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常有，但從黑天鵝事件中得到反思，抓住與黑天鵝對立的積極的那一面，卻並不常有。
疫情就像是一隻黑天鵝，它給經濟社會，乃至全球的文明秩序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當我們凝視黑天鵝，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企業的決策者，是不是能夠在黑天鵝羽翼籠罩的黑暗面中，找到那一線光明？
對於城市而言，智慧就是光明；對企業而言，數字化就是未來。
正是為了幫助城市儘早走出智慧之路，幫助企業更快的邁向深層數字化，新華三領航者峰會通過4月21日晚上的《領航者說》節目，創造了思維碰撞的環境，為後疫情時代的城市和企業指點迷津。
事實上，無論是智慧城市，還是企業數字化轉型，都並不是新的話題，但我們為什麼很難看到真正屬於城市的智慧，和轉型成功的數字化企業？更多的並非是技術的因素，而是固有的陳舊思維成為了最大的阻力。
所以，這一場思維盛宴，城市與企業數字化的路徑之辯，就是要破開迷霧，讓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光線照進現實。
疫情帶來深層智慧的反思
這幾個月，我們都無法忘記新冠肺炎這個關鍵詞。與之相應的是，我們也看到了疫情當中，很多智能化技術被應用到實際場景之中，比如AI測溫、AI遠程服務支持助手，以及社區管理等等；同時在後疫情時代的復工復產，也推動了遠程辦公，遠程醫療等應用的快速普及。
可見，智能化和數字化的能力，在防疫抗疫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智慧化程度高的城市要比其他城市的治理表現更為突出，數字化程度更高的企業在疫情之後走向復甦的能力更強。
新華三集團聯席總裁王景頗的觀點認為：“城市數字指數和防疫，是正強相關的。比如“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最高的六個一線城市實現有效防控需要11天，而其他城市則需要15天到21天。這個數字證明了智慧程度比較高的城市，在這次疫情中的防控手段就更出色。”
IDC中國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武連峰則從GDP指數的角度提出，“每個城市的產業結構不一樣，因為疫情影響更大的是第三產業，所以GDP與城市智能化程度之間沒有強相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條件一樣的情況下，智能化程度越高的城市，防疫的能力越強，疫情從高峰降到低谷的週期也會越短。”
很顯然，智能化像是一把標尺，衡量了同樣條件下，城市的防疫抗疫能力和治理程度。那麼對於企業而言，數字化與業務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新華三集團高級副總裁，首席信息官陳子云表示，“作為一個企業，我們以往強調做數字化轉型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員工的效率，但通過這次疫情，我們突然發現這不僅是一個管理效率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員工效率的問題，還存在業務的連續性的問題。所以，企業為了減少影響，要在疫情過後能夠儘快的進入復工，讓業務重新走上正規，把時間搶回來，數字化的能力高低，決定了企業能否在遇到突發事件時保證業務連續性的能力。”
的確，業務連續性代表了企業能否保持持續成長，而企業的持續成長，代表了整個行業的健康成長。城市正是由許多個行業組成，如果每一個行業都能夠走向數字化，城市走向智慧化，再可怕的黑天鵝，都不會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更大的影響。
數字化的分水嶺
事實上，數字化就像是一道分水嶺，而黑天鵝就像是檢驗數字化成色的一次際遇。不同的企業在疫情當中又是如何表現的呢？
武連峰表示，“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包括零售、餐飲、旅遊、交通等等，以零售和餐飲為例，疫情春節期間，傳統的購物中心在春節檔期同比大概下降80%到90%，但線上零售在春節檔期大概逆勢增長了五到七倍。”
筆者相信這個數據，會讓很多的傳統行業玩家，更快的尋求數字化，通過線上和線下結合的方式增強企業的抗壓能力。
王景頗則用一個酒店行業的故事，告訴我們數字化之於傳統企業就是生命力，“酒店行業是疫情當中受傷最大的行業，但我知道一家酒店採取了線上銷售的模式，作為業務新的增長點，據說今年的線上銷售額可達一億，這為其之後的業務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礎。”
如果說這些傳統行業的數字化成果可以為同業的企業樹立良好的標杆價值。那麼新華三自身的數字化實踐，則非常具有專業看點。
