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中國行動計劃會議”紀要！
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應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請，參加了“中國行動計劃會議”（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並做了主題演講。
威廉·巴爾“中國行動計劃會議”演講（工業4.0研究院翻譯，有刪減）：
感謝大家抽出實踐來這裡參加活動。很高興看到這麼多部門的同事參會。
我最初的職業目標是進入中情局，成為一名中國問題專家，因此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呆了6年，獲得了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專注於中國研究。我記得70年代初，在我的一堂政府課上，我們正在進行一場辯論——哪個外國對手將對美國構成最大的長期威脅。問題集中在到底最大的威脅是俄羅斯還是中國。我還記得我一個同學的觀察，他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最大的長期挑戰。他當時說，若俄羅斯想征服世界，我們還可以應付過去；但如果中國想擁有全世界會更難處理。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1972年，我們希望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鼓勵中國實現經濟自由化，更自由的市場和經濟增長將逐步為其公民帶來更大的政治自由。不幸的是，經濟自由化走得並不遠。在允許個人享有一定程度經濟自由的同時，中國政府仍然對經濟保持著堅定的控制權。這是一種國家權力架構，主要特徵是中央計劃、國有企業和政府補貼。
冷戰結束後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一直沉浸在這樣的一種幻想中：民主的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勝利，現在已經不受任何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的挑戰。這種想法很好，前提是能持續下去。事實上，我們現在正處於全球局勢緊張和競爭的新時代。基於相互競爭的政治和經濟理念，中國已成為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
中國過去把自己視為中央王國。它不是地區的中心，而是世界的中心。它今天的目標也不是成為一個地區大國，而是成為一個全球大國。
之所以提到了我同學以前說的關於中國想要擁有世界的言論，是因為今天我想集中討論中國經濟和技術領先的挑戰。但我並不是說中國的野心只是經濟上的，或者說我們與中國的競爭歸根結底只是經濟上的競爭。
如今的中國人早就成了全民商業化的民族。但對中國來說，單純的經濟成功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實現更廣泛的政治和戰略目標的一種手段。縱觀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國始終把經濟實力作為實現政治和戰略目標的工具。
2015年，中國啟動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是一項持續性、高度協作的計劃，旨在取代美國成為技術超級大國的主導地位。政府動員了中國社會所有要素、所有政府機構、所有企業、所有學術界和所有勤勞的人民，無縫執行這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以掌控未來的核心技術。
這一舉措得到了產業政策的支持，包括對關鍵技術的鉅額投資、鉅額融資以及數千億美元的補貼。不幸的是，這還涉及到知識產權，以及技術轉讓、掠奪性定價、利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在目標市場採取強有力的銷售等。
毫無疑問，中國的技術攻勢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我們國家的風險空前高漲。自19世紀以來，美國在創新和技術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是美國的科技實力使我們繁榮和安全。我們的生活水平、我們為年輕人和子孫後代擴大的經濟機會以及我們的國家安全都取決於我們持續的技術領導地位。
過去，歷屆政府和許多私營企業的人常常願意支持中國的強硬策略，而本屆政府最終採取行動，對抗和抵制中國的策略。
今天我想著重談談我們面臨挑戰的兩個方面。首先是中國如何通過利用我們的技術來啟動其技術計劃。其次，我想解釋一下為什麼把中國目前對控制5G技術的關注作為中心問題。
集中治理的國家參與中央經濟計劃的能力有時似乎是一種優勢，尤其是在動員我們今天看到的那種技術閃電戰中。缺點是中央計劃抑制了技術創新。突破性的想法出現在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引領著尖端技術的發展。
