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他这般经历生活的苦难。在未成人之前，他丧父、丧母、丧妹，最尊敬的老师也去世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家庭贫寒、失去依靠，家中的财产又被人霸占，这样的家境下，他仍坚持做想做的事。两次入狱、十来次失业，让30多岁时的他，陷入了严重的低谷和中年危机。38岁那年，他从接手一家破产的报纸开始，从此人生逆袭，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他就是张季鸾。
一
你看张季鸾的照片，这个人眉清目秀、温尔文雅，但眉宇之间总带着淡淡的忧愁。他的嘴角虽然挂着笑，但你依旧能感受他内心的凄清和孤独。
——这个人，他的前半生生活实在是太凄苦了：在未成人之前，他丧父、丧母、丧妹，最尊敬的老师也去世了。结婚后二十多年没有孩子，他钟爱的妻子生病去世，后来续弦，两人仍未生育。第三次结婚后，直到50多岁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身世凄苦的人，却又倔强天真，不畏强权，靠一支笔，名动民国，成为报界宗师。
张季鸾祖籍陕北榆林，1888年3月出生在山东济南府。他的父亲张楚林，在榆林当地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榆林古称“九边之地”，此地往北是内蒙古，往南过延安就到了关中平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常在这里发生，历来为边关要塞，这里民风彪悍、人多尚武。这里世代多出武将，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榆林。
张楚林出生于大户人家，自由喜欢习武。在一次参加武举考试时，因为马受惊而坠地导致手臂受伤。他从此弃武从文。真是牛人干什么都牛，从文之后，他在光绪二年考上了进士，成为当地百年来考取进士的第一人。
中举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张楚林因此被清政府安排到山东做知县。他曾在曲阜、邹平、宁阳等地做知县。张楚林为人质朴，为官清正，因为没有背景，也不屑于走门路，他一直仕途平平。在山东的二十四年里，他做官的时间也不过六七年，其他时间多数赋闲在家。
1900年，张楚林在山东去世。这位穷知县并没有给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留下什么财产。这一年，张季鸾13岁。他还有两个妹妹，父亲去世后，他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
1901年，张季鸾和家人，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将父亲安葬于故土。回到家后，张季鸾发现家里没什么钱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到家即发现发生生活问题。全家厢匣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合伙开的商业被人吞没，称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
在旧社会，男孩到了十三四岁就要选择职业了，要么读书要么习业。对家境好的孩子来说，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尽可以去读书；而家境差的孩子就会选择一个行当，比如木匠、漆匠，从当学徒开始一点一点积累手艺。很多家境贫寒的孩子，选择读书，一家人为之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就更大。读书不仅要看天资，且“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十年寒窗下来，能否考上入仕也未可知。
张楚林生前与当时的延榆绥道尹陈兆璜常有诗文往来，两个人是好朋友。朋友去世后，陈兆璜见张家贫寒，就资助张季鸾到家中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后来，又资助张季鸾到榆林当地有名的榆阳书院去读书。
1902年，还是在陈兆璜的资助下，张季鸾来到关中礼泉县，成为烟霞草堂的学生。这座烟霞草堂，是关中大儒刘古愚所开办。刘古愚的学问，吸收了传统关学“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主张“学贵于有用”。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刘古愚就和康有为一样，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领袖人物。人诚“南康北刘”。
和张季鸾同为刘古愚弟子的，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张季鸾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写到“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在刘古愚看来，读书并不是为了做官的敲门砖，而是要实用、报国。张季鸾回忆，跟着刘古愚先生学习时，从没听他说过一次自己的事情，对金钱财物，一概漠视。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饭，也不受学生的礼金。张季鸾称先生是“光风霁月，一片纯诚。”
在刘古愚众多的学生中，张季鸾学习勤勉，很受老师喜爱。1902年冬，刘古愚要去兰州任甘肃大学堂的总教习，当时学生们都想和老师同去，但刘古愚之同意了两个学生同去，替他抄写文稿。
在人漫长的一生中，欢乐总是短暂，因此才弥足珍贵。张季鸾的兰州之行未能成行，是因为当时他的三妹夭亡。1901年，父亲去世；1902年，三妹去世；1903年，张季鸾的恩师刘古愚去世；1904年，张季鸾的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那年，张季鸾17岁。他在日后的回忆中写到：“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
二
1904年，陕西全省士子考试。张季鸾从榆林赶到陕西三原去考试。母亲去世之后，家境更为窘迫，他只能依靠自己了。没有钱坐车，张季鸾就从榆林徒步走往西安，白天赶路，晚上投宿在路边店，还要温习功课。
等他赶到三原的考场时，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当时的学台是沈卫，这位教育厅长有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侄子叫沈钧儒，当时沈钧儒已经中举，在陕西协助叔父办理选拔秀才。沈钧儒日后回忆说：“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时，跑进来一个瘦弱的童生，手里提着考蓝，诉说着一路上赶路的艰苦，要求主考官破例准许他考试。”沈卫问他有何特长？张答曰对北方山岳形势有所研究。沈卫让他把长城沿线的各个关隘险要写出来，张季鸾不假思索，挥笔而就。