陳子云說，“新華三在疫情期間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研發上雲，我們八千多名技術工程師，通過遠程能夠進入研發的環境進行開發，再比如全集團的共同協作，員工大會12000人同時在線也創造了公司的新紀錄。通過疫情，我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業務模式，現在的這個業務模式，包括員工辦公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有更高的效率。”
我們從這些不同的故事當中，看見了疫情引發的數字化思考，它們為整個行業帶來的積極的一面，但我們更希望這些因疫情帶來的認知，會是一個長期機制，而不僅僅是一個短期的效應。
智慧城市與數字化長效機制
王景頗認為，“後疫情時代很多的線上業務會持續下來，比如智慧城市，之前的智慧城市建設，還有很多的數據和能力沒有完全拉通，但這次疫情防控的促進下會改變這個現狀。從建設的短效向運營的長效進行過渡。不管是從我們現在建的連雲港，還有一些其他的智慧城市，其實都是以運營的思路再深入，從一開始就沒有從建設的角度去切入。”
有趣的是，武連峰的觀點則帶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各個地方發展非常不均衡，每個城市所處於的智慧城市階段是不一樣的，有些會偏重於建設，也有些會偏重於運營。從我們的研究數據角度來看，智慧城市從建設層面，每年市場增長有平均有15%以上的增長。所以，對城市來說，本身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好的時候，後期一定注重運營，但前期建設沒有那麼強的時候，建設還是重要的。但是在建設智慧城市的時候，就必須要考慮到後期如何運營，如何持續發展，這一點會特別關鍵。”
實際上，王景頗和武連峰的觀點本質上也是一致的。如王景頗所說，“產業的數字化可以代表建設，數字的產業化是不是就代表運營”，這兩者之間本身也是相互促進和融合的關係。
3月4日，中央決策層公佈了“新基建”作為經濟建設的長期目標。在新基建涉及的7大主要領域之中，包括了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這四大重點的科技領域。可見數字化將伴隨著新基建成為一種長效的機制。
新基建是場馬拉松
我們常說，數字化轉型像是一場馬拉松，而新基建同樣是一場馬拉松。兩個馬拉松的距離相吻合，就印證了數字化轉型的長效性。
王景頗提出：“傳統基建是以物理為主的，比如說鋼筋水泥，這是最典型的拉動。而新基建是以數據為核心的基礎建設，就像是為智慧城市和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搭建了信息高速路，上邊就可以跑各種各樣的車，各種各樣的應用。所以，新基建推動了智慧城市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加速。”
武連峰通過一些具體的數據與王景頗的觀點做了呼應，他表示，“新基建為中國數字經濟，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底層基礎設施。我們大概測算了一下在2020年這一年，新基建總的投資會超過兩萬億，其中直接跟IT相關的有將近一萬億。其實新基建的建設會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走的越好，對於數字化轉型，對於中國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就會越好。”
而從企業的角度，陳子云認為新基建會是企業走向長期數字化的窗口，“如果企業認真的重視數字化轉型，將其作為企業自身能力來進行打造，這不僅能夠讓企業在應付各種多變的環境下，能夠生存下來，進而更會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
很顯然，對企業來講，正確的評估自己處於數字化轉型的哪個階段，通過新基建的助力，要如何選擇走向下一步，考慮和什麼樣的數字化服務商合作，對於這些企業未來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筆者相信，新基建的存在，對於沒有邁向數字化轉型這一步的企業，會推動他們儘快的邁出這一步，另外可以幫助已經邁出數字化轉型這一步的企業，從低層次的數字化走向深層次的數字化。
我們發現，《領航者說》作為新華三領航者峰會思維碰撞的一種展現形式，並沒有侷限於就事論事的範疇，而是從產業、從宏觀到微觀，穩穩的抓住了時代的脈搏，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明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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