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先秦時代的人就已公認，“孔子貴仁”。這句話是記載在先秦的大政治家，鼎鼎大名的呂不韋主持編撰的名著《呂氏春秋》中的。而臺灣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韋政通教授在他編撰的《中國哲學辭典》中說：
如果說，一個觀念的重要和偉大，可以由他在歷史上出現和被討論的次數的多寡來估量的話，無疑的，仁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最重要也是最偉大的觀念之一。它活躍的生命，一直貫穿著兩千五百年來的哲學史，像一個觀念的活泉，眾多的概念，由它滾滾流出，因此使仁有豐富而複雜的涵義。
在孔子看來，“仁”最基本的表現方式就是要愛人，待人以誠，待人以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貫穿著對人的仁愛之心與仁愛之情。所以，中國古人或者倡導“四德”，德是德行的德，四德就是仁義禮智；或者倡導“五常”，常是經常的常，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在仁義禮智這四德之外，又加上了一個誠信的信。
依孔子的標準，仁是一個很高的人生境界，所以他對傑出的學生有很多表揚，卻從不肯輕易地表揚一個人已經達到了仁的境界，但他鼓勵學生懷有成仁的理想，追求成仁的境界。而基本的理由就是這句說得非常絕對的名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意思是如果一個人立定志向要達到仁的境界，哪怕他不容易就能達到，哪怕他還會犯各種各樣的錯誤，但起碼他就不會再有什麼惡行了，就不會再存心去做壞事了。
這是一個非常切實的教導，正如不少垃圾食品往往都是讓人口感舒適愉悅的一樣，不少惡行壞事做起來，因為不需要自我約束，為你的放縱提供了方便，對志向不堅定、理想不明確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讓物體墮落總讓比物體上升要容易一些，人也一樣，所以孔子向學生髮出了這一聲必須要“志於仁”的斷喝。
而且他還進一步要求學生在“志於仁”之後，要時刻銘刻在心，須臾不可忘記，要“無終食之間違仁”，也就是哪怕一頓飯的功夫，也不要離開仁德。這聽上去有些誇張，有些苛刻得不近人情，但我們只要想一想，除了那些以作惡為天職、為樂趣的壞蛋，有多少人犯下的不可饒恕的惡行，不可挽回的壞事，都是出於一念之差，就知道孔子的教導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是多麼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了。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仁德當前，學生應該義無反顧，即便是對老師，也不用和他謙讓。
中國人過去借用儒家的六部經典，也就是所謂的六經，用兩個說法來概括兩種古書的註釋家，一個叫“我注六經”，就是我把古書註釋明白，是為古書服務，為大家看懂古書服務，還有一個叫“六經注我”，是拿古書的語句來印證乃至發揮我的觀點。注古書不是我為古書服務，而是讓古書為我服務，這後一種人註釋的古書，我們往往只能用來了解他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瞭解古書的思想。而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康有為寫過一本《論語注》，就是一個“我注六經”的典型，但他對“當仁不讓於師”這一句註釋得非常好。
他說，中國古禮倡導辭讓，對很多事都要謙讓，唯獨到了要做跟仁有關的事的時候，“則宜以為己任，勇往當之，無所辭讓”，必須當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勇於承擔，奮力去做而不能辭讓。“師不為，則己為之，不必避長者也”，老師不做，那我就自己做，在這事上沒有必要避讓長者、謙讓長者，而“雖過於師，可也”，哪怕超過老師也是理所當然的。
西方思想史上古希臘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這一對師徒都是頂級大哲人。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就是“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而世界頂級名校哈佛大學的校訓，就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重要的，是與真理為友”。這種精神跟孔子的“當仁不讓於師”的教誨是有相通之處的。
後人用當仁不讓，來指遇到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主動承擔，不推辭、不退避，這種用法出現得很早，在漢代就有了，沿用成為我們今天常用的成語。這個成語當然來源於《論語》，但意義跟《論語》已經有了顯而易見的不同，這是語言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我們今天常用的“出爾反爾”這個成語表示反覆無常、說話不算話而前後矛盾，比如員工議論老闆出爾反爾，一點誠信也沒有。這個成語最早的來源是《孟子》，孟子告誡統治者要施行仁政，善待百姓，說你對百姓好，百姓就會捨命相報，你對百姓不好，百姓就會捨命反抗。他的原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是從你這裡出來的東西就會返回到你那裡去，有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意思，反是返回的意思，後來濃縮為成語出爾反爾，反變成了相反的意思，而這樣的意思為大家所接受，一直沿用下來了，這就是語言的演變。
我們在今天使用這些成語的時候，必須遵循它現在通行的意義，但在閱讀《論語》《孟子》這些古書的時候，則要注意不要用後起的成語的意義去曲解孔子、孟子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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