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藝術家都是心手合一，都是“行者”。吳冠中曾說：“尋尋覓覓，為了探求美，像採蜜的蜂，畫家們總奔走在偏僻的農村、山野、江湖與叢林間。他們不辭辛勞，只要聽說哪裡風景好，人物形象好，即便是交通最艱難、最危險的地區也總有畫家的腳印。” 2013年起，宗其香之子宗海平身扛攝影機，按畫索驥，重走父親當年路。今天，我們也可以沿著藝術家的足跡，來場藝術之旅。
這次，我們走進爬長城，涉海灘，遊灕江，拜廟宇。風光無限好，藝術有乾坤。
長城
長城，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防禦工程，中國古代人智慧和心血的結晶，也是中華的象徵，民族的脊樑。馮法祀、吳冠中兩幅作品陽光燦爛，吳冠中更是表現巨龍長城，向著天際，逶迤而去。
吳冠中，長城，紙本水粉， 30×21cm，1978年
馮法祀，長城，木板油畫，39.5×51.5cm，1975年
北戴河
北戴河鴿子窩是由於地層斷裂所形成的臨海懸崖，形似雄鷹屹立，故名鷹角石。又因常有成群鴿子朝暮相聚或窩於石縫之中，又名鴿子窩。因地形獨特，也是觀日出的最佳地點。
許幸之作品中，主體鷹角石迎著朝陽，水面平靜無波，遠處白帆點點，再遠去鴿子群飛，一幅愜意祥和的畫面。宗其香作品中，巨石屹立，微波盪漾，船隻往來，遊人散佈。李瑞年則摒棄了一切事物，畫面純粹，海天相連，鴿子窩靜默著，屹立千年。
許幸之，鴿子窩，木板油畫， 20.3×29.1cm，1960年
李瑞年，鴿子窩，布面油畫，46×61cm，1983年
宗其香，東山鴿子窩，紙本彩墨， 28.5×39.5cm，1984年
石家莊
1970年代初，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師生集體下放到河北獲鹿縣（現石家莊市獲鹿區）某部隊農場，200多名師生分別住進李村和小壁村的百姓家中。吳冠中和祝大年、袁運甫被分到李村。在這段時間內卻誕生了很多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好作品。
1970年，吳冠中下放農村勞動期間，與同事、學生攝於李村
1990年代筆者在文化部下屬公司工作，與吳冠中先生有過幾年合作，記得有次他對我們說了一句話，記得大意是：如果活著不能畫畫，生命就沒有意義了。吳冠中像一隻小蜜蜂一樣，一刻不能閒。在李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悄悄畫畫，沒有畫布，就買來馬糞紙壓成的小黑板，沒有畫架，就用糞筐替代，因此在當時被稱為“糞筐畫家”。
吳冠中，房東家，木板油畫， 42×43cm，1972年
吳冠中在李村的這批作品充滿了真摯的情感與濃郁的鄉土氣息。《麻雀》、《高粱與棉花》、《高粱》（青高粱）最具代表，其中包括《房東家》：一棵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大石榴樹被安置在房東家院子正中央，紅花綠葉的團狀石榴樹與黑白灰組合的長方形房屋形成強烈對比，給人很強的震撼力。據他自己透露，他把村裡最好看的石榴樹移置在畫面裡，村婦和兩扇門不是顏料所畫，是黑板的本來顏色。
祝大年，李村棗樹，工筆重彩，85×120cm，1970年代
祝大年在李村被稱為“板凳畫家”。他與吳冠中畫風截然不同。但對於這兩幅作品，他們都是將主體果樹放置畫面中央，毫不掩飾地讚美——對豐收的讚美，對土地恩賜的讚美，也對棗樹在貧瘠土地上依然奉獻的讚美。祝大年作品中，院子裡是一棵高大挺拔的傘狀棗樹，粒粒果實飽滿晶瑩，似紅寶石一般。樹下農具井然擺放，家禽悠閒覓食，院子有限的地方還種植蔬菜，這是一戶勤勞整潔的人家，這應該也是祝大年的房東家。
袁運甫，小學生們，紙本水粉，39×54.5cm，1972年