中國人正試圖做到兩全其美。當他們策劃一箇中央計劃的政策主導關鍵技術時，試圖通過直接獲得我們的技術來得到利益。技術的獲得並不是一個副作用，它會加強和推動他們的努力。正如我的同事、美國國家安全部助理總檢察長John Demers所言，“中國希望美國的腦力成果能收穫其計劃經濟主導地位的種子。”
正如大家所聞，美國商務部於2018年啟動了“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以對抗中國的行為並保護美國的技術。正如今天上午早些時候乃至全天的發言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在行動計劃期間進行的調查一再表明，中國是如何利用情報服務和貿易技術，以私營企業和學術機構掌握的有價值的科學和技術信息為目標。這涵蓋了廣泛的技術，從適用於商用飛機發動機的技術，到可再生能源，到新材料，再到高科技農業。
自“中國製造2025”發佈以來，美國商務部已經在中國希望主導的10項技術當中的8項提起了商業機密盜竊案。在針對這些行業時，中國採取了多管齊下的方法，除了傳統方式，還利用非傳統的情報收集方式，例如讓研究生參與大學研究項目。
除了網絡手段之外，他們還會假扮成美國客戶以避免出口管制，並招募美國僱員或甄選內幕人士獲得商業信息。在學術機構和其它研究機構，中國利用人才項目來獲得知識產權。最終，中國以表面合法但具有掠奪性的行為來補充其明顯的活動——收購美國公司及其在美國做的其它投資。
司法部通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等來應對這些威脅。例如今年早些時候，根據司法部和其它機構的建議，聯邦通信委員會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一項中國移動公司的許可。
中國的做法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代價。據估計，每年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成本可能高達6000億美元。本部門將繼續使用我們全體系的國家安全手段，對抗由中國造成的威脅。但正如我所確信的，也正如FBI局長所強調的，我們保護美國技術的能力最終將取決於與工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與協作。
在此，我來談談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這是5G技術的關鍵性質，也是中國驅動和主導這一領域將會帶來的威脅。
5G技術處於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於通信。它們正在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於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
中國已經在5G領域建立了領先地位，佔據了全球基礎設施市場的40%。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美國沒有引領下一個科技時代。
現在，關於允許中國在5G領域確立主導地位所致危險性的討論，大多集中在使用中國可以監控通信網絡將帶來的直接安全問題上。事實上，那是一個巨大的危險，僅此一點，我們就應該動員起來，超越中國主導5G的優勢，何況其風險遠不止這一項。
據估計，到2025年，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佔鰲頭，他們將能夠主導一系列依賴5G平臺並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依賴於中國的技術，中國將有能力切斷各國與其消費者和工業所依賴的技術和設備之間的聯繫。與我們將屈服於中國主導權這個前所未有的槓桿影響相比，美國今天使用的經濟制裁力量將顯得蒼白無力。
重要的是要了解5G將如何推動工業過程的革命。一些美國人認為，我們所談論的一切都類似於我們的無線網絡從3G向4G的轉變。但我們正在討論的變革遠比僅僅提高iTunes、網站和電影下載速度等更為根本。
從3G到4G意味著下載速度從大約每秒1兆提高到每秒約20兆，這一網速增長使得數據存儲和一些適度的處理能力能夠從設備轉移到雲端。但即便是無線業務的適度發展也催生了創新、應用程序和業務等廣泛的新領域。由於美國是發展4G的國家，我們是抓住了這項技術帶來的大部分經濟機會的國家。
躍升到5G是一個超越這一點的量子躍遷。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下載和上傳每秒數十億字節的峰值速率。這些類似光纖的速度，再加上邊緣計算設施離用戶更近，意味著5G能夠實現10毫秒以下的極低的延遲。有了這種能力，連最小的設備都可以實現幾乎是瞬間的連接速度，並獲得無限的計算能力。
憑藉這些特點，5G成為一個實時、精確的智慧控制系統。各種各樣的設備，有些是智能的，有些是採集和傳輸數據的傳感器，有些是執行遠程命令的執行器，可以分散並嵌入到商業和工業設備中，涉及到交通、能源、金融、醫療、農業、重大建築工程等眾多行業中。5G提供了管理所有這些工業過程的命令和控制功能。
