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著密切而又複雜的關係。作為中華文化的根幹，儒學在日本也有深遠的影響。明治維新之後，這種影響並未隨著“脫亞入歐”的現代化進程而消逝，相反，有學者指出，日本在建立現代大學以後，主要的漢學家基本上都有一本與孔子或《論語》相關的著作。這個傳統流傳至今，迄未改變。作為當代日本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史家，子安宣邦先生歷時六年，與市民一道重讀《論語》，從而完成《思想史家が読む論語——「學び」の復権》（巖波書店2010年），其中譯本《孔子的學問——日本人如何讀》於201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印行。
切問近思：以古學之法重讀《論語》
大概可以說，《論語》是先秦諸子中最容易讀進去的一部典籍。掀開書頁，兩千多年後的我們仍能感受到鮮活生動的場景和栩栩如生的面容。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經典難讀，所謂“過往即異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渺遠的時空橫亙於古今之間，更別提操著不同語言的他邦之人了。子安先生切切實實點出了閱讀的困難：《論語》中的很多概念，我們已難以理解，因為今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和古人迥然有別，“就算我們能通過後來中國禮教世界的發展來理解‘禮’的重要性，孔子的教示中涉及的‘詩’與‘樂’的重要性，我們未必就能夠很容易理解，因為‘詩’與‘樂’早已不再在現代世界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了”。
然而，古代經典不是有許多當時和後世的大儒為之作疏作注麼，經由這些詮釋，藉助這些扶梯，我們就不能接近先賢的思想嗎？的確，這是一個途徑。不過，這條路仍然充滿荊棘和陷阱。作者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一方面，“《論語》的文本上已經累積太多前人的解讀，而我們自己的閱讀也只能通過這些解讀來進行。想用全新的眼光來閱讀完全不沾染任何前人理解之痕跡的全新古典文本，不啻天方夜譚”；另一方面，像朱子那樣的曠世大儒對《論語》的解讀被典範化之後，《論語》本身的內蘊卻被遮蔽了，朱子的《集註》不期然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怎麼辦呢？專攻江戶日本思想史的子安先生的途徑是“曲線讀孔”，江戶時代古學派的兩位大師伊藤仁齋（1627—1705）和荻生徂徠（1666—1728）成為他的思想資源，仁齋著有《論語古義》，徂徠著有《論語徵》，更重要的是，這兩位儒家思想者都帶有批判的意識——仁齋以批判的眼光重讀朱子《集註》，徂徠則以批判的眼光閱讀仁齋和朱子。具體言之，則是：
我們通過思想史的解讀，將遮蔽了《論語》文本的眾多解釋作為後世附加的而將它們相對化，從而使《論語》文本的原初性在解釋的彼岸顯露。這並不意味著發現的是《論語》的原初文本，我們發現的，是敞開了更多可能性的文本，是我們能夠通過叩問而獲得更多意義的可能性的文本。
通過這種方式，作者“開始意識到，孔子自己其實是在不斷地反覆問‘什麼是學’‘什麼是道’‘什麼是政’‘什麼是禮’這些問題”。這使他恍然，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很多問題上，孔子一直在叩問——這種“每事問”的精神才是孔學的精髓。從仁齋的“論語古義學”出發，作者在重讀《論語》時，也嘗試著在字裡行間反覆叩問孔子曾經問個不休的問題——
沒有叩問的“學”只能是空疏之學。然而，這種叩問從何而來呢？它來自於對切近己身的各種事情的思考。……
經由這種“本質性的重問”，作者打破了前人種種解讀所造成的壁壘，使《論語》成為一個“敞開了更多可能性的文本”，可以去探索《論語》所蘊涵的意義。其結果是，“我不止一次地體驗到，在梳理諸家的解讀之時，我聽到了孔子之言發出的新鮮迴響”。
子安宣邦
回到孔子：注意分辨解釋性的言說
明確了子安先生重讀《論語》的方法後，我們再來看他實際是如何操作的。
