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天道、人道
——孔子、荀子对龙文化的拓展
姚海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6）
摘 要：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的龙文化在孔子、荀子那里实现了重大理论跃迁，充分展现出了多层次“龙”的思想视界。这一重大变化的文化背景是先秦诸子争鸣这一理性时代的照临。孔子、荀子在龙的具体形象方面并无建树，其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其对龙文化的新推拓主要体现在龙德与天道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龙德与人道中蕴含了龙之善恶，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龙与人间社会之礼三个层面。
关键词：孔子；荀子；龙；天道；人道
引言
龙在中国人看来真乃“天生神物”。我们也一直以“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为荣。作为华夏图腾、文化符号与精神信仰，龙早已内化为民族基因，流淌在华族血液之中。可见，龙之于中华民族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先秦儒家论龙虽不多，但在龙文化发展史中有其特殊性地位。在商周甲骨文中就有“见龙”“祭龙”“狩龙”“获龙”的记载。出土商周青铜器的龙形纹饰可以清楚地表明前诸子时代远古图腾崇拜阶段的神秘龙文化。神话时代多元而丰富的龙印记提供了中华龙文化早期重要的资料来源。但如果仅停留于此图腾崇拜阶段也决发展不出思想深刻的龙文化。龙文化的重塑与再造必随着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到来而开启。随着先秦诸子及其典籍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对神话时代继承、整理与创新的理性时代的到来。
如果梳理一下先秦诸子所论之“龙”，我们就可以看到龙如何从华夏先民的精神图腾，逐步进入百姓日用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图。当然生物学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之龙早已为人们所“抛弃”。今天我们主要是在文化学意义上谈论龙的“真实”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龙既是实体虚拟物也是文化现实物。先秦诸子对龙并未采取“聚焦透视”的方法，仅有不甚集中的偶尔提及，但其所处承上启下的理性时代及历史场域，无疑使得这些“散点透视”会在龙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其正处于承上与启下，继承与整理，启源与架构，诠释与创新共举之时。[1]23龙文化也由隐而显、因彰而明。从而也构成了龙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不可轻忽的一域。
龙形象伴随着轴心时代“哲学突破”的理性之光，沉潜良久、灵光爆破、蓦然盛放、具体而微。原始龙文化母体与新龙文化之子之间的旧的脐带已然断裂，其所输送的“养料”已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文化所需要。加之新的文化要脱离原始母体独立自存，要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自我壮大。这一时期以儒家孔子论龙最较为集中，也较为系统。
孔子论龙主要集中在帛书《二三子问》中的龙德论，还散见于《孔子家语》的篇章之中。其最突出地体现在理性视域的开启带来的宗教性与神圣性的消解与祛魅以及人文价值理性诠释视域的彰显。具体言之，龙成为自然天道与社会人道的载体，从自然之物向社会之物转化与融通，并实现了天道与人道并重、合一的理论推拓。
天人关系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论题，往往联结着自然与人、客观世界与主体世界等诸多复杂关系。就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龙作为自然之物与人又有何关系？其文化形态如何？若论及天道，儒家典籍《周易》当仁不让地是一部法天道以开人文之巨著。易道实蕴涵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且龙与易的关系在此书中得以开显。孔子虽在晚年才接触到《周易》，但其在易学史上却做出了巨大贡献。孔子之于易的贡献在于将单一卜筮功能之易向人文价值理性多重理论视域与意蕴之易的转向上。先秦诸子中也只有孔子将龙与天道相契接，发展出了龙德与天道学说。
一、龙与天道
（一）龙之为物：龙形象
学界关于龙形象起源的争议尤多，这缘于中国龙形象起源的多元性、多样化特点。从最早的北方辽宁查海遗址的石摆龙到红山文化玉猪龙、三星他拉玉龙、凌家滩玉龙、陶寺彩绘龙、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龙、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龙遗存形象反映了早期中国龙的雏形及其演变历程。由是也构成了贯穿中华文明史博大精深、蔚为壮观的龙文化。学界对与龙相关的原型动物及其衍生物的相关研究，爬梳、厘清分类对于传承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有这样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龙是先民臆想、臆造而产生，纯属子虚乌有之物，是早期先民神话世界观的体现。