沈卫一看，这个孩子写得不差，就准许他参加了考试。后来阅卷，看到张季鸾答得也挺好。由此，对他留下了印象。
1905年，陕西省开始推举选拔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受沈卫的推荐，张季鸾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10月，张季鸾来到东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张季鸾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勤奋刻苦、博闻强记，一度留日学生圈曾流传他“会背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6年秋，张季鸾经好友井勿幕等的介绍，拜见了孙中山，首批加入同盟会。但当他后来立志要做记者并以此为终身职业后，就自觉地不再参加政党活动，由此做一个纯粹的报人。他的这种风格，对当时的报界影响非常大。
留日五年，张季鸾深入研究了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他的日文也学得很不错。当时的日本学者曾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和戴季陶。
在日本，张季鸾关注中国的时局，曾给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撰写稿件。1911年，张季鸾回国，任《民立报》的编辑。1912年元旦，辛亥革命胜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总统府秘书，他亲笔起草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起草文书时，他不过25岁。这成为张季鸾平生三大得意事之一。孙中山就职后，张季鸾向在上海的《民立报》拍电报，介绍就职盛况，成为中国报界的第一份新闻专电。
三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遵照之前的约定，辞去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后，张季鸾也辞去工作，回到上海与友人创办了民立图书公司。
清帝退位，民国肇始。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因此一时间各种学说林立，报业兴盛。1912年，不到一年内北京就注册了89家报纸。袁世凯就职后，为了显示赞同共和，他也表现得极为尊重记者。特设了新闻记者招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
1913年，张季鸾受于右任之委托，来到北京创办了《民立报》的北京版。6月，张季鸾和曹成甫在《民立报》上披露了袁世凯未经过会同意，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借款的内幕，震动全国，由此引发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袁世凯大为震怒，下令查封北京《民立报》，逮捕了张季鸾和曹成甫。后来张季鸾被营救出狱，曹成甫却死在狱中。张季鸾悉心抚养曹成甫的儿子曹谷冰，曹谷冰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人之一。
张季鸾回到上海后，担任《大共和日报》的国际版主编，同时兼任上海吴淞公学教师。
1915年3月，袁世凯称帝，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后病死。也是在这一年，张季鸾任《民信日报》总编辑，他几乎天天在报纸上骂袁世凯，1916年2月，内务部下令查封《民信日报》。
1915年，张季鸾还担任了《中华新报》的编辑，当年12月20日，当局以“言论悖拗”查封此报。1916年9月，北京的《中华新报》创办，由张季鸾等主持。
袁世凯当政的1912年到1916年间，全国有60多名记者被捕，24人被杀。即使环境如此恶劣，报人们的谔谔风骨却并未被摧折。反映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形态，当时有个段子说：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7年6月，北京《中华新报》自动停刊。张季鸾再次失业。1917年秋该报复刊。1918年，张耀曾任《中华新报》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这一年，《中华新报》转载了一篇通讯《呜呼三大借款》，评级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之政策。段祺瑞政府将张季鸾等人逮捕入狱，拘押了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人多方营救，张季鸾才出狱。
出狱后，张季鸾回到上海。此时的他生活潦倒，家中“典质俱空”。
1919年，张季鸾出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沈钧儒为主笔。这是张季鸾报业生涯中较为平顺的一段时间，他在这家报纸工作了五年时间。一直到1924年冬，《中华新报》因经营不善倒闭。
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当时评论到：“《中华新报》其执笔之一张一苇（张之笔名）君，头脑极为清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经营方，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
失业之后，张季鸾受《国闻周报》之邀，每周写一篇时评。但是他认为一周一篇文章不足以传达自己的思想，写了几篇就不干了。
1925年，陕西人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胡与张是好友，经过胡景翼的推荐，北洋政府任命张季鸾为“陇海铁路会办”，这可是当时的肥差。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4月，胡景翼染病去世。张季鸾非常伤感，因而辞职，“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此后，张季鸾跟随于右任从开封流落到天津。于右任辗转前往莫斯科，张季鸾则因为家室拖累，没有同往。在天津，他没有固定工作，就写评论、访新闻，投给上海的报纸。《新闻报》经理汪汉溪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请他为报馆写稿。
这时的他，已经年满37岁。这个留学日本、当过总统秘书的中年人，陷入到生活的泥潭之中，经济困顿，前途黯淡，不知路在何方。他留学回国已经十几年，换过的报纸已有十来家。两度从政，两次入狱。这时的张季鸾，头上已经有了斑斑白发。他索性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少白”。