隨著5G領域的深入發展，我們將看到的不僅僅是智能家居、智能恆溫器，還有智能農場、智能工廠、智能重型建築項目、智能交通系統等，以及一系列新興技術。除了人工智能，我們還將與5G和工業互聯網交織在一起並依賴它們，例如機器人技術、物聯網、自動駕駛車輛、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技術、材料科學、儲能和量子計算。
中國已經偷步搶灘，現在5G領域處於領先地位。5G是一項基礎設施業務。它依賴於無線接入網、無線局域網和各種設備。中國有兩家領先的無線通信基礎設施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通訊。正如剛才所說的，他們已經佔據了40%的市場份額，並正在積極尋求協調。
華為現在是除北美以外所有大陸的領先供應商。美國沒有設備供應商。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芬蘭的諾基亞公司，市場份額17%，以及瑞典公司愛立信公司，佔14%。
中國人正在利用各種力量擴大5G在全球的市場份額。據估計，5G基礎設施的總市場規模為760億美元。中國正提供超過1000億美元的激勵措施，為客戶購買其設備提供資金。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免費為其客戶提供5G網絡建設服務。他們在全球擁有5萬名銷售人員和技術人員，推動華為基礎設施的驗收。
在5G這樣的基礎設施業務中，規模是至關重要的。這個結論是我作為一個在電信行業工作了15年的人所作出的判斷。5G業務需要在研發方面進行鉅額投資，同時也需要非常高的資本成本。公司的市場份額越大，就越負擔得起這些成本。競爭對手們面對一個日益萎縮的、可瞄準的市場時會發現，要維持足以保持競爭力所需的投資水平更加困難。
中國企業首先擁有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這個優勢，這使它們能夠迅速擴大規模。當他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擴張時，就能夠對其技術進行更多的投資。中國作為5G基礎設施供應商的地位約稿，它在支撐5G基礎設施的所有組成技術方面也將獲得更多的地位。
5G依賴於一系列技術，包括半導體、光纖、稀土和材料。中國已經開始將所有這些元素國產化，所以現在它將不再依賴外國供應商。
半導體為中國在5G領域領導地位的連鎖反應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目前消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導體。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用自己的半導體取代美國的半導體。它在這一領域的規模將使它能夠進行必要的投資，以彌補目前的質量差距。隨著中國半導體行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它將對其它半導體供應商施加巨大壓力。當然，除了5G外，半導體在很多技術和產業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在5G基礎設施方面的成功也轉化為與5G相關的一系列新技術優勢，人工智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與工業互聯網交織在一起。隨著中國獲取5G基礎設施產生的越來越多的數據，就可以產生更好的人工智能，因為人工智能的訓練有賴於數據。數據越多，人工智能發展越好，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成。問題是，在這個時間窗內，美國和我們的盟國是否能夠與華為展開足夠的競爭，以保持和佔領足夠的市場份額，從而維持足夠長期和強勁的競爭地位，避免將主導權拱手讓給中國。時間窗很短，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雖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必須馬上做出的決定有如下兩個。首先，我們必須在美國部署強大5G系統所需的頻譜。這個事情我們還沒做。我們需要部署中頻頻譜，稱為“C-block”或“C-band”（C波段）。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一直在努力，通過一項競拍把C波段的頻譜推向市場，在未來幾個月內完成這項工作至關重要。即便如此，如果我們僅僅依靠C波段，美國仍需要40萬個基站來覆蓋全國。這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建立起來。相比之下，今天我們的無線系統運行在7萬到8萬個基站之上，而中國卻已經為5G安裝了約10萬個基站。在C波段推出後，我們需要建設多達40萬個基站才能實現5G在全國的覆蓋。
