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柏林
以賽亞·柏林在與人交談時經常炫耀他的交遊之廣，遊歷之遠，探索之深。他無疑是一個善於推銷自己的人，有著漂泊者慣有的機智、風趣與狡詐。他對俄國革命的駁斥是確切的：“時機未到的暴動必使舊制度的惡習在新制度中改頭換面地重新出現”，在談及自然主義時他是清醒的：“把自然界說成是協調而美好的，這並不符合事實”，他的政治學說是大膽的：“19世紀所有的政治理論都是力圖解釋法國大革命所犯的錯誤。”
作為一個擅長標新立異的人，以賽亞·柏林同時是圓滑而又真誠的。在論述屠格涅夫的時候他說：“托爾斯泰所描述的農民是用紙糊成的理想化的農民，屠格涅夫描述的農民絕對是真實的農民。他嫉妒他。”說到啟蒙在革命時的重要作用時，他認為：“不能用監牢的磚頭為民眾蓋一所自由的房子。”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一種歷經世事而仍能保持理想關懷的可貴。他援引赫爾岑評價俄國革命的話說明民眾解放的艱難狀況：“費加羅有一套僕人的制服，他脫掉這套制服便是一個自由人。但是對這些人來說，費加羅的制服是他們皮膚的一部分，他們脫不掉這套制服，他們生就是僕人的命。”
一元論與多元論
以賽亞·柏林是一個多元論者。他推崇馬基雅維利，認為他是第一個這樣的思想家：“他認為至少有兩種生活方式，人們可以選擇過其中的任何一種，或者在現世或者在來世尋得拯救，但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在評價反啟蒙運動的貢獻時，柏林認為反啟蒙運動對歐洲思想最大的影響是確信科學和理性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對於一些焦點性的價值問題——倫理的、審美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可以有不止一個正確答案。
柏林反對進步史觀和歷史決定論。伏爾泰說，“歷史是理性、知識和藝術品創造不斷進步的過程，有時被可怕的干擾所打破。突然陷入野蠻狀態，比如中世紀基督教的迷信。”柏林認為這種逐步的進步是不存在的，甚至進步本身都值得懷疑。以哲學為例，柏林談到“哲學不是一種累積性的學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學思想、觀點、理論和見解現在仍然是哲學的中心內容。”因而用一種解釋替代另一種解釋，並不能說是一種進步。
在談到一元論的影響時，柏林首先認為，“人類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不可能全部求得完滿的解決，這不是因為實際上有困難，找不到妥善的解決方法，而是因為這些價值本身在概念性質上都是有缺陷的。”柏林援引柏克評價法國大革命的觀點說明一元論的危險：“想要以抽象的觀念和理想的名義來顛覆根深蒂固的傳統，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否認根本變革的可能性。以真正人性（盧梭）的名義進行革命是荒謬的，令人厭惡的；事實上並沒有那麼一個核心，人性是不斷生長的，不是靜止不變的，也不是何時何地都保持同一。”
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
柏林引用維柯的觀點來區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別，維柯《新科學》認為，“就人類來說，我們能想象和洞察是什麼原因使人想要他想要的東西。我們能識別的這種‘理解’跟科學或常識所說的‘懂得’是不同的。”柏林以為這就是後來狄爾泰所說的“理解”不同於“認識”。在這個意義上，浪漫主義主張“真實的東西就是被製造出來的東西。”
柏林主張浪漫主義藝術是德國人的創造。“人們讀了浪漫主義的作品之後覺得，有些答案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的。準確地說，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的。”他認為民族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人們過去和現在的所思所行之所以是這樣，那是因為他們信仰某種理想、某種生活方式，而這全是由於那是德國的，是他們自己的。” (哲學園小編按：帕累託在《普通社會學綱要》中說道“人們常常提出這樣的命題：‘這些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是這樣信仰的。’這個命題真實性極小，幾乎總是錯誤的。相反的命題：‘人們這樣信仰，是因為他們是這樣做的。’這個命題一般包含了較多的真理，但太絕對了，也有錯誤。）
在對民族主義的認識上，柏林認為，“強烈的民族主義不過是恥辱心理的表現，高度發達的民族不會產生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傷害的反應”，而在其影響上，柏林肯定地說“民族主義對一切事物均構成威脅。”
平等、自由與專制
在平等與自由的關係理解上，柏林認為平等會妨害自由：“一視同仁和絕對平等意味著壓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而這最終將導致整體衰敗，反過來也是如此。在對自由的認識上，柏林區分了兩種自由：積極自由即指“我有想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的權利”；而消極自由則指“我有選擇做任何事的權利，併為之承擔不妨礙他人自由的責任。”
在民主與自由的關係上，柏林認為政治民主是保證個人自由的重要前提，但簡單的多數民主將造成對少數自由的戕害。因而民主不是一組可以羅列在一起代表某種美好理想的詞語，它們自身就是充滿悖論的。對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的不加審視的濫用將使專制變得容易接受。模糊的定義使得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以及怎樣實現它。於是造成柏林所說的“極權主義國家聲稱他們才有真正地自由，這簡直是對自由的無情地諷刺。”
在對專制國家的認識上，柏林引用了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如果你要有一個穩定的強大的國家，你就應該這樣做或者那樣做，比如說，保持老百姓的窮困狀態，不惜為非作歹等等。”柏林評價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時說：“在極權主義國家，不是讓人們回答問題，而是竭力防止人們提出問題，基本的方法就是壓制他們。你作出教條主義的回答，如果他們不接受，你就要讓他們保持沉默。”
思想何為
哲學的最重要價值在於提出問題並探索其解答，但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值得追問。有些問題只是表述的問題，以相對主義為例，“對相對主義的異議之一是，這種命題本身不能被判定為客觀的。”而另有些問題只是條件的問題：“哲學來自於引起疑問的各種觀念的衝突。觀念來自於生活，生活變化了，觀念也會變化，衝突隨之變化。衝突滋生困惑，但是，當生活變化時，更多的困惑在沒有獲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營養不足而枯萎較之通過爭論而被駁倒要快得多。”
在回答拉明·賈漢貝格魯“思想何為”的問題時，柏林引用一位牛津大學的哲學教師的話：“我要告訴你們，在我這門課中，我說的東西，對於你們要訓練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沒有絲毫用處，但是有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你們從頭到尾聽完我這個課，你們將總能看清人們什麼時候在胡說八道。”
閱讀更多 Kelin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