另一种则认为，龙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是在某种原型动物基础之上由先民创造出来的虚构与现实共生之物。针对龙的原型动物，学界又有不同的看法。由于龙与蛇、鱼、龟的差异与相通性，学界大致认为龙的原型动物可能是蛇、蜥蜴、鳄鱼等。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了龙字的身影，先秦文献中龙字更是常见。如丁山认为，“《左传》谓孔甲豢龙、食龙、御龙，龙则牛马同科。龙者，蛇也。”[2]76《孔子家语》谈及龙的形象如下：“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3]265“水之怪，龙、罔象”[3]194。“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3]304将龙称之为“水之怪”，将凤、麟、龟、龙、人并列，其分别为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动物之长，体现了天地造物之精妙。《孟子》出现“蛇龙”连用之语。《荀子》中有“川渊者，龙鱼之居也。”[4]255“积水成渊，蛟龙生焉。”[4]7“螭龙为蝘蜓”[4]466《韩非子》中也有“龙之为虫也。”[5]94由此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龙形象的理解。先秦孔子、荀子、孟子、韩非对龙之为物的基本认知既呈现出复杂性又呈现出某种一致性。龙与蛟、蛇、鱼、虫、蝘蜓之间具有形象的关联性，是一种形态复杂的水生动物。但龙又是比蛇、鱼、虫、蝘蜓更高级的生物。如果从其外在形态来看，龙为鳞虫之长，后世形成了“龙有九似”之说：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后世“九似”中的“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在这里已初步具备。从龙的种类来看，由于古籍中的说法不一甚至出现互相抵牾的情况，所以形成了庞大复杂的龙类群。后世中所说的比如有鳞之蛟龙，有翼之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之说在这里已显雏形。这为后人研究龙的动物学原型提供了材料支撑与文献依据。同时也可看到龙与水、龙与雨之间的天然联系，为龙行云做雨专属功能确立以及后世龙王的出现提供了依据。
（二）龙德与天道
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中与龙高度相关的卦为乾卦、坤卦与震卦。乾卦关于龙的论述最为充分。其六爻爻辞中大量以龙显发易道，以龙所处的位置以喻爻位、时位。坤卦中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6]13说卦传中有“震为雷，为龙，为玄黄……其究为健，为蕃鲜。”[6]261帛书周易《二三子问》中保留了孔子论龙德的丰富资料。他将龙德与易道结合起来，创立了视角独特的龙文化诠释范式。孔子在解释何以《易》中屡称于龙时，大谈龙之德。《乾·文言》中在解释“潜龙勿用”时，第一次提到“龙德”一语。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6]3孔子在《二三子问》中以天人合一的宏阔文化视域，将龙德与神圣之德、神妙之化以及君子的道德属性建立起了密切而恰当的理论关联。他接连发出了三个“龙大矣”之赞叹，展现了精当、恰切而又玄妙的宏大文化蕴示。其具体内容分析如下：
第一，“龙刑叚，宾于帝，伣神圣之德也。高尚行虖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之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 风雨辟乡，鸟兽弗干。”[7]15上古之时，龙与原始宗教密切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了神秘而庞杂的龙文化。孔子此论所体现的正是龙能阴能阳、能上能下、能率水流之物亦能率鸟兽，涵具无所不载的神圣之德。这与乾卦爻辞中龙所蕴示之爻位及卦象蕴涵之“天”的刚健义正相吻合。《乾·彖》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6]2之说亦可形成互证。孔子已经超脱了纯粹的神异化视角，而走向了龙的哲学化与人文化诠释路线。
孔子也曾说过“麟凤龟龙谓之四灵。”[3]377《管子》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8]215《管子》中的龙与黄、青、赤、白、黑五色建立了神秘联系。龙为四灵之一，能大能小，能隐能显，能屈能伸，能呵气成云，能行云做雨，能变水变火。龙还能随季节不断更化。春分时飞龙在天，秋分时又潜龙在渊。《墨子·贵义》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9]429在这里，墨子从功利视角与“日者”（卜卦人）进行了辩论，凸显其理性主义立场，说明卜卦并准确，因其不合常理。但显见四方与青、白、赤、黑四色的对应关系。这为汉之后出现依附于道家文化之龙以及与佛教文化宗教谱系意义相连之龙文化做了一定的理论铺垫。
第二，“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䖵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焉，有弗能察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辨者不能审亓美，至巧不能赢其文，明目弗能察视也。□非焉，化䖵虫，神贵之容也，天下之贵物也。”[7]15此处所体现的是龙的玄妙之化，能随心所欲地变成云、蛇、鱼、鸟、虫等。这与上古龙的传说一脉相承，将龙的神秘变化进行了整理，也为后来龙原型的探讨提供了相关根据。
