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房智庫研究員 馮羽晴
中房智庫執行院長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 柴鐸
隨著新冠疫情逐步轉入控制期，人們開始總結與反思疫情衝擊下暴露出的城市脆弱性特徵和健康安全問題。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人口規模增長對提高經濟產出效率和公共基礎設施利用效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也導致了新的人居環境問題和公共服務資源的供不應求，影響了居民健康安全。因此，增強城市“韌性”和保障城市健康安全是未來城市規劃與治理的核心要務，繼續強化健康城市建設是必然趨勢。本文將梳理健康城市的演變歷程，構建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的理論框架，總結健康城市的典型實踐模式，並依此為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健康城市建設提供建議。
一、健康城市的演變歷程
健康城市最初起源於歐洲，隨著時間的推移健康城市運動的範圍逐漸擴大，實施方案不斷完善。在此過程中，健康城市的演變主要經歷了萌芽、探索、構建和發展4個階段。
（一）萌芽階段
英國是最早關注城市健康問題的國家。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推動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進而加速了城市化進程。與此同時，城市健康安全問題不斷湧現出來。一方面，工業的快速發展導致了空氣與水資源汙染。另一方面，城市人口過度集聚造成了大面積貧困區與棚戶區出現，工人被迫居住在擁擠、陰暗潮溼和不通風的環境中，導致傳染性疾病大面積蔓延，嚴重危害了居民健康。因此，社會要求城市發展關注人居環境和居民健康的關係，新公共運動應運而生。此後，多項學術研究表明工人階級疾病盛行的原因是生活環境髒亂和水資源嚴重汙染。其中，英國科學家查德維克（Chadwick）發表的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直接促進了英國城市健康協會的建立，該協會專項調查工人階級的健康狀態。1909年，英國出臺了《住宅和城市規劃法》，這是第一部現代城市規劃法。委員會工作的推進與法案的出臺有效提高了公共衛生標準，初步改善了人居環境，更重要的是啟發了世界對環境與健康之間關係的意識、促使世界關注城市規劃與健康的聯繫。
（二）探索階段
二戰後西方國家福利國家制度興起，健康成為政府關注的重點話題。1948年，WHO提出健康三維觀，即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的完滿狀態三個維度。健康三維觀更新了人們對健康的認識，指出了人體健康和社會的密切關係。城市人居環境作為社會的重要部分，對人體健康具有直接影響。此後，人體健康與城市人居環境的關係受到了更多關注，西方學者逐漸將健康話題納入城市佈局的討論範疇，這些研究為健康城市建設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1953年，WHO通過決議，提出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加強國家的基本衛生服務供給能力。20世紀60年代起，人們逐漸開始關注基層衛生服務的重要性，政府將提供基層衛生服務作為政策設計要點。
（三）構建階段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居民健康需求及期望的不斷提高推動了健康城市發展進程。1977年，以世界衛生大會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為標誌，健康城市運動進入構建階段。1978年，WHO通過《阿拉木圖宣言》，提出增進並保障居民健康對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是首要的，並有助於生活質量提高及世界和平。此後，1984年召開的“2000年健康多倫多”會議首次提出新公共衛生概念，強調多部門、多學科共同合作解決城市健康及相關問題。1986年，WHO開始實施健康城市計劃，通過市民參與和公私部門協力合作，促使城市居民擁有健康生活。1988年，WHO首次定義了健康城市，認為其是一個不斷創建和改善自然與社會環境，並不斷擴大社區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得到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計劃的出臺和定義界定推動了其推廣與發展進程。健康城市運動以加拿大為中心，逐步向世界各國擴散並進入高潮時期，範圍涉及美國、歐洲、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在此階段，中國也於1989年加入健康城市運動的行列。
（四）發展階段
