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讀剛下，進入辦公室還沒有一分鐘，突然聽到樓道里孩子大哭的聲音，我心裡一驚，暗叫一聲“壞了，是不是誰又摔倒了！”身形跟著也飄到了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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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參與了小學部的管理，我每天都要聽到孩子的哭聲。有的是剛入校門難離父母，有的是物品丟失找尋不見，有的是玩耍不慎相互碰撞，有的是情緒使然直抒胸臆……總之，只有你想不到的角度，沒有他們哭不出的理由。
這次的現場是在樓道，一個哭泣的孩子，幾個哄勸的老師，耐心地詢問著，勸導著。但，很顯然，並沒有什麼效果，孩子依然哭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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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勸導行列後也已經勸得滿頭大汗，孩子哭聲依然不減。無奈的我只好去請了班主任過來。路上，自持經驗豐富的我還給班主任叮嚀，讓她先勸，如果不行，就叫家長過來接走安撫一下。
班主任來了，先給他擦了鼻涕，又微笑著勸了一會，但，孩子的哭聲並沒有停止。看來班主任這個“法寶”並沒有立即起作用。於是，我繼續建議道：
“曹老師，給家長打電話吧，這樣哭下去嗓子會啞的。再說了，也影響其他人上課。”
曹老師站起身，看著我說：“主任，這個孩子有點特殊，幼兒園就是家長不斷陪伴上學的，現在都一年級了，如果不改變辦法，孩子可能一直都適應不了。”
說到這裡，曹老師回身抱起了那個小男孩，繼續說道：“主任，讓我再試試，實在不行了再說，可以嗎？”
看著曹老師堅定的眼神，瘦弱的身體吃力地抱著孩子，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點點頭，看著她往辦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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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是放心不下，便想著去了曹老師辦公室看看。原以為大老遠就會聽到哭聲，但，直到我走到辦公室門口都是安靜的。我邊推門邊說：“曹老師，家長把孩子接走了嗎？”
回答我的是一串快樂的笑聲，那個臉上還掛著淚痕的孩子，此刻正在開心地給曹老師教摺紙。曹老師折錯了，小男孩就笑了，還老氣橫秋地批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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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打擾他們，自己悄悄地退了出來。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我疑惑著，為什麼我們都勸不好，曹老師卻可以？明明剛才小男孩已經哭的無法控制了，為什麼現在卻在笑呢？
無意中，我突然想起來，曹老師比較擅長手工，可是剛才她卻把摺紙折錯了，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曹老師是故意的。她用這個“錯”為她和小男孩搭起了一座橋，順利地觸摸到了小男孩的內心。而小男孩也走上了這座“橋”，開心地教曹老師做起了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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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幾個人都毫無辦法的一場哭泣，卻因為曹老師的介入，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曹老師的一“擦”，一“笑”，一“抱”，一“錯”，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卻如同一支魔力棒，改變了這個孩子。這不正是帕爾默先生筆下的“心靈相遇”嗎？
加入這場勸導行動的一共有三撥人。第一撥是好幾位第一時間看到的老師，使出渾身解數也沒有得到小男孩的共鳴；第二撥是我，蹲下身子不斷詢問，始終沒有回應；第三撥是曹老師，問題解決了。
在試圖找尋原因的過程中，我對這三撥人又做了分析。我在之前的教學生涯中始終面對的是中學生，這幾年正在摸索怎麼和小學生相處，這會影響溝通效果。但，我總覺得，沒有豐富的經驗只是我們失敗的原因之一。
我又回想了自己聽到哭聲的反應。哭聲響起時，我微不可見地皺了一下眉頭。走過去勸導時，我也很耐心，但是好像並沒有去想他為什麼哭泣，只想著讓他趕緊別哭了。曹老師帶走時，我還建議她請家長來。
想到這裡，我突然間就明白了。帕爾默先生在《教學勇氣》中提到：“如果我們只是遵循應然規則（因為外部期望的要求，覺得應該去做很多事情。），我發現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倫理意義上值得讚美，但非我心甘情願所為。”我在整個過程中是心甘情願的嗎？我“皺眉”，“請班主任”，“找家長”這一系列行為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我之所以出去勸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是一名教師，我是這個學校的德育主任，教師和德育主任的身份要求我這樣做，而並非是內心呼喚我要這麼做。
面對哭泣的小男孩，我可能只是為了讓他覺得老師是關心他的。很顯然，孩子並沒有感受到，我和他的心靈並沒有成功相遇，這也說明我內心自發的呼喚力量並不強烈。
我侵犯了我自己，不可避免地，我最終會侵犯想與我相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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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去年的一個一年級孩子，也是這個時間段，也是哭泣不進教室。
當時我們建議家長陪伴，以此來慢慢擺脫孩子的恐懼感。雖然最後孩子也適應了，但開學的第一個月，孩子的父母，班主任和我都感覺疲累不堪。
現在想想，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達到心靈的相遇，很多溝通都是無效的。
心靈深處直對心靈深處才產生共鳴，如果我們不能發出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我們當然聽不到學生內心深處的聲音。
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但每個孩子都有一片世界，如果我們願意放下身段，與孩子進行心靈對話，我想，很多困境都可能解開。
想通了這一點，我突然間就放鬆了，我想，也許這個小男孩還會哭，但有曹老師的懷抱，這個時間一定不會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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