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读刚下，进入办公室还没有一分钟，突然听到楼道里孩子大哭的声音，我心里一惊，暗叫一声“坏了，是不是谁又摔倒了！”身形跟着也飘到了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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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参与了小学部的管理，我每天都要听到孩子的哭声。有的是刚入校门难离父母，有的是物品丢失找寻不见，有的是玩耍不慎相互碰撞，有的是情绪使然直抒胸臆……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角度，没有他们哭不出的理由。
这次的现场是在楼道，一个哭泣的孩子，几个哄劝的老师，耐心地询问着，劝导着。但，很显然，并没有什么效果，孩子依然哭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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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劝导行列后也已经劝得满头大汗，孩子哭声依然不减。无奈的我只好去请了班主任过来。路上，自持经验丰富的我还给班主任叮咛，让她先劝，如果不行，就叫家长过来接走安抚一下。
班主任来了，先给他擦了鼻涕，又微笑着劝了一会，但，孩子的哭声并没有停止。看来班主任这个“法宝”并没有立即起作用。于是，我继续建议道：
“曹老师，给家长打电话吧，这样哭下去嗓子会哑的。再说了，也影响其他人上课。”
曹老师站起身，看着我说：“主任，这个孩子有点特殊，幼儿园就是家长不断陪伴上学的，现在都一年级了，如果不改变办法，孩子可能一直都适应不了。”
说到这里，曹老师回身抱起了那个小男孩，继续说道：“主任，让我再试试，实在不行了再说，可以吗？”
看着曹老师坚定的眼神，瘦弱的身体吃力地抱着孩子，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点点头，看着她往办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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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钟过去了，我还是放心不下，便想着去了曹老师办公室看看。原以为大老远就会听到哭声，但，直到我走到办公室门口都是安静的。我边推门边说：“曹老师，家长把孩子接走了吗？”
回答我的是一串快乐的笑声，那个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孩子，此刻正在开心地给曹老师教折纸。曹老师折错了，小男孩就笑了，还老气横秋地批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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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打扰他们，自己悄悄地退了出来。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疑惑着，为什么我们都劝不好，曹老师却可以？明明刚才小男孩已经哭的无法控制了，为什么现在却在笑呢？
无意中，我突然想起来，曹老师比较擅长手工，可是刚才她却把折纸折错了，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曹老师是故意的。她用这个“错”为她和小男孩搭起了一座桥，顺利地触摸到了小男孩的内心。而小男孩也走上了这座“桥”，开心地教曹老师做起了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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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几个人都毫无办法的一场哭泣，却因为曹老师的介入，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曹老师的一“擦”，一“笑”，一“抱”，一“错”，看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却如同一支魔力棒，改变了这个孩子。这不正是帕尔默先生笔下的“心灵相遇”吗？
加入这场劝导行动的一共有三拨人。第一拨是好几位第一时间看到的老师，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得到小男孩的共鸣；第二拨是我，蹲下身子不断询问，始终没有回应；第三拨是曹老师，问题解决了。
在试图找寻原因的过程中，我对这三拨人又做了分析。我在之前的教学生涯中始终面对的是中学生，这几年正在摸索怎么和小学生相处，这会影响沟通效果。但，我总觉得，没有丰富的经验只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又回想了自己听到哭声的反应。哭声响起时，我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眉头。走过去劝导时，我也很耐心，但是好像并没有去想他为什么哭泣，只想着让他赶紧别哭了。曹老师带走时，我还建议她请家长来。
想到这里，我突然间就明白了。帕尔默先生在《教学勇气》中提到：“如果我们只是遵循应然规则（因为外部期望的要求，觉得应该去做很多事情。），我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在伦理意义上值得赞美，但非我心甘情愿所为。”我在整个过程中是心甘情愿的吗？我“皱眉”，“请班主任”，“找家长”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我之所以出去劝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我是这个学校的德育主任，教师和德育主任的身份要求我这样做，而并非是内心呼唤我要这么做。
面对哭泣的小男孩，我可能只是为了让他觉得老师是关心他的。很显然，孩子并没有感受到，我和他的心灵并没有成功相遇，这也说明我内心自发的呼唤力量并不强烈。
我侵犯了我自己，不可避免地，我最终会侵犯想与我相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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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去年的一个一年级孩子，也是这个时间段，也是哭泣不进教室。
当时我们建议家长陪伴，以此来慢慢摆脱孩子的恐惧感。虽然最后孩子也适应了，但开学的第一个月，孩子的父母，班主任和我都感觉疲累不堪。
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心灵的相遇，很多沟通都是无效的。
心灵深处直对心灵深处才产生共鸣，如果我们不能发出我们内心深处的声音，我们当然听不到学生内心深处的声音。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个孩子都有一片世界，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身段，与孩子进行心灵对话，我想，很多困境都可能解开。
想通了这一点，我突然间就放松了，我想，也许这个小男孩还会哭，但有曹老师的怀抱，这个时间一定不会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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