活，虽然时常处于经济窘迫之中，偶尔会赶稿维持生计，也算是自由撰稿人。而卡夫卡更加隐忍，他本想学文学，但还是听从父亲安排，学了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上班，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虽然说这份工作并未影响他的创作，但也耗费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据卡夫卡的同事说，卡夫卡在工作时非常认真敬业，几乎没有出过差错。当卡夫卡说一切都在粉碎他之时，他的痛苦难以形容。卡夫卡被粉碎的不是肉体，而是他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他痛苦的源泉，他的自我世界与外在世界发生无法调和的冲突。
人类的肉体是脆弱的，但肉身里的灵魂却能变成坚不可摧的城墙。这样的城墙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历经磨难、礙转焦虑之后才能拥有强大的意志。卡夫卡的城墙建立得比任何人都困难。他清醒地感到外界的力量在毁灭他，但是他无能为力，也无法逃脱。在他年幼之时，敏感的神经在童年时期便被父亲的专制所躁職，他整个生命都在脱离父亲带给他的创伤。他父亲只是毁灭他的一种，也是最具毁灭性的。
卡夫卡在密伦娜的情书中写道：我的本质就是恐惧。我就是由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我一个人怀着全部忧虑和恐惧，它们活跃得像一条蛇，我一个人在不断地看着她们的内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们的状况。”
童年创伤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童年创伤的存在。此后的每个阶段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化解这种创伤，让其不再影响生活，慢慢愈合。画家把自己的创伤埋在线条、色彩和美景中，音乐家把创伤融合在节奏、韵律和高低快慢之中，舞蹈家把创伤通过肢体运动表现出来，而作家把童年创伤都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卡夫卡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至今也很少有人超越。人们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种是他的作品跟他自身的关联，尤其是童年的创伤在作品中随处可见。
卡夫卡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创伤，挖掘创伤的来源和本质，找出治愈创伤的办法。我们读过卡夫卡先后的作品不难看出这种轨迹。终其一生，卡夫卡都在治疗童年创伤，但终身都未治愈。造成他童年创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时代，种族，家庭以及他本身。但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卡夫卡岁时还说：因为我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反对父亲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使自己离开这个战场，虽然他仍然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我。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做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
合上书本，卡夫卡的童年创伤和痛苦在几十年的今天，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变成了大甲虫，我们处在看似很近又很遥远的城堡外面，我们莫名其妙地被审判然后处以道德的死刑，我们在车水马龙的变成失踪的人。卡夫卡笔下的世界变成我们生活的真实，于是我们懂得了卡夫卡的创伤，也就是懂得我们当下的处境，通往救赎的路上会我们都会遇到卡夫卡。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童年创伤对于卡夫卡的写作时由积极意义的，也是助其成为大作家的动力，但给卡夫卡的生活造成的伤害却是致命的，塑造了一个痛苦的卡夫卡，这也是卡夫卡童年创伤带来的严重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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