從目錄可知，本書前有中文版序、導讀、緒言，後有跋文和索引，中間部分是主體，包括二十三講，前十八講討論一個或兩個概念，先列出《論語》中的相關語錄，然後徵引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澀澤榮一、朱熹等各家註釋，闡析孔子的核心思想，後五講是“弟子們的《論語》”，從孔門弟子的視角（曾子·子夏·子貢；樊遲·子游；子路；曾皙·冉有），重估孔門師徒的言行。而且，選擇的篇章不避重複，其中“德”就佔了兩講（第六講論“德”，第十講懷“德”），像“為政以德”一章，就同時出現在論“政”、論“德”兩講當中。也就是說，《孔子的學問》跟常見的《論語》詮解不同，它並沒有採取全文照錄、字義疏解、疑難串講的方式，而是以關鍵詞為中心，有類“孔門宗旨導讀”。
為了追尋《論語》的古義，就很有必要辨別“解釋性的言說”。像朱熹這樣的後儒的解讀，我們似乎比較容易提高警惕，嚴陣以待。由於《論語集註》在解釋學上長期處於壟斷地位，瀰漫在日常生活的空氣中，形成壓抑的文化氛圍，人們雖未開卷，卻在內心深處產生了厭惡和反抗。子安宣邦就表示，朱熹對“克己復禮為仁”這一章的解釋，引申出孔子教導的規範性、教誡性的言語，造成的影響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雖然一直在讀仁齋的《論語古義》，卻始終沒有直接閱讀《論語》的興趣”。對於朱熹，我們有排拒心理，有一種“謹防上當”的自覺，而對於《論語》中的解釋性的言說，我們往往會忽略不計。《學而篇》第二章是有子的話（君子務本），第四章是曾子的話（三省吾身），第七章是子夏的話（賢賢易色），我們通常是“一視同仁”，都當作孔門要旨，或者說是孔子精神的發揮，而作者特地說明：“後孔子的有子的發言本身，就已經是對孔子思想的一種解釋性的言說。”同樣，對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作者也強調這是一種後孔子的解釋性言說。對“信”字作了一番尋根追源後，作者敏銳地指出，雖然“‘信’字被訓讀成了‘誠’（實，まこと）”，但“誠”的概念是“在孔子之後，尤其是《中庸》之後的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討論“死生·鬼神”時，書中也有清晰的分辨：“《論語》中孔子關於鬼神論的言說，可以說是一種原鬼神論。圍繞著這一言論展開了三種不同的鬼神論。首先是朱子的鬼神論，接著是仁齋批判朱子的言論，最後是徂徠批判仁齋的言論。”在作者看來，朱子是解釋性的鬼神論，仁齋是無鬼論，徂徠則是有鬼論，可見其分歧之大。
以“仁”為例，試看作者是如何進行“本質性的重問”的。朱子採取了下定義的方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錢穆在解釋有子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時，是順著孟子“仁，人心也”來闡發的——注意，錢穆在此並沒有把孔子、有子、孟子分別對待，而是視為孔門教學的三種形態，其主旨則是一致的。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認為，朱子進一步把“仁”說成“天理”，“如此一抽象，就失去了那活生生、活潑潑的人的具體感性情感內容而變成君臨事物的外在律令，歪曲了‘仁’不脫離情感（本體不離現象）的根本特點”。和李澤厚一樣（李氏是本書最經常對話的當代中國思想史家），作者也採取了批判的視角，這在解釋“克己復禮為仁”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所謂“克己復禮”真的如朱子所說的，是具有回覆天理之本然這一本來主義的意義的語言嗎？……我仍然認為，“克己復禮”其實是在討論私我之一己性與社會之共同性之間的問題。如果我們將“禮”理解為與人之共同性、社會性相關聯的行為規範的話，那麼孔子對顏淵說的話就可以理解成“超越私我一己的立場，重返與人共同的禮，就是所謂的仁了”。
