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在清朝統治集團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他與戊戌變法的關係很少有爭議，一般都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所下評論，認為榮祿始終是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事實真如此嗎？
榮祿如何迎來仕途發達？
榮祿的崛起首先得益於其家世背景。他所隸屬的滿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屬於“上三旗”，地位較崇，任官機會也優於“下五旗”。他的祖父統帥軍隊、戰死疆場，伯父和父親作為總兵在同太平軍作戰時雙雙戰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獎。榮祿正是藉著這種祖蔭進入官場，並一直得到皇帝拔識。
與宗室和滿洲貴族結姻也是榮祿維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權勢的政治手段。榮祿繼室薩克達氏為御前侍衛熙拉布之女，與咸豐皇帝元妃薩克達氏（咸豐未登基前已歿）為本族。薩克達氏病逝後，榮祿續娶宗室靈桂之女愛新覺羅氏。榮祿長女為禮親王世鐸之子誠厚之妻；而貝子溥倫之原配為慈禧侄女，後病逝，經慈禧指婚，又娶榮祿侄女瓜爾佳氏為繼室。更具政治意義的是，庚子迴鑾（義和團運動平息後，慈禧光緒回到北京）後，慈禧將榮祿幼女指婚給醇親王載灃，後生育了宣統皇帝溥儀。這些聯姻關係，無疑是鞏固其權勢的有力保障。
身為滿洲權貴，榮祿與醇親王奕譞、恭親王奕、惇親王奕誴、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端親王載漪的關係親疏遠近不同，對其政治生涯的影響至關重要。榮祿與醇親王年齡相近，在創辦神機營時，備受醇親王賞識，奉命統率使用洋槍的威遠馬步隊，鎮壓捻軍、馬賊等，獲得知兵的盛譽。醇親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特別受到慈禧信任。榮祿得到慈禧寵信、充任內務府大臣，也都有賴醇親王的推引和支持。
榮祿仕途的發達除了攀附醇親王這一重要因素外，還有當時手握重權的軍機大臣文祥和李鴻藻的鼎力提攜。榮祿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機營練兵和陵差活動，基本上服務於宮廷事務，長期扮演著內務府大臣等內廷近臣的角色。中間一度受到冷遇。光緒十三年復出後，或任都統，或出為將軍，仍然側重旗籍事務。
榮祿扼殺戊戌政變，是功是過？
甲午戰爭後，恭親王復出，翁同龢、李鴻藻再次進樞，而另一位滿洲官員剛毅也開始進入權力核心。為應對危局，榮祿再任步軍統領，特別是奉旨充任督辦軍務大臣，介入練兵、修建鐵路、對外交涉等重要決策，獲得了幾乎與軍機大臣同等的權力。他的政治活動空間開始超越先前的旗務系統，得到全新拓展。
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格局看，榮祿通過督辦軍務處編練新軍，實際上開始扭轉自咸豐末年湘系、淮系興起後地方督撫控制軍權的局面。甲午戰後，清廷以自強為名，直接掌握練兵大權，乘機將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把控的軍權收歸中央。這是榮祿逐步謀劃完成的。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將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戊戌變法過程中，榮祿長期被視為“後黨”、“頑固派”，是慈禧太后反動派的爪牙，他的反動派形象與康有為維新派的宣傳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學界長期將康、梁的活動作為甲午戰後改革的主流線索來研究，忽略了清廷自身推行的實政改革。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而清廷推行的變法正是通常所說“中體西用”（洋務派）的改革軌轍。榮祿、陳寶箴、張之洞都屬於“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
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改革者。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農曆，下同），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正值百日維新非常重要的時期。榮祿深感時艱責重，頗想有所作為。剛到天津任上，榮祿即致信載振（慶親王奕劻長子）：
北洋任大責重，地方河工百務蝟集，加以強鄰環伺，交涉事件動須要挾，必須相機因應，冀弭釁端。目前海防尤為重要，水陸各軍及時整理，練兵籌響，均費經營。
類似內容的信件不下數十封，足見榮祿的重視。在大理寺少卿盛宣懷一封致張之洞的信上也可以看出榮祿是主張變法圖強的：“在津行時在仲相（榮祿）前密言，內外大臣志在自強者不多，人務須聯絡一氣。仲相深然之，允即與鈞處通函，以後好商量辦事，並雲素來佩服。”由此可見，榮祿絕不是反對維新變法的。