最近收到一些有趣的提議，提出美國5G的啟動可以同時提供L波段頻譜並與C波段一起使用。通過使用L波段上行鏈路，我們可以大大減少完成全國覆蓋所需的基站數量。有人認為，這可以將美國5G部署時間從10年縮短到18個月，節省大約8000萬美元。在討論使用L波段的一些技術問題時，聯邦通信委員會必須解決這些問題，就頻譜相關事宜作出決定，並繼續推進。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果斷地採取行動來拍賣C波段，並對L波段的利用下定決心。我們的經濟前途岌岌可危。在作決策時，我們必須牢記，鑑於時間窗很窄，我們面臨著與中國開展5G競爭失敗的風險，應該遠遠超過其它所有考慮因素。
其次，必須要選好參與這場競爭的優秀選手。誰將能夠成為代表我們利益的5G設備供應商，在全球範圍內與華為競爭？誰去爭得運營商合同，並挫敗華為的主導地位？我們總是想讓我們的企業以及盟國企業不要安裝使用華為的設備，但他們要採購誰的基礎設施呢？如果我們和我們的盟友，以及其它不想把經濟命運掌握在中國手中的國家，都不打算安裝華為的基礎設施，那我們今天就必須面對市場拿出一個準備充分的替代方案。
顧客到底需要什麼？運營商從4G升級到5G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們不能犯錯誤。用戶需要確信正在購買一個可靠的系統並且性能穩定，因為擔負不起中途推倒重來的損失。而且它需要是一個能夠讓4G基站無縫遷移到5G的系統，其供應商需要具有持久經營的能力——不能是曇花一現的企業，要持續超長的運維和支撐。
以上這些都是如今產品贏得客戶合同所必須的條件，而目前能與華為競爭的公司只有兩家：諾基亞和愛立信。他們有可靠的產品，可以保證產品性能。事實證明，他們成功地管理了客戶從4G到5G的升級。客戶對這些供應商的主要擔憂是，他們既沒有華為的規模，也沒有像中國這樣擁有龐大嵌入式市場的強國的支持。
有人提議，美國可以直接或通過私營企業和諾基亞、愛立信等公司結盟的聯合體擁有控股權，來解決這些問題。把我們龐大的市場和金融實力放在其中一家或兩家公司後面，將使它成為一個更強大的競爭對手，並消除人們對其經營持久性和延續性的擔憂。美國和我們的親密盟友當然需要積極考慮這一做法。
如今，有人最近在談論，嘗試開發一種叫“open RAN”的方法，其目的是強制將RAN開放到其組件中，並讓那些組件由美國或其它西方國家的創新者來開發。問題是，這是完全是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這種方法是完全未經測試的，還需要很多年才能起步，如果有的話，十年內都不會進入黃金時期。正如我所說，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贏得合同的產品，一個經過驗證的基礎設施，一個會阻礙華為發展的產品。
作為一個集中制的國家，中國可以採取一種發動舉國之力的做法，即政府、公司、學術界齊心協力。但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過去面臨類似挑戰的時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俄羅斯冷戰的時期，在應對技術挑戰的時候，我們只能作為一個自由的民族團結在一起。我們能夠自發自願地在政府、私營企業和學術界之間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我們曾經通過這種合作克服了挑戰，取得了勝利。不幸的是，我們過去能夠凝聚起來的合作紐帶和使命感，在今天會更難召喚。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尚有“人造衛星時刻”來幫助我們激勵國民，使我們的反應團結一致，然而今天的我們沒有類似的催化劑來凝聚愛國心。
如果我們要在這場閃電戰面前保持我們的技術領先地位以及經濟實力，並最終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就需要我們調動其公共機構和私營企業共同努力，並肩作戰。對於我們的私營企業朋友，我想說，安撫中國可能帶來短期利益，但我敦促你們質疑這個長期以來的假設，即市場準入的承諾值得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中國的最終目標就是用一家中國公司來取代你們。
大學和智庫的同事們，我請求你們不要放任以學術自由為幌子竊取技術。不要讓中國獲得你的研究或迫使你忽略對有爭議話題的不同聲音。懇請你們考慮一下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的犧牲是否值得權衡。
對我們的盟國，我讚揚你們對抗中國的經濟槓桿所作的努力，但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情並集體行動。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集體經濟影響力和力量要強大得多。
縱觀歷史，自由社會一直面臨著嚴峻的敵人。但在關鍵時刻，他們能夠實現所必需的團結和目標。這不是因為他們被迫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自由選擇這樣做。我們今天必需作出這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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