张季鸾在给友人的诗中写到：
铁砚磨穿剧可怜，压残金线一年年；
半生虚度无他技，只结区区翰墨缘。
四
1926年，张季鸾迎来了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与胡政之、吴鼎昌合伙开办了新记大公报公司。他的开挂人生从这里启动，张季鸾由此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胡政之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作为老大公报的记者，曾经去报道过巴黎和会，是中国最早的国际记者之一。后来时局动荡，大公报停刊。
吴鼎昌早年也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大清银行的总务科长，民国初年，他做过天津造币厂厂长和盐业银行经理。段祺瑞执政其间，吴鼎昌任财政部次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野，吴鼎昌也被免。政治失意的吴鼎昌萌生出一个心愿，“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两人三年的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
胡政之找到原大公报老板那里，一万元买下了停刊的报纸。接着他召集报馆的原班人马，邀请他们回来上班。
三公报三巨头，中间的是张季鸾。
一位董事长，一位总经理，一位总经理。这三个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失意者，凑在一起合办了大公报新记公司。吴鼎昌出钱，张季鸾和胡政之两人出力，以劳力入股。三人约定，“如有不同意见，服从多数；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张季鸾决定。”
新记大公报从1926年9月1日出版，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声明称，“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其实，即使是在当时，这样的办报宗旨也很有风险。就是在1926年，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因发表时评，被奉系张作霖杀害。张季鸾慨然相助，把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张季鸾每月馈赠对方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评说：“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新婚。蒋在报纸上刊发文章说，“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
次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这一骂，骂得大公报一纸风行，洛阳纸贵。
大公报之所以成为民国最好的报纸，也不仅仅是只会骂。报馆在天津有地利之便，便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开办《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统计周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当时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教授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经济调查，把当时中国的工业和手工业情况进行了摸底，他们把所得到的学术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陆续在《大公报》上发布，第一次全方位地报道了中国经济之情况。南开经济学家们和《大公报》的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大公报》停刊为止。
大公报关注乡村改革试验。晏阳初所代表的一批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留学归来的经营开始农村改革试验之后，报馆专门派记者去采访发回长篇报道，后来在报纸上开设了《乡村建设周刊》。
张季鸾很拥戴知识分子，愿意给他们高稿酬。他与胡适交好，于是在大公报推出“星期论文”，邀请“胡博士和他的朋友们”为报纸写评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胡适、傅斯年、蒋廷黻这些人都是“星期论文”的作者，最后，“星期论文”扩大到两百多个作者，以胡适圈子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这一脉络的精华。
顺便提一句，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也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边城》，这篇白话文小说开“一时风气之新”，清新淡雅，写出一种如梦似幻之美。而发现沈从文价值的，正是从旧国学出身的张季鸾，而且张的白话文写得还不怎么好。由于张季鸾的赏识，沈从文进入大公报作副刊做编辑，后来，这个“乡下人”去了西南联大做当教授。
后来成为“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的赵望云，他从艺专肄业，在1933年成为《大公报的》通讯员，写下了大量涉及农村报道的通讯，发表了很多生活写生画，赢得了“平民画家”之称号。
心胸开阔、兼容并包，让张季鸾终成报界一代宗师，但他也有温和亲切的一面。当时的年轻人许君远北大毕业后加盟大公报，后来担任了《中央日报》任副总编辑。他回忆与张季鸾同事时写到：
“只要你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同志，他全一律的把你看成他的最知己的朋友。吃喝玩在他面前用不着拘泥，用不着扭捏，尽管大方，尽管放肆。他高兴这样，他不以为忤。”
五
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了第一万期报纸。日发行量超过五万份，每月广告收入过万元。此时的大公报成为国内一流报纸，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发文称赞说，“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报纸的记录，在世界最好的报纸中占据荣誉地位”。当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建议大公报“不妨用白话文”，后来张季鸾采纳了这个建议，社评改用白话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社会上仇日情绪高涨，民众多呼吁与日本“决一死战”。张季鸾也痛恨日本人的行径，但他没有像如今的爱国青年一样“不买日本货”，也没有煽动青年起来游行砸烂用日货同胞的头颅。他召开了全体编辑会，把“明耻教战”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