21世紀是健康城市建設的發展時期。2000年，WHO在墨西哥城會議宣佈啟動國家健康促進計劃，要求全球衛生政策與項目將健康放在首位，努力縮小公平差距，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健康促進，標誌著促進健康的國際合作進入新階段。此後公佈的《曼谷憲章》、《內羅畢倡議》、《赫爾辛基宣言》和《上海共識》等多國參與的會議成果，均將健康促進作為重中之重。在此階段，國際合作的健康城市建設與研究不斷湧現，各國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二、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的理論框架
本文通過借鑑社會生態學和複雜系統理論，構建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的理論框架，為實踐提供理論支持。
根據複雜系統理論，城市在本質上是動態開放的複雜社會生態系統。城市系統與人類的交互作用及與人類健康之間的關係，即為構建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理論框架的核心。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需要通過識別城市社會生態系統要素、調查人類需求與行為，確定基本目標、設計相關制度和分層次實施工作（圖1）。
圖1 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的理論框架
第一，應基於社會生態學理論，結合城市特徵，識別城市系統中影響人類健康的要素，分析其應對變化的適應性能力。根據社會生態學理論，城市系統中影響人類健康的要素包含以下部分：（1）人類角度：個人特質，如基因遺傳、心理特徵和生活方式等。（2）環境角度：物質環境與非物質環境（經濟、社會、政治、制度與文化）。這些要素與人類健康之間的關係具有非線性、自組織性、不確定性和湧現性等特徵，它們共同決定了人類健康狀態。當面對干擾與衝擊時，城市中的環境要素會發生改變，人類的心理特徵和生活方式隨之變化，從而影響人類健康。因此，構建健康城市需要重點考慮提高城市環境要素應對干擾與衝擊的適應性能力，使城市能夠吸收各種經濟、環境、社會和制度衝擊帶來的影響並從中恢復，同時為未來衝擊做好準備，即增強城市的“韌性”。
第二，在個人和集體兩個層次上，調查人類健康需求和人類行為。其中，人類行為調查的內容包括人類使用環境要素的方式和人類行為對環境要素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第三，確定構建健康城市的基本目標，主要方向為促進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積極互動。一方面，充分發揮人類行為對環境的保護優化作用，削弱人類行為對環境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提高環境要素應對人類行為和衝擊的適應性能力，增強城市“韌性”。
第四，跨部門合作設計健康城市相關制度。健康城市相關制度的構建需要涉及規劃與自然資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衛生健康部門和生態環境部門等多個部門。通過緊密配合，這些部門可將不同領域的理論知識體系與實踐經驗結合，從而構建完善的健康城市制度體系，使各子制度之間互相支持、相輔相成。
第五，分層次、分空間尺度實施健康城市構建工作。基於以上分析，可從人類和環境兩個層次構建健康城市。其中，環境層次包含物質環境與非物質環境兩種。因此，健康城市構建不僅需要考慮其對物質環境的影響，而且需要考慮其對人類健康與生活方式等非物質環境的作用。此外，應考慮不同空間尺度的差異性。社區尺度的健康城市構建強調和諧的鄰里關係，社區融合度、認同感和事務參與度的加強。城市尺度的健康城市構建側重穩定經濟發展和建立健康運動的組織制度。區域尺度的健康城市構建關注區域範圍內的環境問題，制定與健康有關的公共政策等。由此可知，構建健康城市需要充分考慮不同要素和空間單元的需求與特徵，合理分配有限資源，以維護整體構建健康城市的可持續性。
由此可知，構建健康城市的理論框架要求在識別城市中影響健康的要素、分析要素應對變化的適應性能力、調查人類需求與行為的基礎上，通過跨部門合作設計相關制度，分層次、分空間尺度實施構建工作，從而增強人類與環境要素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提高城市整體的居民健康狀況和城市“韌性”。
三、健康城市的典型實踐模式
在建設健康城市的過程中，城市往往將普遍性原則與自身特殊條件結合，選用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模式。本文將通過對比分析國外的典型健康城市建設模式，總結經驗以備參考。
（一）加拿大多倫多
加拿大多倫多於1984年開始推行健康城市計劃，是全球健康城市運動的領頭羊。多倫多通過成立專項負責健康城市計劃的部門、利用城市規劃創造居民體育運動機會和實施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成為健康城市運動的典範。
1. 發展歷程
