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文明，都是从蒙昧中走出来的，古今中外都一样。不同的是各有各的启蒙，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上古时期的先民都相信世间存在掌握一切的神灵。人们对一切“超自然”疯狂的崇拜，甚至认为“万物皆有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神。一切不能理解的现象，统统归于神灵。
有据可查的商代，便有了“帝”或“上帝”的甲骨文记载。商王乃是“受命于帝”的最高统治者，“帝”既负责天上之事情，也掌管人间烟火。人家帝王通过占卜的方式，寻求与上帝沟通的途径，人家帝王须得安装“上帝”的指令来办事。如果违背了“天帝”的意愿，将会受到自然灾害的惩罚。
古希腊虽然也有完备的神话体系，但是西方人的信仰并非从古希腊来的，而是原因古希伯来。在明代传教士的翻译中，他们把自己的最高信仰也翻译成了“上帝”。区别在于，西方的“上帝”是一神论，霸道的很，所有的人只能信它，否则将会被末日审判。而中国的神仙体系按班排次有很多神，即便是能够被称为“上帝”的，至少也有五个，他们各管一方，向“太一神”汇报工作。
经过乱世的洗礼，人们普遍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上帝的子民在人家互相残杀，难道上帝就不出来管管吗？人祸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上天、神、帝等存在的质问。周代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对商代信仰有很多颠覆性的创新。首先人不是按照天命来办事，而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次天命不再靠血统和祭祀来维持，而是要靠仁德才能众望所归。这场“革命”意义非凡。
古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产生背景是不同，古希腊文化可以简单说是“闲人阶层”的消遣。在当时的城邦制度之下，一些贵族不愁吃喝，闲的没事做，开始琢磨宇宙万物的由来问题。事情都有奴隶去干了，整个“解放”出来一个无所事事却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阶层。而中国传统文化，自从古老的官学衰落，继而兴起的诸子学说，都身负解救天上苍生的使命。
一门学说天生就是用来“消遣”的，跟生产生活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另外一门学说天生就是用来“救世”的，天子暗淡群雄纷争，就连农家这种最讲实用的学说，都不得不思考政治问题。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希腊人可以把主观的我，和客观是世界进行二分。而中国人只能身、家、国、天下为一体的考虑问题，继而升华为“天人合一”的学问。
再次大一统之后，有很多学问很高的人“闲”了下来，他们并没有把目光放在世界这个客体之上，而是专注于整理古文献。由此发展出一门“经学”，其实这也是脱离实际生活生产的学问，典籍浩如烟海，经学的基本功夫就是逐字逐句的校对注释。很多人“皓首穷经”终究没办法达到古人直面自然的认识高度。为了符合“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一些热衷于政治的解经师，创造了很多利于国家一统和政治稳定的学说，后来称之为“经世致用”之学。其中“天人感应”便是影响最大的一致。
天人感应观念，继续着“身家同构”、“家国同构”的整体观念，继承了远古蒙昧信仰的基本理念。老天爷会通过灾难或者祥瑞来告诉人们事情具体做得怎么样。政治清明必然会天降祥瑞，奸臣当道除了搞得民不聊生之外，老天爷也会降下灾祸以示惩戒。整个两汉时期，都笼罩着这种“谶纬”、“祥瑞”、“灾异”之中之中，鲜有的自然科学领域，只需要满足农耕生产需要的基本知识便再没有发展动力了。
閱讀更多 國故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