“明耻”即是“知日”。1931年，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了解，日“轻日”、“师日”、“亲日”、“仇日”，就是缺少“知日”。1932年起，大公报推出记者王芸生所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王芸生奔波于京津之间，遍访故宫博物院和各家图书馆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后来这个专栏一直连载了两年半。
后来，大公报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一共七卷。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把这本书当做案头书。日本人对此书也很重视，很快将其翻译到日本。
大公报当时并没有鼓吹与日“决一死战”。总经理胡政之后来揭秘说，日本人速来重视大公报的评论，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迷惑日本人，不叫他们早下决心。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其实，他们才是最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贼”恰成对照。
但是，这份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群众理解，尤其是东北流亡学生更是抵制。经常有人投书到报馆指责他们不抗战，还有人向报馆扔炸弹。张季鸾都曾收到过邮寄来的炸弹。
1933年，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大公报安排通讯员陈纪滢写下了三万多字的《东北勘察记》，并配上了图片：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长春街景等。文章刊发后，日本外务省指令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称《大公报》“虚构事实，破坏两国感情”。《大公报》言辞驳斥：中国从来不承认所谓地方满洲国，东北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在中国人自己的领土上报道新闻，何来“破坏两国感情”之说！
1935年，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发表系列西北通讯，后来写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其中，有7篇报道涉及红军和共产党。张季鸾在当时顶住压力，没有按照国民党文宣部门的要求，称共产党为“共匪”。解放后，范长江任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蒋介石看到范长江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后，深感不快，为此，他把张季鸾叫到官邸加以指责，两人大吵一顿。张季鸾不为所动，坚持在《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通讯。此后，范长江写过《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子丹》等著名通讯。
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段时间大公报对陕北苏区和红军动态的报道，让张闻天等领导人无意中看到，中央红军由此决定到陕北发展新的苏区，1935年10月，他们到达吴起镇，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不听蒋介石的话，报纸的很多言论让国民政府很尴尬。当时的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经过密谋，决定出钱收买大公报。某天深夜凌晨1时，张季鸾还在报馆上班，收到一张十五万元的汇票。当时的一元钱能买30斤大米。张季鸾把所有没下班的人员都交到了总编室，拿着这张汇票对大家讲，“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写不出来！”
打压无效，收买不成。这样的硬骨头依然得到蒋介石的尊重。范长江在解放后对张季鸾的一位亲戚讲过一个故事：某年夏天蒋介石在南京宴请高官和国际友人，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是位什么重要人物。忽然﹐蒋介石陪着一位身着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蒋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并请张季鸾坐在左首上席。两人谈笑风生，蒋不停地为张季鸾斟酒、布菜。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这件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成为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2月12日当天，张季鸾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报馆同事回忆：“他看了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
12月13日，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评，题目是《西安事变之善后》。张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在当时的南京政府里，就分为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讨伐派”和拥护蒋的一派。根据时局张季鸾判断，如果蒋介石被杀，国内再无人能统一各个方面，则极易被日本各个击破。12月18日，张季鸾写下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报》加印了4万份，用飞机空投到西安市区。东北军将士看后，很多人“既感动又泄气”，由此思想动摇，大受震撼。接下来，经过中共和南京政府几方面合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9年，汪精卫计划投向日本，指使手下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得此秘闻，杜月笙和张季鸾联手策反了汪精卫干将高宗武、陶希圣，劝说他们脱离汪伪集团，抽汪伪台柱；并在大公报公布了“汪伪密约”，让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