19世紀，加拿大因城市過度擁擠和環境汙染問題，霍亂、傷寒和猩紅熱等傳染性疾病蔓延，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此，加拿大的公共衛生、公共工程和規劃部門聯合協作，投資建設飲用水處理系統以確保清潔用水供應，建設下水道系統和汙水處理系統以減輕環境汙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人居環境和抑制了傳染性疾病的傳播。1900年，多倫多的大部分建築已完成新水管安裝和下水道建設。1910年，多倫多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氯化處理飲用水的城市之一，並於1915年開始對汙水進行氯化處理，被《麥克萊恩》雜誌稱為全球最健康的城市。1978年，多倫多健康局發表《1980年代的公共衛生》報告，強調公共衛生部門要注意經濟、社會與政治行動對環境與居民健康的威脅，隨時進行健康狀況監測、根據數據資料進行研究，為實踐提供指導；同時，應以社區為單元構建公共衛生組織。隨後，多倫多於1979年成立健康倡議組織，提倡新公共衛生運動應堅持生態平衡與社會正義的原則，關注貧窮與健康的關係及公共政策對健康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多倫多於1984年開啟健康城市計劃，健康局成立健康工作小組，小組由相關部門和感興趣的團體構成，共同探討促使城市居民更加健康的措施。
健康城市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多倫多居民的健康狀況，但因貧富差距問題和生活習慣的轉變，多倫多迎來新的挑戰，慢性疾病逐漸成為影響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21世紀以來，哮喘、癌症、糖尿病或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成為多倫多居民死亡或殘疾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隨著交通工具趨於多樣化以及居民工作和娛樂方式逐漸轉變，更多居民放棄步行而選擇乘車，在工作中主要貢獻腦力勞動而非體力勞動，娛樂方式多是觀看視頻或玩電子遊戲、擠壓了運動鍛鍊的時間，因此，居民更習慣於久坐、缺乏運動，導致肥胖率和慢性疾病患病率雙雙提高。尤其對於低收入群體，其因居住在缺乏健康規劃的社區、日常運動的時間較少，所以患慢性疾病的風險更大。為此，多倫多開始從城市規劃與治理角度考慮如何增加居民的運動時間，從而改善其健康狀況。2011年至今，多倫多公共健康部門陸續發佈了6類研究社區環境與居民健康之間關係的報告，探究建築物、運輸系統、能源系統、開放空間和農業用地等社區環境對居民健康的影響，歸納社區環境規劃設計的原則與措施，在總結現有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未來工作提供指導。
2. 主要做法
多倫多通過成立健康城市建設的專業部門、持續培訓專業人員和以社區為單元推進健康城市計劃，為長期建設健康城市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多倫多以居民多樣化需求為導向，不斷根據居民健康狀況變化出臺創新舉措，通過混合土地用途、建設慢行道路、優化公共空間和調整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將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規劃與治理中。主要做法如下：
（1）成立專業部門
多倫多成立了專項負責健康城市建設的部門，將相關部門和感興趣的團體納入其中，合作討論健康不平等議題，通過提供最新的居民健康狀況數據、評估健康影響和分析健康政策，為優化健康政策、推行國家健康社區計劃和實施WHO健康城市計劃提供依據。
（2）培訓專業人員
多倫多強調對公共衛生工作者和社區健康工作者等專業人員進行持續培訓，確保其瞭解城市公共衛生政策動向和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同時，專業人員必須接受繼續教育以獲得最新資格認證。多倫多大學牽頭成立的健康教育組正致力於教育與訓練社區健康工作者。
（3）以社區為單元
多倫多的健康城市計劃以社區為實施單元，各社區所在地的議會具有參與決定權，任何決定參與的社區均可加入該計劃。這樣可以避免以城市為單元可能出現的某些社區被遺漏的問題，給社區充分的自主決定權也比從城市層面篩選社區更為公平合理。
（4）利用城市規劃創造體育運動機會
多倫多針對居民體育運動時間少和慢性疾病患病率高的問題，採取多元化城市規劃措施為居民創造更多體育運動機會，措施涵蓋混合土地用途、建設慢行道路和優化公共空間等3方面。
第一，多倫多通過混合土地用途、減少居民住址與周邊便利設施之間的距離，使居民更傾向於選擇步行或騎自行車等慢行方式。例如，若居民住址與學校、購物中心、公園等距離較近，居民會傾向於放棄駕車出行而選擇慢行，從而在日常出行的同時也能夠鍛鍊身體。增強周邊設施的鄰近性也可以促使居民更經常使用這些設施，以便增加居民的體育運動機會。
第二，多倫多通過大量建設慢行道路（人行道和自行車道等）和設置無障礙通道，為不同健康狀況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可選擇路線，同時減少繞行的可能性，從而使慢行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出行選擇。
