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無情，戰事已迫在眉睫。”不久，即與家人一起逃避進內山完造書店裡，直至戰爭結束，魯迅先生一家才回家，因為淞滬抗戰干擾了魯迅先生平靜生活，因此他罵十九路軍抗戰是“拿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
魯迅
誠然，我們需要懷揣著一顆畢恭畢敬心情來讀解魯迅先生，但是也必須要知道，先生有時候在觀念上侷限性，他對這個社會形形色色人和事解讀，由於先入為主觀念影響，對某些人和事的評價也存在著一定偏頗，甚至是誤解。魯迅先生對十九路軍便是如此。
十九路軍是由著名愛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領導的一支抗日勁旅，1932年淞滬抗戰中，曾與第五軍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進攻，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的擁護。淞滬停戰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剿共，1933年底因不滿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高舉反蔣抗日大旗，儘管最後十九路軍失敗，但是其英雄事蹟仍為人們所傳頌至今。如此光輝部隊，何以使魯迅先生對其產生誤解呢？
魯迅與日本間諜內山完造
1931年底，十九路軍即被調往淞滬一帶駐防。當時，魯迅先生因為被政府通緝，躲避居住在上海日租界裡。1932年初，日本人在上海不斷挑釁，中日雙方衝突不斷，戰爭一觸即發。
早在1月23日，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即召開十九路軍營以上幹部緊急會議，表明了日本人侵略意圖很明顯，必須做好充分應對準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從魯迅先生日記來看，直到1月28日，他對於戰爭的到來仍沒有什麼感覺，只是在28日的日記中記載到：“下午附近頗紛擾”。等到了晚上，才知道事態嚴重。許廣平回憶道：“當28日晚魯迅正在寫作時候，書桌正對著司令部，突然電燈全行熄滅，只有日軍司令部大院子裡人頭擁擠，似有什麼佈置要發生事故樣子。我們正疑惑間，忽然從院子裡紛紛出來許多機車隊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急促緊張。未幾就隱隱聽到槍聲由疏而密，我們跑到曬臺上則見紅色火箭穿梭般在頭頂掠過。
有學者認為，魯迅先生的這段經歷，因“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給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語句”，以及買書、“邀妓”等事，進而得出其對一二八事件態度有問題。（見李傳璽：《“一二八”事變時期的魯迅》）。
但也有學者予以反駁，稱魯迅先生對待一·二八事變態度並沒有問題，在“在民族大義上並無虧缺”。（見諶旭彬:《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態度有問題?》）誠如後者所言，魯迅先生對待一二八事變的態度並無問題（只是被放大化而已），相反魯迅先生也曾與其他文人一起共同署名發表《上海文藝界告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但是，魯迅先生在看待當時奮力抗擊日本侵略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時，卻表現出偏頗一面，那麼他是如何敘說十九路軍的呢？
在魯迅二弟周建人回憶中，魯迅先生曾給他講過有關抗戰三英雄故事，其中有一名是十九路軍小軍官，關於此人事蹟，周建人回憶道：“還有一個是十九路軍小軍官，據云穿便衣往北四川路一帶行走，後被日本便衣隊之類覺得可疑，被捉住搜查，搜出“出營證”，於是確定他是軍人。在司令部裡迫他招供，叫他說出十九路軍作戰情形，他不肯，遂被打得昏過去七次，到死他沒有叫喚一聲，不但如此，據說他只咬緊牙關，連鼻子裡哼亦不哼一聲，又據說這樣剛強堅決的人實在少有看見，不得不認為英雄”。可見魯迅先生對作戰在一線的十九路軍基層官兵，是給予了肯定的態度的。但對於十九路軍領導層的蔣光鼐、蔡廷鍇等人，魯迅先生卻表現出了明顯的冷嘲熱諷：三月一日——上海戰爭的結束的“紀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一次又一次的印刷著，出賣著；而小兵們的血，傷痕，熱烈的心，還要被人糟蹋多少時候？回憶裡的炮聲和幾千裡外的炮聲，都使得我們帶著無可如何的苦笑……（《偽自由書·對戰爭的祈禱》）
當時上海正熱銷著印刷有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商品，諸如畫像、香菸等物，毫無疑問，這民族英雄指的便是蔣、蔡等人，而著帶有雙引號“民族英雄”，以及以蔣蔡畫像與小兵血痕對比，都體現魯迅先生對十九路軍領導人蔣光鼐、蔡廷鍇的輕蔑與諷刺，及其對十九路軍基層士兵痛惜、惋惜。
為何魯迅先生會如此看待深受民眾愛戴的抗日英雄蔣光鼐、蔡廷鍇呢？魯迅先生憎惡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恨屋及烏，對蔣光鼐、蔡廷鍇態度自然便如同對待蔣介石。加上魯迅先生對戰事動態及戰爭把握缺乏認識，獲取資料信息有限（但亦不能用後來人角度，以上帝視角批判魯迅先生），當十九路軍宣佈退出上海（而不是繼續戰鬥），自然給魯迅產生不好感覺。對十九路軍領導人產生誤解，想當然地認為這戰爭的開始與結束，後面都有人在操控著。他諷刺道：“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十九路軍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是這樣祈禱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劃麼？好像戲臺上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臺約定了。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偽自由書•對戰爭的祈禱》）
蔣光鼐與蔡廷鍇
直至福建事變爆發後，十九路軍掀起反蔣抗日的大旗，魯迅先生亦沒改變其對十九路軍偏見。對於福建革命政府，魯迅並不看好，他在不同文章中表達著自己觀點：東南方面。略有動亂，為著搶骨頭。從骨頭立場說，給甲狗啃和給乙狗啃都一樣。（《致增田涉》）
福建獨立之初，雖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倒反而失蹤的謠言，然而這樣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過的。（《關於中國的二三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人。刑場就是獄裡五畝大菜園，囚犯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裡，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寫於深夜裡》）
……
在1933年12月致吳渤信中，魯迅先生勸幾個想去參加福建事變木刻青年不要去，他說：“學木刻幾位，最好不要到那邊去，我看他們辦法，和七八年前廣東一樣，會突然變臉，拿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七八年前廣東”，所指的是“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在1927年4月15日，李濟深在廣東命令軍警大肆搜捕和殺害共產黨人，許多進步青年便因此遇害。魯迅先生對此記憶猶新，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把李濟深推做首腦之時，便認為又會重演悲劇。而十九路軍正是支撐著人民革命政府武力，因此便加深了魯迅先生對其的誤解與偏見。
福建事變主要領導人合影
誠然，魯迅先生對於十九路軍的看法並不成熟，這既由於其信息來源的有限，又對於蔣蔡等人的成見。不過我們亦不必對魯迅先生大加批判，畢竟這只是其一家之言。魯迅先生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如果他能進一步接觸和了解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為民族為國家而努力奮鬥的行動、瞭解他們的愛國之誠、赤子之心的話，想必魯迅先生定然會“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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