第三，“龙之驯德也，曰利见□□□易□□和，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命，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或大或小，亓方一也，至周也，而名之曰君子。”[7]15此处所体现的是龙“无爵而贵”，谦卑与尊贵共存，显示出了君子、夫子之德。并且涵具了“戒事敬命”的忧患意识与因时而变的时义意识。这与乾卦中九三爻中的“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君子品格若合符节，也为龙德与人间之道的打通开辟了道路，成为以龙喻人的先声。
孔子之所以对龙保有持续的理论热情，并将“龙”哲理化诠释为龙德至论，将龙德与天地之道联系为整体，这与其天人合一的理论视域是分不开的。孔子将龙德与天地阴阳变化、龙的神化功能、变化之时义、忧患意识等方面密切联结，实为十分明达的言论。
二、龙与人道
人道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与“天道”相对的概念。人间社会是先秦天人关系的现实归宿，也是先秦儒家政治理论的指向所在。就龙这一物象而言，先秦儒家使其安顿于人道之中，指向人间社会之礼。龙何以可与人相喻与相通，又如何朗显于社会？龙的传人的思想渊源与龙的人文现实化路径就蕴含于其中。
儒家孔子大力倡导“仁”的学说，德性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理论重心与学术支点。帛书《二三子问》中孔子对龙之德的大量诠释显发其德性学说的一贯性。其关于龙德的阐释中已涵具了将龙从天道视域转向人间德性论域的向度。先秦儒家另一位大儒荀子在其著作中，保留了丰富的龙与人间社会之礼的原始材料。
（一）龙之善恶
如今的龙文化研究一般将中西方龙认为分别寓褒贬善恶之两面。中西文化视域中的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存在。中西文化中的龙虽可能同源于某种动物，同属于人为虚拟物，但对龙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西方文化中的龙是邪恶力量的代表，完全是贬义；而中国文化中的龙则是正义力量的化身，象征权威、神圣、尊严、吉祥、幸福，完全是褒义。
殊不知，先秦时期的中国龙也有善恶之别。也就是说，中国龙也有善龙、恶龙之分。如有女娲杀黑龙之传说。女娲所杀之黑龙当为恶龙。《墨子》中也有黑龙被帝所杀之说。《庄子》中出现了屠龙之术，龙成为可屠之一物，无疑说明了有恶龙存在。再如《韩非子》中出现了能杀人之龙，其龙形象与其法家的严苛与专断何其相似。沿着龙的善恶与人性归属相联系的路径，就可以开启以龙喻人的视界。
（二）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以龙喻人的记载。[1]70由御龙、祀龙到以龙喻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转变。由民族图腾下贯到民族精神的代表，再到人中翘楚。龙的不可捉摸、变化多端、能大能小、显隐无常等特性与人才异乎寻常的特点具有相类相通性。《周易》乾卦中六爻爻辞中，仅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6]1，没有出现“龙”，甚是奇怪。其实这是一种“互文见义”的修辞法，乾卦爻辞中的龙也就是物象化的君子，九三爻中的君子也就是人格化的龙。[7]所以这可以说是以龙喻人最早文献记录。
此处，《庄子·天运》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还共同记录了孔子在问礼于老子之后与弟子的一段精彩评论老子的精彩妙喻。他感慨道：“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0]394。将龙的“不能知”之特性与“乘风云而上天”的神奇与老子这位先秦哲人的妙理玄思打通、联结、类比，从而认定二者相类，于是乎孔子发出了“老子犹龙”的千古一叹。这一叹便正式开启了以龙喻人之说。孔子除了以龙喻不世出之圣人老子，在《二三子问》中他还以龙喻君子、夫子。之所以会出现以龙喻人中翘楚的意象并在先秦诸子那里大量出现，原因大约是时为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思想异常自由，学术异常开放，成果异常硕大。到后来的帝国时代，龙成为帝王专有之物，以龙喻君子便难得一见了。
以龙蛇喻君臣关系在《史记·晋世家》中有记述。虽是《史记》中所记，但反映的却是先秦时期的思想。“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10]248反映的是介之推与晋国国君重耳之事。从中不难看出王权崇拜的初步表达。另《韩非子·说难》中提到“夫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5]94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韩非子·难势》中记载慎子的话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5]385此话将龙与蛇区分，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以龙喻人是以物喻人的延伸。以龙喻帝王之说的出现，为后世成为专属于帝王开启了关键门户。此种比喻使得君臣既有了高低贵贱之别，同时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辅佐联系以及君臣易位的可能通道。反映在民间传说中，蛇经过修炼可以变为龙，龙也可能因为过错被贬为蛇。
可见，在先秦典籍中，龙已经与帝王联系在一起了，也出现了大量古帝王御龙而飞的描述。如颛顼乘龙四至，黄帝乘龙顺天地之德，帝喾以时乘龙，只在春天与夏天才可以乘龙。后来龙到了汉代，逐渐成为帝王专属。由于皇帝垄断了龙，龙也就成了专属于皇家的帝王权威之龙。可是在民间人们对于龙的信仰及其使用却从未断绝，又出现了平民之龙。