六
大公报老记者徐铸成曾回忆张季鸾“挥毫写社评”的情况：报纸的评论版在第二版的下部，广告多了，版面便会被压缩。张季鸾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有两千字他就写两千字，有一千二他就写一千二。有时候来了重要新闻决定要易题重写，张先生就写一段拿去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最后打出小样来再润色。如果来了新闻必须修改社评时，他会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用硬挤，不会影响行数。
十几年的辛苦操劳，让张季鸾成为名动天下的一代报业宗师。
而生活中的张季鸾并不是不苟言笑，他常遍约好友，纵酒行乐。日本人矢原谦吉是民国时代的名医，他当时在华北行医。他与张季鸾、张恨水都是好朋友。在他的著作《谦庐随笔》中，有记载三人交往的历史。矢原谦吉对张季鸾充满敬意，他是“九一八”前夕来到中国的，前后呆了近八年。他文中说，张季鸾每次从天津到北平，都必于深夜打电话给矢原，邀其到“东来顺”等名饭庄痛饮，而“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也是张季鸾最常去的地方。
根据矢原谦吉的记载：“是时也，张有红袖为枕，间亦略以阿芙蓉助兴，而其谈锋遂愈晚愈健。余尝婉劝其保重之道，首先与吞云吐雾绝缘。张闻语顾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余仅为逢场作戏耳。”所谓老七，是一名妓女。如果老七偶尔不在，张季鸾则为之不欢。有时兴起，张季鸾干脆就在老七处伏案挥毫，顷刻千言，写就《大公报》的社评。
三十年代，北平的纨绔子弟多枉法胡为者，为此一家报纸以“养不教，父之过”为题，撰文抨击。张季鸾与张恨水看到这个标题后，大加嘲笑。笑过之后，张季鸾忽然对矢原等人说：“读此标题，使我得一联矣。上联曰‘父之过’，你们能对下联否？”有人对以“子不语”，张季鸾摇头说：“欠妥，欠工。实未如‘妈的×’之恰当也。”
1937年，这一年张季鸾50岁。百余人前往祝贺，他的终生好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张季鸾全家福。
也是在1937年，张季鸾老年得子。闻听喜讯，他的亲友和一些交好的党国要员，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
到了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张季鸾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
还是在1939年，大公报发表社评《持久抗战与加强游击》，文章提出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游击战争路线。大公报还陆续刊登了周恩来、林彪等一些共产党高层的文章。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得这个国际奖项。在此之前，全世界新闻媒体中，获得这个大奖的只有发达国家的几份大报。
1941年，张季鸾生前最后一篇社论叫《我们在割稻子》，是他和王芸生一起完成的。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到重庆上空偷袭。据统计，1938年到1943年，日军先后出动九千多架次飞机队重庆进行了二百多次空袭，累计投弹二十多万枚。在重庆，大公报的报馆六次被日军飞机炸毁。
为了鼓舞群众的抗日士气，张季鸾在文章中写到，“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七
写完这篇社论后的十八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他终究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张季鸾平生不事积蓄，临终时身边只有10元钱。见此状者无不感动涕零。他的遗嘱最后几句写道：“至关于余子之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
当时，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年仅4岁。大公报的同仁和各界人士在感动之下当即纷纷解囊，凑款约合五万美元，以其子张士基的名字存放在香港汇丰银行。
在去世前一天，蒋介石还去医院看过他。因此，蒋介石在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专程赶来吊唁。只见他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联名唁电：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汇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至悼，借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1942年4月，张季鸾灵柩由川入陕，下葬在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竹林村。9月5日，陕西举行了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临大会至祭。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志哀。
据当地村民回忆：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公祭后，国民政府在竹林村为张季鸾修建了40亩的陵园。
八
1984年，文革结束后，张季鸾之子张士基来到香港，去银行寻找当年众人为他捐助的5万美元存款。但是他发现，这笔存款早已被人冒领了。
1988年，是张季鸾百年寿诞。大陆没有举行纪念活动，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张士基由此去了台湾参加活动。90多岁的张学良接见了张士基，并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张季鸾当年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季鸾公园里的张季鸾雕像。
2010年，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一代宗师，与猪为邻》。文章讲述张季鸾墓地已经被毁坏殆尽，墓地旁修建了砖瓦厂和养猪场，张季鸾墓岌岌可危。
2014年，榆林市政府修建了季鸾公园。经高层批示，张季鸾墓被迁到季鸾公园内的月亮湾，这里面临榆阳河，背靠红山，风景俱佳。一代宗师，终于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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