第三，多倫多通過合理佈置公共空間，改善城市人居環境。具體措施為建設高美感度的公園和廣場等公共空間，美化街道景觀和建築立面，改善照明系統，增添街道傢俱（如長椅和雨傘等元素）和在公共空間內增加開闊的中間區域，從而提高居民處於公共空間時的舒適度。同時，在公共空間內增加體育運動場所，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的運動選擇。
（5）實施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
2019年公佈的《多倫多住房2020-2030年行動計劃》要求住房政策滿足多種健康狀況居民的住房需求，尤其是要為弱勢群體（老年人、患精神疾病的人和藥物過量使用者等）提供支持性住房。主要目標包括4方面：一是通過區域劃分或稅收政策等市政手段保護和擴大住房存量。二是秉持“住房優先”理念，滿足弱勢群體的住房需求，從而應對阿片類藥物過量使用危機。三是合理提供和分配多樣化的衛生服務設施，整合不同年齡階段居民所需的衛生支持與服務，結合適當的住房政策以滿足多元化需求。四是規劃設計健康和完整的社區，從而促進居民健康生活。
（二）韓國原州市
韓國原州市健康城市項目始於2004年，於2006-2010年實施了五年計劃，當前正處於2011-2020年的十年計劃期內。原州市的實踐獲得了WHO的認可，先後被授予8個獎項，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鑑。
1. 發展歷程
2004年，原州市啟動了健康城市項目，成立了健康城市團隊和諮詢委員會，同年加入健康城市聯盟（AFHC），並於2005年宣佈健康城市原州宣言，承諾通過健康城市建設使每位居民過上健康積極的生活。2006年，原州市作為創始成員加入韓國健康城市國家網絡（KHCP），同年啟動了五年計劃（2006-2010年），主要目標是將菸草消費稅投資於健康城市建設。該計劃側重於轉變居民生活方式，預防疾病和促進康復，發展健康產業，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和改善人居環境。通過社區調查與訪談、設置評估指標和數據庫，原州市對該計劃進行了持續監管和過程評估。
2011年起，原州市開始實施十年長期計劃（2011-2020年）。該計劃融合了健康城市專家和政府部門的綜合意見，在實施過程中採用了個體和社會環境兩種方法。個體方法包括轉變居民生活方式，預防疾病和促進康復。社會環境方法包括4方面：一是建設健康的學校、工作場所、醫院、社區和農村，設置健康的市場和維護食品安全；二是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如建設交通運輸網絡和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提供文化與福利服務等；三是改善人居環境，包括環境規劃和環保教育；四是發展健康行業，如開發先進的健康促進技術、建設智慧健康城市和發展健康旅遊業。
2. 主要做法
原州市推行健康城市項目的特色做法體現在投資渠道創新、科研團隊參與、企業城創建等3方面。
（1）投資渠道創新
原州市是韓國首個將地方徵收的菸草消費稅用於健康城市投資的城市。通過設計完善的菸草消費稅徵收和分配政策，原州市為健康城市項目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2015年原州市健康城市項目總預算中有34%來自菸草消費稅。
（2）科研團隊參與
2004年以來，原州市健康城市項目始終保持著與延世健康城市研究中心的合作，通過採用科學研究方法、結合實際數據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為設計項目計劃、組織實施和效果評估提供科學支持。
（3）企業城創建
2010年起，原州市基於健康城市概念，提出了創新型企業城的新概念。企業城不僅容納了國家健康保險局、健康保險審查與評估局、紅十字會和原州市司法服務局等政府部門，而且設立了醫療設備綜合體，全面保障城市健康發展。
上述兩個健康城市建設的成功案例均注重分析實際資料數據、進行及時監控和過程評估，利用科學研究成果不斷改進和完善健康城市計劃。兩者也分別針對當地實際問題採取了不同的創新做法。多倫多致力於解決居民缺乏運動、健康狀況不佳和弱勢群體的健康安全問題，其特色體現為採取多元化城市規劃措施提高居民慢行和進行體育鍛煉的機會，通過調整針對弱勢群體的住房政策來保障居住安全和促進健康狀況改善。多倫多的另一特色體現在以社區為實施單元參與健康城市計劃，這一做法有效推動了該計劃在城市範圍內全面鋪開。原州市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健康城市項目的資金來源問題，為此，原州市創新開闢了資金渠道，利用菸草消費稅建設健康城市。此外，原州市也創新提出了企業城的概念。這些實踐經驗可為其他城市提供參考。