一直疑惑糞筐怎麼可以做畫架呢？看了袁運甫這幅《小學生們》，終於明白了，北方的糞筐原來是這樣的！
哈爾濱
哈爾濱是一座充滿異域風情的東北城市。具有標誌性的 聖·尼古拉教堂是在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下，於1900年在哈爾濱紅博廣場建成的。1966年8月，因 “破四舊”被紅衛兵拆除。2006年復建，命名為“尼古拉藝術館”。顯然 蕭淑芳和李斛畫的是原建的尼古拉教堂。
蕭淑芳，哈爾濱古教堂，紙本水彩， 28×39.5cm， 1961年
蕭淑芳所繪是一幅全景圖，形象主體在畫面最右側，典型的歐洲建築，綠樹環抱，畫面左側也是一座歐洲教堂，通體紅色，身在異域的兩個夥伴，遙遙相望。兩者間寬闊的馬路上，汽車行駛。整幅作品，色彩鮮豔，筆調輕鬆，一幅童話世界。
李斛，聖尼古拉教堂，紙本彩墨，41×28cm， 1962年
李斛則描繪尼古拉教堂全貌。晚霞滿天，暮色淡淡，整個畫面籠罩在粉紅色的光暈下，教堂莊嚴肅靜，但不失溫暖柔和。
內蒙古大草原
蒼茫原上，草肥馬壯，野曠天低，驍勇豪放。
蕭淑芳，草原小家，紙本水彩，25×38cm，1955年
蕭淑芳和古元這兩幅作品作於同年，是一起去內蒙寫生而作，表現的景物也基本相同：氈房、牛羊、農具，甚至婦女服飾都是喜慶紅色，一派祥和的草原生活畫卷。前者作品天空和草地五五分割，畫面柔和溫婉；後者則俯視草原，利用水彩的優勢，將大面積的天空色彩變幻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讓觀者心曠神怡。
古元，草原風光，紙本水彩，24.5×32cm，1955年
騰格爾是內蒙古音樂界的一張名片，妥木斯則是內蒙古美術界的一面旗幟。不同於以往作品明豔的色彩，這是一幅輕描淡寫：清月高懸，暮色蒼茫，外出的人急馳而歸，氈房炊煙裊裊，那一點火光是家人的等候，是家庭的溫暖，也是希望的火焰，遙呼圓月，一縷溫情在心頭。
妥木斯，宵，布面油畫，60×80cm，1985年
火焰山
火焰山是由於地殼運動而產生的獨特地質現象，溝壑林立、曲折雄渾、寸草不生、綿延百里，更因山體赤紅，甚為壯觀。
李斛，火焰山，紙本彩墨，27.8×44.5cm， 1950年代
李斛和古元兩幅《火焰山》構圖比例恰恰相反，李斛的紅山只佔1/5，路徑如蚯蚓蜿蜒而去，一條清澈的河流順山而走，沖淡了炎熱。古元的紅山則撲面而來，一條藍色高掛，那是朗朗晴空，駝隊踽踽前行。古元的作品裡，駱駝比較常見，大漠飛沙，西出陽關，甚至晚年的藏書票，都有駝影。頂風冒雪，堅韌不屈，默默奉獻，是駱駝，也是他的人生寫照。
古元，火焰山，紙本水彩，35×42cm，1984年
許幸之作品《油站朝暉》，表現西北油田開採的場面。朝暉既是沐浴朝陽，又寓石油這一朝陽產業。整個畫面白、黃、紅，耀眼奪目卻不混亂，銀白色的油站與遠方的紫紅對比強烈，又與盡頭的白色呼應。油罐、房舍、鑽塔井然，給人以秩序美。
許幸之，油站朝暉，木板油畫，44.2×61.8cm，1962年
瀘定橋
董希文一直強調油畫要有民族風格，他身體力行。1954、1955和1961年三次進藏區。特別是後兩次，歷時數月，創作頗豐，這批作品也在他遺留作品佔有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就在其中。如果說他1961年的西藏作品具有頌歌的基調，那麼1955年的這批寫生作品則傾向於紀實性質。
董希文，大渡河瀘定鐵索橋，木板油畫，40×53cm，1955年
《大渡河瀘定鐵索橋》，作者以仰望的角度，來表現這一座抗戰的歷史豐碑。畫面河水盪漾，富有韻律，鐵索橋依然，人們踩在英雄們匍匐過的橋面上往來穿行，遠山碧綠，雲霧繚繞。作者手法老練，在短時間內，將河水、大橋、遠山和雲彩有序納入畫面，一氣呵成。董希文有一種對具體對象非凡的感受和把握能力，因而他的作品具有真切的具體性，又有一種超越於具體對象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崔開璽，瀘定橋，布面油畫，53.5×77cm，1975年