對“克己復禮”的這一解讀，粗看貌似突兀，仔細一想卻也在情理之中。像這樣別出心裁的詮釋，書中所在多有，比如對“德”的討論同樣值得關注。在理解“為政以德”時，作者提示，最好不要過早把“德”理解為“道德”——因為“德”與“道”是孔子及其弟子早已達成共識的問題，但後世的人們對那種共識究竟是什麼不得而知（李澤厚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對“德”的原始含義提出疑問，並認為“它的原義顯然並非道德，而可能是各氏族的習慣法規”）。在解釋“天生德於予”一章時，書中先後列舉了伊藤仁齋、諸橋轍次、澀澤榮一等人的解讀，作者認為本章中的“德”透露出其初始意涵，即“人本身所具備的、能夠影響他方的力量”。在講“孝”時，作者強調，“為了擴展皇權國家而進行的意識形態性的孝道，與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孝’應該沒有任何關聯”。在講“知”時，則援引福澤諭吉的觀點，告誡讀者不要僅僅將“知”理解為獲取知識，進而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解讀為“什麼值得知道，什麼不值得知道”——如此一來，孔子與蘇格拉底在“知”這個問題上就實現了“東聖西聖，心同理同”。
我們當然不必贊同書中的所有見解，但正如李澤厚在大力批判程朱理學之餘，也不得不承認：“宋明理學確實發掘和發展了儒學宗教性的深度，使人對原典有了另外一層的更深體會。”對於《孔子的學問》一書，我們亦可作如是觀。
思無邪：現代主義謬誤的干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一般都把“思無邪”理解為心無雜念，誠直純正，用朱子的話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在子安先生筆下，伊藤仁齋認為“思無邪”不僅覆蓋了《詩經》三百篇，甚至覆蓋了夫子之道的全部。而仁齋以“主忠信”為貫穿孔子道德教示之核心，因此“思無邪”也被仁齋解為“直”。作者強調，“這並非一句話的解釋問題，而是孔子是怎樣理解把握《詩》的，他想怎樣向弟子及後代傳授這種理解與把握。”可是，作者對“思無邪”究竟應作何解並未給出自己的答案。不過，書中同時引用了荻生徂徠的見解。徂徠認為，詩是多義之物，所謂“思無邪”，“只要隨著解詩當時的心境來取義即可”。套用古人常說的話，大約近似“詩無達詁”。作者據此指出，“徂徠的極端偏向多義性的理解，是與以一事（一義）蔽全體的‘朱子們’的取義方式相對抗的。”
有意思的是，李零先生在《喪家狗》中對此章的解釋，與徂徠的“偏向多義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英雄所見略同”的新版本。李零引用了《詩·魯頌·駉》的原文，該詩共有八個“思”字，其中四句句式一樣，即“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在這個語境下，不難看出“無邪”與“無疆”“無期”“無斁”語義相近，也就是說，“邪”未必是邪僻的意思。作為古文字學家，李零認為那八個“思”字是“祝辭”，周代占卜用的“思”字有“願望”的意思。不過李零又表示，“孔子引《詩》，當時引《詩》，多半都是拋開原義，借題發揮，包含許多故意的曲解和誤用”，即古人說的“斷章取義”。如此這般，讀者諸君很可能會發出“思無邪”（思緒萬端，莫衷一是）的感嘆罷。
說到底，“思無邪”只能是理想狀態，實際上人們的解讀總會受到這樣那樣有形無形的制約。只要開卷，我們即可察覺作者在重讀《論語》時的批判態度。林少陽先生在本書導讀《近現代日本與解讀》中指出，“假如說子安宣邦的思想史方法論與馬克思（1818—1883）有間接的關聯的話，那麼，這種關聯就體現在他的思想史中一貫的意識形態批判上，而這一‘意識形態’，嚴格上說，指的是遍佈的可視及不可視的話語背後的權力性。具體說，子安的思想史方法論，其實直接是受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批判史學，以及法國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批判社會學的影響。”循此，我們不難理解本書緒言和全書講解中所透露出的為“學”復權的強烈的心情。“借仁齋的《論語古義》來讀《論語》，能夠暴露現代學者們的《論語》解讀中隱含著現代主義謬誤”，而這也成為作者重讀《論語》時的一大心結。
直白地說，作者在為“學”復權的時候，似乎在不經意中也犯了現代主義的謬誤。作者強調“學”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並認為孔子是第一個提出“學為何物”這一反思性疑問的人；孔子之“學”面對的是已逝的過去，亦即孔子是位“好古之徒”。更進一步，作者申論道，“人就是一種‘學’的存在。人若不首先學父母以及周圍的成年人，就無法自立。‘學’這一被動的過程，是人的自立活動的基礎。”這些關於“學”的闡釋，基本上可以說處於雖不中亦不遠的境地。