四、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建議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擴大健康城市建設試點範圍，截至目前已有38個試點。這些試點實踐為中國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同時也取得了顯著成果，2019年中國人均期望壽命為76.1歲，比2000年提高了4.7歲。但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城市規劃與治理的潛在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相繼暴露出來。一方面，人口過度向核心城市集聚和快速的人口流動速度加速了傳染性疾病的傳播與暴發。例如，廣東省作為中國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第一大省，彙集了中國8.13%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總量為3400萬人以上。其中，廣州、深圳、東莞和佛山集聚了廣東省超過80%的流動人口，尤其是廣州和深圳兩個超大型城市以人口輸入為主，在新冠疫情暴發期間負擔了全省最嚴重的疫情壓力，確診病例以輸入性為主。另一方面，城市缺乏“韌性”，具體表現為醫療體系結構脆弱和社區治理不堪重負。在醫療體系方面，全國各地為疫情暴發地武漢給予醫療資源援助，發揮了強大的外部支援作用，但也從側面反映了地方醫療資源的匱乏；同時，地方疾控部門的預警能力和醫療機構的防護能力不足也影響了快速控制疫情。在社區治理方面，疫情的突發性使社區擔負了巨大壓力，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短缺問題值得反思，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單元與行政區劃的社區管理單元不吻合，導致按詳細規劃配置的公共設施在社區之間分佈不均衡，無法滿足緊急需求；二是詳細規劃採用千人指標與服務半徑配置公共設施，沒有考慮居民年齡結構、教育結構和收入等關鍵信息，所以難以在緊急情況下滿足居民需求。因此，當前有必要針對這些問題，結合理論框架和實踐經驗，按區域、城市和社區尺度分別探究未來可行的城市規劃與治理優化措施。
（一）區域層面
區域層面規劃與治理的重點為城市空間佈局優化。應充分考慮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安全體系的人口承載力，避免因人口過度在核心城市集聚導致人口數量超過城市承載力。這就要求適度引導人口向新城區或周邊中小型城市疏散，以緩解大型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壓力。因此，應適度優化都市圈的城市空間佈局和培育功能組團。
此外，可在區域層面建設健康城市網絡體系。當城市面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往往需要與周邊城市協同抵抗疫情，因此相鄰城市需要構建一個區域整體的健康城市網絡，共同建設和維護公共衛生體系，從而提高區域整體應對沖擊的穩定性。同時，需要在該網絡體系中指定中心城市，使其負責統籌管理與協調。中心城市應具備較強的醫療資源動員能力、良好的交通設施和較強的居民動員能力。當區域中有城市陷入危機時，中心城市應迅速組織調配醫療資源以滿足需求、快速輸送傷病員、有序組織居民隔離檢測和注射疫苗，從而達到快速救治和阻止疫情蔓延的效果。
（二）城市層面
城市層面規劃與治理需要堅持以人為本、健康優先的原則，通過引入多主體參與規劃設計、建設智慧城市、適度提供綠色公共空間、預留應急建設空間、構建慢行交通系統、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加強環保與汙染治理，滿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改善城市人居環境，強化城市防災減災能力，從而提高城市整體健康水平，為城市增加“韌性”。
1. 多主體參與設計
根據健康城市理論框架，優化空間規劃設計需要先理清城市影響健康的關鍵要素（人類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其複雜之處在於不同領域和組織形式的主體對環境具有差異化的影響與需求。健康城市規劃設計應充分考慮不同主體的需求和協調其利益分配，因此，需要引入多主體共同參與規劃設計的制度。該制度主要包括3方面：一是採取跨部門合作的形式，由規劃與自然資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衛生健康部門和生態環境部門等多個部門共同貢獻建設健康城市的建議。二是引入城市居民參與規劃設計，在居民願意參與的前提下，儘可能多的讓居民表達期待與需求，並在決策過程中充分體現民意。三是考慮社會各界的需求，廣泛徵集商界、藝術界和學術界的建議。多主體參與規劃設計的方式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使城市規劃能夠充分體現多方主體的合理需求。
2. 建設數據驅動的智慧城市
繼續強化城市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數據驅動的智慧城市，提高城市防災減災治理能力。例如，在面對嚴重疫情時，可利用大數據識別高風險地區，提前採取措施控制疫情擴散。此外，救災物資的及時合理調配也需要大數據的支持，有關部門可根據實時數據精準、快速地供給物資，同時也應確保物資信息及時更新，從而減輕居民的恐慌情緒，有利於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3. 適度提供綠色公共空間