傳統說法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是從不進行制度變革、改革就沒有根本出路的角度提出來的。但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正是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激發了朝野上下變革圖強的精神，使得 原來只有少數大臣、督撫倡導興辦的洋務新政，在甲午戰後變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決策，以練兵、開礦、修路、興辦學堂為核心的實政改革也得以較大規模地陸續鋪開。但由於清廷的腐敗無能和財政匱乏，這些未能取得多少成效。榮祿編練新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屬於清廷實政改革的首要內容。
已有學者指出，以往常將整個戊戌變法只說成是康有為、梁啟超鼓吹的維新運動，或侷限在戊戌那年的百日維新這短暫的時期內，其實，這並不能還原變法維新的全貌和複雜過程。戊戌政變後榮祿不僅練兵、籌餉，在保存京師大學堂等問題上與剛毅等的鬥爭一直持續，有限地維護了一些改革成果。換言之，清廷的改革並未因為政變發生而全然停止，在守舊勢力異常強大的形勢下，榮祿在不觸動舊的封建體制的前提下，仍在設法維護和推動實政改革。然而對榮祿的練兵成效視而不見，反視其為“頑固”派，很大程度上是以康、梁變法的激進標準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徑的結果。
榮祿與戊戌政變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焦點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簡單地歸結於慈禧、榮祿等人的扼殺，而對康有為、梁啟超一派過於脫離實際、急躁魯莽的做法缺乏分析，把一切新政全部歸結於康有為、梁啟超的倡導，也不盡符合事實。更何況，榮祿在政變後積極調和兩宮，極力保護光緒帝，避免事態惡化，庇護新政官員，並繼續維護和推動某些新政，當時得到很多積極的評價。對此，也不可盡信康、梁之言，將榮祿完全一筆抹殺。
榮祿為何歷史形象不佳
從戊戌年八月政變發生到庚子年五月義和團事件爆發，近兩年的時間裡，榮祿與剛毅的矛盾與權力衝突是清廷內部十分突出的一條主線。在處理兩宮關係問題上，榮祿意在調和，寧人息事；剛毅則借用康黨之案，迎合載漪，排除異己。榮祿在庚子年春的長期病假“休養”與這種鬥爭格局有關。剛毅、端親王載漪等人對朝政的影響力增大，從而左右了義和團事件前後的中樞決策。
創建武衛軍是榮祿生平最重要的功業，這是他鑑於北洋海軍覆滅、京津防衛空虛，出於捍衛京畿而採取的重大決策。但是，由於財政拮据以及朝局的影響，在庚子事件中，武衛軍並未能有效發揮抗擊外來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衛中軍還乘機劫掠商民，造成惡劣影響，這完全出乎榮祿意料之外，也成為他後來遭到世人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學界對榮祿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庚子時期。榮祿在義和團興起後，匆忙銷假治事，但始終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雖然主張“剿辦”拳民、保護鐵路，但懾於載漪等權貴的淫威，處處委曲求全，顯得首鼠兩端。榮祿指揮的武衛中軍最初奉命保護使館，圍攻開始後，武衛中軍也曾參與。京城淪陷前，榮祿曾設法開啟與公使館的和議，但未能成功。
京城陷落後，隨扈西行的載漪等人又開始排擠榮祿，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圖繼續掌控朝政，最終在東南督撫策劃下，榮祿才得以抵達行在。但是，抵達西安的榮祿，重掌樞垣，很快故態復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護載漪等人，又引起李鴻章等督撫的不滿。《辛丑條約》的談判就是在這種權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西安時期的榮祿達到了他權力的巔峰。清廷頒佈明發上諭，宣佈進行“新政”，在此問題上，榮祿有推動之功，然而，由於客觀條件的制約，王朝已經面臨末日，新政始終沒有多大的進展。朝野對他的非議此起彼伏，或牽連庚子舊事，或與當時人事糾葛相關。回到京城後，為了緩和外人對武衛軍圍攻使館造成的影響，榮祿加強了與外國使節的聯絡。他雖然主持朝政，卻病情日重，時常請假。經過庚子之變，武衛軍慘敗，妻子亡故，榮祿遭受不小的精神打擊。辦事拖沓，因循守舊，任人唯親，政以賄成，受到朝野的批評。這也是後來其歷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榮祿死去八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告傾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也宣告結束。袁世凱——這個在榮祿庇護下力量得以發展 膨脹起來的一代梟雄，憑藉北洋軍閥的雄厚勢力，成為影響民初政局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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