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一百三十畝遺址所出銅塊、煉缸和技術進步（中國冶金起源系列之五）
【編者按】中國冶金技術起源於何方何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命題。郭靜雲教授團隊近期刊發《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別刊發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過對長江中游迄今已發現的可能與冶銅有關的證據的再疏理，認為當前中國青銅技術西來的說法仍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問，包括傳入路線不明、技術發展脈絡不同、青銅器的器型和製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國青銅技術並非接受外傳，而是本土自行發展，其源頭在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具備礦物易得和陶窯技術先進兩項優勢，且其國家社會已經足夠發達和複雜，足以供養工匠，並形成對金屬器的需求。儘管目前學界普遍將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後石家河文化都歸類為“新石器時代”，因此發掘時並不留意與青銅技術相關的遺蹟遺物，留下的資料稀少零散，但是通過仔細梳理考古資料，仍可以發現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第四千紀和公元前第三千紀的諸多遺址，如龍嘴、屈家嶺、一百三十畝、石家河、殷戴家灣、金雞嶺，以及幕阜山區的諸多遺址等，其實均已經發現銅塊、青銅工具、紅銅及青銅煉渣、冶煉工具和設施、相關廢品等直接證據，並先後出現過普通圓型爐、豎穴式圓型爐、長型橫穴式爐，長條型龍窯式熔銅爐以及用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銅的坑式冶鑄工作坊，並且其冶煉活動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響整個社會。這說明，長江中游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銅料並探索冶煉的過程；此時，周圍地區並沒有別的掌握青銅技術的文明，因此長江中游冶煉技術無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較長，現分節摘發。
二、長江中游第四~三千紀遺址中發現銅料的意義
（三）京山一百三十畝遺址所出銅塊、煉缸和技術進步
荊門京山屈家嶺管理區一百三十畝遺址出土了銅塊（TN24W344c:7）（圖三），被髮掘者視為屈家嶺晚期的資料，沒有絕對年代數據，只能判斷為公元前第四千紀末期。
此銅塊未做成分分析，外表滿是綠色銅鏽。[i]陳樹祥和龔長根推論這不是銅塊“而仍為一塊體積較小的孔雀石”[ii]。但是，只有少數含銅量極高的孔雀石才會形成全面的銅鏽，因此筆者認為發掘者定義為銅塊是準確的，或者是氧化的金屬銅塊，或者是冶煉廢料。
遺址中冶煉設施不明。但經查報告，一百三十畝遺址出土所謂“銅礦石”的文化層，多含灰燼、碳末，且經多次高溫燒烤，變成堅硬的黑色，裡面富含紅燒土粒；周圍出土的陶片也多見厚重質地的夾粗砂陶片，發掘者從中復原出幾件煉缸（smelting vats）的碎片[iii]（或謂之vats furance，圖三）。鄂州博物館的試驗表明，使用這種煉缸，在20分鐘內可以還原而熔化2-4公斤銅料。[iv]煉缸的出現標誌著這時已不再處於簡單地運用還原法鍊銅並鍛造銅器的早期階段，而是已進化到用煉缸熔化銅液和鑄造的階段。這種用煉缸冶煉的技術從屈家嶺文化晚期一直延續到商周。[v]所以一百三十畝遺址的考古現場顯示出的，不僅是原始冶煉遺蹟，而且可以說該遺址的冶煉技術躍升到較為高級的新階段。
（未完待續）
註釋
[i]荊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屈家嶺一百三十畝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4－75頁、彩版一：6。
[ii]陳樹祥、龔長根，《湖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銅礦石與冶煉遺物初析——以鄂東南和鄂中地區為中心》，《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9月，第4頁。
[iii]荊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屈家嶺一百三十畝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6月（增刊）。
[iv]徐勁松、李桃元、胡莎可，《從模擬試驗看商周時期大口陶缸的性質與用途》。
[v]邱詩螢，《淺論盤龍城灰燼溝遺蹟》，第32－39頁；郭靜雲、郭立新、範梓浩主編，《考古偵探》，上冊，頁377─380；郭立新、郭靜雲、範梓浩主編，《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第177－178、287─290頁。
【聲明】本文作者為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為《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一）》（原載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之第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轉載，務請說明作者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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