問題出在“有教無類”的理解上。作者注意到，“孔子儘管熱衷於談論‘學’，卻對‘教’惜字如金。”並強調“有教無類”的“教”並不能與“教育”劃等號。在不少地方，作者的這種提示是很有意義且富有成效的——先秦史資料稀少，每個字都值得認真琢磨。不過，物極必反，如何把握“度”是一種極大的考驗。作者批判的對象是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這一現代體制下的“教育”飽含政治色彩，“教育就是由權力階層對下層民眾進行馴化的支配行為”。因此，最糟糕的結果莫過於，“完全不具備學習之意欲的學生們，接受早已喪失對學問的意欲的教授們之教育指導”——至此，學校教育的意義喪失殆盡。應該說，作者對現代學校教育的批判有其可取之處，可是把這一批判擴大化，引向批判“有教無類”的相關解讀，總讓人感覺拳頭打在棉花團上，使勁使錯了方向。這一批判也導致作者把《論語》中的“教”與“學”對立化，“學”是田園牧歌式的，自由和諧，“孔子學園本身是一個自律的讀書人的團體”，而“教”是福柯意味的上對下的規訓，“是下層被迫為服務於上層而進行的一種他律性的學習過程”。對“教”與“學”趨於兩極的想象，大概就是作者自己也在批判的“現代主義謬誤”罷。
另外，讓我感到疑惑的是，作者在討論“有教無類”的問題時說吉川幸次郎誤讀了伊藤仁齋。可我反覆閱讀書中的兩段引文，仁齋的“皆可以化而入於善”和吉川的“都能通過接受教育變成出色的人才”，在精神旨趣上大體是一致的，只不過吉川明確地把孔子定位為“平等主義教育家”，而這相當於“有教無類”的引申義。實在不像作者所指稱的那樣，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當然，筆者愚鈍淺陋，懇請高明不吝賜教。
附帶一提，錢穆在撰寫《論語新解》時曾參考日本學人的相關著述：“我從日本買回來的三部書，第一部是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論語徵》，第三部是安井息軒的《論語集說》。這三部書，正好代表著日本學者治《論語》的三階段。東瀛學風，本和我大陸息息相通。伊藤仁齋的書，篤守程朱理學家言。物茂卿的書，則相當於我們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齡與戴東原，有意批駁宋儒，力創新義。到安井息軒則受清代乾、嘉以下漢學家影響，實事求是，在訓詁考據上用力，而重返到漢唐註疏古學上去。”（《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物茂卿即是荻生徂徠。錢穆認為仁齋“篤守程朱理學家言”，子安宣邦則直言仁齋是“最早帶有自覺意識的批判眼光重讀朱子解釋的”，兩相對照，相差何以道里計！一邊讀《孔子的學問》，一邊思量：錢穆既然讀過日本大儒關於《論語》的研究，為何他的《論語新解》最終還是走在朱子的延長線上（這當然也是很大的成績），沒有什麼大的突破呢？此番重審筆記，大膽揣測錢先生也許只是象徵性地“參考”了日本學人的著作，加之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在朱熹設置的框架內，越出雷池談何容易！如果只是以自己的邏輯代入著者的邏輯，那我們不大可能真正領會對方的意旨，到頭來，瓶子雖新，而酒仍是舊的。
走筆至此，不禁惕然，碩學泰斗尚且如此，藐予小子在此大放厥詞，恐難逃淺薄之譏。好在尚有一點自知之明：本書所涉及的江戶古學及日本儒學史（因此也可以成為一種閱讀思路），筆者一無所知，但此書在腦力上所造成的激盪效應，就我個人而言，與李澤厚的《論語今解》不相上下。在微信朋友圈讀到一句話：思想家的價值，就在於以思想啟發思想，而不是以思想壓制後人。孟老夫子更是早就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由此反觀《孔子的學問》，庶幾近之，而這不可不謂讀者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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