（三）龙与人间社会之礼
孔子与荀子均触及到龙与人间社会之礼这一层，其对龙文化的推拓在龙与人道方面多有表现。如孔子提到了尧命“伯夷典礼，夔、龙典乐，”[3]280夔与龙都是尧舜时的乐官，阐发了龙作为职官之名而存在。他还谈到，在天子郊外祭天时，要用到“龙章”，因为“龙章而设以日月，所以法天也。”[3]341龙章指旌旗上绘有龙形图案，已成为礼的载体物。礼制讲究贵贱等级的不同，既不丰厚，也不降等，以此维系感情，进而可以做到居安思危、警惕忧患。所以会出现“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掫，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及卵胎，皆可俯而窥也。”[3]383的盛况，是因为先王能够遵循礼制以达到义，诚信以达到顺的缘故。龙与人间社会之礼的内在关联就建立起来了。
另外，春秋战国时代龙纹铜镜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龙已经跨越了祭祀对象、礼器的固有藩篱，不再是沟通人神关系之物而是出现在人伦日用的实用镜子上面，写就了龙的图腾物化新篇章，成为与人本身联系更加直接也更加紧密的文化器物。具象性、艺术性龙的出现无疑背后埋藏着思想与文化根源。这些文化根源通过文本解读、绘画解读，实现文本与绘画的沟通，理论与实践对接，就能阐明龙文化轨迹。如学界普遍认为，西汉马王堆汉墓帛画龙基本确立了中国龙的形象。后代龙形象与帛画龙是一脉相承的。而先秦诸子与汉代之间时间上接近性，也必然会对西汉龙形象的塑造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荀子治国理政理念就是礼治主义。他也以隆礼、重法、尚术的礼法术合一之理论形态完成了对先秦诸子争鸣的批判与熔铸，实为集百家大成之大儒。礼治主义也不是一空头的理论，要贯彻到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龙文化又会以怎样的形态存在？观《荀子》一书，其论龙并不多，但还是能够明晰地看到龙的礼仪型固化。礼义之龙是荀子对于龙文化的一大贡献。龙成为礼的饰物与载体。礼的重要功能就是别。礼别异的功能。“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4]338荀子之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诠释礼的载体，也体现出了荀子质实、理性的思想特点。礼及其象征意义的保留也成为荀子论龙的重点。以龙解礼、释礼，实现了龙的原始神秘权威的现实礼仪转化。龙的礼仪化在远古时期的祭祀之礼中便有体现，如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在丧祭之礼中也有相关表达，如濮阳蚌塑龙。《荀子》保留了龙礼仪化的文献学依据。通过对这些鲜活材料的解读，无疑可以更细致化地看到龙之于人间社会之礼的参与。
荀子礼义之龙分饰于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贯穿了人的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之中。如龙在增加君王之气方面有突出表现。“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4]338-339龙旗上有九条飘带是用来保养身份的信号；牛耳车上画着龙，用来保养威严与神气。如龙在丧礼中也有体现。“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4]330礼与龙一样具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礼仪视域下的龙，已成为龙幡、龙旗，成为礼仪的装饰物。这也体现出了由神权而政权，并有与政权相联合之势，大致开拓出了一条依附政权而未来可能被垄断、专属的总体趋势。具体礼仪可能过时，需要进行因革损益式的改造以适应、回应时代更化，但礼的精神永远常青。这也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孜孜于礼，矻矻于仁的原因所在。礼主要是为了将内在的仁心外显，以恰当合宜的方式展现“别异”，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先秦儒家孔子与荀子对龙含义的开拓上承传说时代，下启汉代，为龙的基本定型及龙文化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龙与天道、人道贯通的新的龙语义转向开启了龙文化新通道，也提供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为后代龙文化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注重龙的权威化、经典化、神圣化、类型化改造。这些理论准备为实现龙从图腾崇拜到王权崇拜，由王权崇拜到皇权崇拜的自然过渡做了某种意义的文化准备。孔子与荀子对龙文化的新推拓构成了我国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的龙文化中的重要理论，写就了我国龙文化宝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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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首发于《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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