1975年，人民美術出版社組織部隊系統的一批藝術家重走長征路。崔開璽曾和我提及此事，他回憶說他和何孔德、彭彬、高虹等人從北京出發，到成都後接上張文源、艾軒等人，一路軍車護送。《瀘定橋》畫面中，很顯然看出他就在橋的這頭，直面走來的人群。鐵索橋搖搖晃晃，又一次見證歷史。
1975年，長征路上寫生團翻越黑水縣境內的留影。前坐者張文源，左三艾軒，右一何孔德（黃道明攝）
布達拉宮
1961年中國美術家協會組織畫家赴西藏寫生，董希文推薦已經離開央美的吳冠中一同前往。這次寫生，也是吳冠中藝術歷程的重要階段之一，甚至形成“西藏系列”。雪山、犛牛、藏民、寺廟一一落入筆底，誕生《紮實倫布寺》《拉薩龍王潭》《布達拉宮》等經典作品。總的來看，這時期的作品畫面具有平面性的色彩分佈，線條與平面相結合，在大色域內強調色彩的豐富性，能看到他受印象派繪畫以及19世紀歐洲畫風的影響，也展現他寫生過程中如何發展和探索自己的語言風格的痕跡。
吳冠中，布達拉宮，紙本油畫，28×36cm，1961年
兩年後，戴澤也奔赴這一聖地。同樣的冬景，但不失溫暖，側面描繪，遠遠的仰視，既是對巍峨古建築的敬重，也是對藏傳佛教的敬仰。
戴澤，布達拉宮，紙本油畫，52×40.3cm，1963年
西雙版納
相同題材，相同尺寸，不同作者，不一樣的表達手法。
宗其香，稻香千里，紙本彩墨，68.5×138.5cm，1961年
雲南風景是宗其香西南區域除桂林之外表現最多的題材。這裡山清水秀，溝壑叢林，民風淳樸，民族特色。最引人的還是大榕樹。宗其香用寫實的手法，將盤根錯節、粗壯繁茂的大榕樹細緻表現。透過樹幹遠看，是廣闊的稻田，是富饒的土地，也是安居樂業的象徵。
吳冠中，榕樹，紙本彩墨，69×138cm，1992年
樹是吳冠中最喜愛的題材之一。90年代後吳冠中少作油畫，水墨化為行而上的表達。在《榕樹》中，他用簡練而粗重的黑色線條表現榕樹虯曲厚重的樹幹，在背景中表現氣根的灰色細線條更襯得榕樹強勁有力。整個畫面疏密有致，真正做到從繁蕪的現實表面抽離出本質的美，西雙版納的老榕樹所散發出來的旺盛生命力，恰如作者古稀之年仍煥發出強勁的藝術創造力。
灕江
徐悲鴻、馮法祀、宗其香、李斛師徒四人終於在這裡匯合。藝術之程也似取經之路，一路追隨一路探索，歷經艱辛，最終取得真經。
徐悲鴻，灕江春雨，紙本水墨，73.8×113.8cm，1937年
春雨灕江是個什麼景緻？作為北方人，只能腦補一下，那一定是很美的，否則宗其香在徐悲鴻作品《灕江春雨》之後50年再贊灕江，那一葉扁舟也繼往開來，同名作品應和恩師。
李斛，灕江春曉，紙本彩墨，114.5×190cm，1973年
《灕江春雨》是徐悲鴻對水墨技巧的另一個創新，他巧妙地將水色山色與筆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創造性地用山巒與樹木的倒影書寫雨中灕江的秀麗景色，畫面中除了一葉扁舟之外，全無線條，純用變化奇妙的墨塊組成畫面，呈現彼此起伏的山峰、若隱若現的村莊和錯落有致的樹木。徐悲鴻很多作品題款“靜文賞之”，這是他滿意之作，這也是愛意表達。
馮法祀，桂林風景，布面油畫， 90×120cm，1985年
宗其香，灕江春雨，紙本彩墨，45.5×68cm，1988年
李斛《灕江春曉》灰白墨色表現，右下角一團粉色桃花點亮春天；大師兄馮法祀依然是大刀闊斧，用色塊塑造《桂林風景》之明澈。灕江倒映桂林，學生也是老師的明鏡。
（本文作者為勢象空間副總經理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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