綠色公共空間是建設健康城市的必要元素之一，增加綠色空間面積有利於滿足城市居民改善性需求、優化人居環境和改善健康狀況。因此，需要針對不同類型人口的分佈和土地利用情況，為其提供適宜的綠色公共空間。同時，充分利用城市邊角地與立體空間，適當增加綠色公共空間面積。
4. 預留應急建設空間
為避免出現突發事件時，城市沒有充足的應急建設空間用於生產或安置，應在規劃設計中預留空白區域，用於緊急情況下進行臨時建設，從而提高城市“韌性”。例如，當暴發嚴重疫情時，應急建設空間可用於建設隔離醫院，接收患者隔離治療，從而在提供良好治療條件的同時，降低疾病繼續傳播的風險。
5. 構建慢行交通系統
相比於駕車出行，慢行交通方式不僅有利於居民身體健康，而且有利於保護人居環境。鼓勵居民採用慢行交通方式，不可僅靠宣傳倡議，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整體規劃層面構建慢行交通系統，即為居民提供安全、連續、舒適的慢行交通空間，根據居民出行需求、採用精細化和人性化的設計方法設計慢行街道。
6. 混合土地利用功能
城市應通過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建設小尺度、多功能的街區，減少居民日常交通距離。一方面，應根據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在住宅附近佈置商場、便利店、醫院和學校等設施，在減少出行距離與時間的同時，促進居民出行方式由駕車轉為慢行。另一方面，應通過土地規劃設計促進職住平衡，使員工就地住宿，減少遠距離通勤，尤其是應促使基礎硬核服務領域從業者（如物流、醫療和基層員工等）的住址與工作地點匹配。這些措施可有效增強城市“韌性”。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發生時，不僅仍可繼續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有助於減少由居民遠距離出行導致的更大範圍的疾病傳播。
7. 加強環境保護與汙染治理
加強環境保護與汙染治理是建設健康城市的關鍵。一是統籌城鄉環境治理，繼續落實垃圾分類減量和治理黑臭水體，減少環境汙染。二是加強海綿城市建設，建設“滲、滯、蓄、淨、用、排”的工程體系，使城市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雨水帶來的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通過實施上述措施，確保居民飲水與食品安全，實現空氣淨化，從而改善居民健康狀況。
（三）社區層面
推進新型社區建設對城市應對突發事件和防控疫情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兩方面：
1. 加強社區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和公共空間建設
在社區層面，確保充足的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和合理的公共空間建設有利於減輕社區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壓力，避免出現大型醫院過度擁擠及人力物力短缺的問題。一是可以設立社區衛生服務站，在疫情暴發期用於監測居民健康狀況和緊急輸送物資，在常規時期用於儲備應急醫療設施。二是可以在社區公共空間中合理佈局文娛體育設施和種植綠植，不僅有利於居民身體健康，而且可以在緊急情況下用於搭建臨時隔離站，緩解城市公共應急空間不足的問題。三是配置公共服務設施時充分考慮社區管理單元的界限和居民特徵，以滿足社區的多樣化需求。
2. 建立完善的社區治理模式
建立完善的社區治理模式，充分發揮社區委員會的作用，組織居民互幫互助，共同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例如，確保社區將醫療衛生服務工作分配給各小區物業，同時組織社區衛生服務志願團，通過緊急培訓和統一管理，為社區提供服務工作，以緩解短期內人力資源供不應求的問題。
綜上所述，面向“韌性”和健康的城市規劃與治理的基本宗旨是以人為本，通過改善人居環境和提高城市應對突發事件的管理能力，增強城市“韌性”，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這需要以紮實的理論研究為基礎，總結和學習成功的實踐經驗，並結合當地實際問題和居民需求進行規劃與治理。此項工作任重道遠，是一個不斷髮展、調整和完善的過程，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城市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治理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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