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0日，在《明報》創刊30週年茶會上，金庸突然宣佈辭去社長一職，只留任明報集團董事局主席職位。
但他表示將徹底淡出江湖。
當時，《明報》已是市值約10億、贏利約1億港元的大型報業集團。
消息傳出，一時引來10多個財團上門洽談收購金庸所持的股權。
先後有收購專家梁伯韜與出版奇人鄭經翰合組的收購拍檔、英國報業大亨麥士維、香港首席財閥李嘉誠、香港首席洋行恰和以及澳籍傳媒大王、《南華早報》大股東梅鐸。
另外還有日本德間書局老闆及其顧問于品海。
但最後，沒有一家財團談妥。
金庸之意，並不在於《明報》售價多少，而是未來的繼承人能否將《明報》精神發揚光大。
金庸的子女，無一人有意從事報業。
金庸也曾想在明報集團內部物色合適人選，但一直舉棋不定。
這時，有一個年輕人引起了傳媒的廣泛關注。
這個人就是後來成為《明報》新老闆的于品海。
于品海生於1959年，香港人，1977年畢業於加拿大沙省大學政治系，回港後進入金庸舊屬黃揚烈創辦的《財經日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及編輯。
一年後，離職進富麗華酒店做職員。
1985年，于品海以20萬港元為資本，說服朋友投資80萬港元，創辦智才顧問管理公司。
同年8月，于品海做成智才的第一單業務，與日商合作，發展並管理桂林的漓苑酒店。
到後來，智才成為它的直接控股公司。
這時，智才還只是一家“皮包公司”，沒有自己的寫字樓，老闆兼職員只於品海一人。
兩年後，智才上市，市值已達6億港元。
于品海曾經協助日本出版商商談《明報》收購事宜。
雖然事沒辦成，據說卻給金庸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據某週刊說，于品海花了多年時間與金庸套近乎。
“他花了很多時間陪金大俠看戲、食大閘蟹，又不時大談辦報理想，令金庸老人家十分開心。
據說他還與金庸建立了義父義子”的特殊關係。
1991年12月，于品海與金庸進行首次交易。
然後自1994年12月1日起，分五次全部讓給於品海。
就這樣，于品海大模大樣地出任明報集團副主席，在金庸的直接關照下處理日常事務。
1994年3月31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宣佈，從當日起金庸及沈寶新退休，分別辭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職務。
同日，于品海被委任為董事局主席。
次日，《明報》刊出金庸的講話。
在這個講話中，金庸對於品海大加稱讚。
他說：“過去大約10年中，我熱衷尋求一個聰明能幹、熱心新聞事業、誠懇努力的年輕人，可以將《明報》交託給他。如果不是我運氣好，不會遇到于品海先生這樣似乎度身訂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
1993年9月，《明報》副主席、掌握實權的新老闆于品海宣佈創辦《現代日報》。
報紙尚未面市，廣告費就花掉2000萬港元，創香港傳媒創刊廣告費用之最。
作為《明報》的補充，《現代日報》是以市民為對象的報紙。
這也是一份全新概念的報紙，在香港開天闢地全部採取橫排。
于品海聲稱，橫排才符合國際規範，中國內地全是橫排，此舉必將對1997年後的香港報業產生深遠影響。
此後，《明報》股價一路上揚，由原來的4港元飈升到10港元以上。
于品海個人的賬面財富也由5億多攀升至13億港元。
1994年4月，于品海正式接替金庸任《明報》主席，並當選為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某雜誌封他為“香港梅鐸”。
誰也沒有料到，正在平步青雲之際，于品海多年前埋下的“地雷”被人引爆了。
1994年10月10日，香港《經濟日報》獨家披露，于品海在加拿大留學期間，曾觸犯偷竊、冒籤支票、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私藏槍支等7項控罪，被判入獄兩年減一天。
當晚，于品海發表聲明，承認自己20歲時在加拿大求學期間，曾於1979年的3個月內，因使用他人支票和信用卡，涉及金額4600加元，以及無牌藏手槍，全部控罪共判刑兩年減一天，但實際服刑4個月獲釋。
于品海陳年案件在香港掀起軒然大波。
金庸知悉後大吃一驚，對於品海隱瞞案底感到遺憾。
金庸認為這件事至少對《明報》短時期會有影響，“董事都會有影響，何況主席！”
金庸認為，他選于品海為接班人並非感情用事，他做過調查，結論是于品海的歷史清白。
外界有評論說，這一事件對金庸打擊太大了。
香港立法局議員詹培10月11日發表講話，稱這一事件“令傳媒本身的聲譽及形象出現瑕疵，對此，身兼報業公會主席的于品海，確應有自動辭職的勇氣”。
批評與譴責從四面八方湧來，于品海被迫先後辭去報業公會、明報企業、南海發展的主席職位。
不過，《明報》及南海的控股權仍牢牢攥在於品海手中。
此後，于品海出現了一連串的投資失誤，或者說主觀犯錯。
據說，于品海在債臺高築時走了一步神秘的棋。
又因為與獨立核算師“不咬弦”，核算師披露，于品海先後拿出4宗3系億港元的款項給身份不明的機構。
《明報》的正業是出版報刊拿貸款去放貸及投資他業，既隱瞞了股東，又違反與銀團的貸款協議。
所以，香港證監會與聯交所於1995年8月22日早上宣佈《明報》停牌。
最後，于品海只有出售他自己與《明報》控股公司智才所持的《明報》股權。
從此，于品海算是徹底淡出了報業。
楊瀾採訪金庸時曾談及於品海，說:“當年您把《明報》轉讓給於品海的時候，您借給他很多股票，還在輿論各方面都很支持他，但是結果出來卻並不是像人們預料的那麼好……”
金庸回答說:“我覺得，如果他來辦《明報》，應該可以繼承原來的方針政策辦下去，所以我各個方面都支持他。後來於先生他一來根本沒有經驗，有些好的人離開了，有的人和他意見不和離開了，所以報紙辦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資也不太成功。不然應該我的股票全部買去的，後來他沒有能力買了……”
金庸還寬容大度地說：“我覺得這也不是他的過失，他經營生意不成功，我覺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據我們訂的合同，把我的股票全買去，我們雙方都很滿意了。但現在不是他故意來對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騙我，不是的，因為他自己做生意沒成功，所以他沒有力量完成這個合約，我可以原諒的。”
退休後，金庸說他有兩方面的打算，一是寫歷史小說，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他身上有多個學者頭銜，得不時應約到處講學。
他還多次表示，退休後希望能在杭州西湖邊建一幢小屋，以滿足對故鄉的依戀和思念之情。
西湖風景區的土地是不允許建私人住宅的。
鑑於金庸對中國通俗文化的貢獻及其影響力。
於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做出特別決定，批給金庸四五畝地，建造一間園林式的小舍，給金庸作為休閒、藏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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