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4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迎来了他的中国新雇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
坂西利八郎送给新雇主的见面礼是：中日军事结盟的策议。
他的想法与正中段祺瑞下怀，皖系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日本则希望通过中日“同盟”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势力范围，于是一拍即合。
3月23日，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精心准备《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
至此，段祺瑞与日本师爷坂西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
那么，这位名为外交武官的坂西利八郎到底什么来头？
我们应该记得，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颐指气使，逼北洋政府签下的《对华21条》，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为北洋政府钦配了日本师爷。
坂西利八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这位日本师爷，在入幕段府之前，是在段府的上家袁府中效力的。
坂西利八郎，1870生人，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一个武士家庭，从军后的他因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晚清末年派往北京。通过青木的引荐，坂西结识了直隶总督定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当时，中俄之间订有《喀西尼密约》，其中规定中国军队如聘用外国教官必须由俄国人充任。袁世凯为避免麻烦，便让坂西利八郎装扮成中国人，并给他起了中国名字：班志超。袁世凯对坂西利八郎说：“你的工作类似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就叫班志超吧。”
口舌如簧的坂西利八郎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著有讲演集《谈邻邦》。
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北洋政府建立后，坂西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他借袁世凯器重，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受到他们的所赏识。
袁死后，经过几番过渡，段祺瑞渐渐控制了政局，并与坂西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不管北京政局如何的动荡，坂西都坚定站在段祺瑞一边，在他的牵线下促成了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通过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私人幕僚西原龟三借到巨额），强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方针。
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冯国璋，再到段祺瑞、曹锟，周而复始，坂西利八郎纵横北洋数十载，或任顾问，或充当幕后谋士，历经北洋七任总统而不倒，故被日本媒体称为“七代兴亡之不倒翁”。
1927年，坂西奉调回国时，很多北洋军政要员对坂西颇有措别之情，如段祺瑞的马仔、曾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就与坂西交情甚厚，赋诗惜别，诗曰：
“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离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大地龙蛇方起陆，九州烽火息惊医。莫特长剑轻抛却，赤县睡狮要觉醒。”
靳云鹏将坂西描述为唤醒睡狮中国的英雄人物，由此可见其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知道，北洋治下的中国，是典型的武夫治国，这种治国方式，主要特点是依仗武力维护政治权力，对内奉行复古与民族主义，对外则陪着小心，唯强是尊。
从1912到1928，纵观北洋政府对中国长达十六年的统治，其外交政策可用四字概括：日主中从。就像中国五代十六国时期，各个汉族政权与契丹的关系，契丹支持谁，谁就能当上皇帝。东洋师爷挺谁，谁就能得到日本扶持，势力迅速崛起。于是北洋各系的形成，无不印有东洋痕迹。
一战之后，日本成为东方名副其实的新霸主。东洋师爷对北洋政府的话语权无限扩大。他们是一个群体，人数很多，坂西利八郎之外，青木宣纯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青木比坂西大11岁，应该算是坂西的前辈了。他1859年出生，日本宫崎县人， 16岁便考入陆军学校，入伍后从炮兵少尉一直干到陆军中将。他是日本特务机关青木公馆的创始人，号称日本谍报界鼻祖。
青木宣纯年轻时就对中国感兴趣，热心钻研中国问题。1887年，作为驻参谋本部人员，他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
青木宣纯在来中国之前，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的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地区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1895年8月，就任参谋本部第2局（情报部）职员，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清国公使馆武官。在此后的八年中，除了一度回国担任联队长，他几乎都在北京渡过。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宜隶按察使袁世凯的信赖。定当时负责督练新建陆军，多有借重青木之处，二人遂结为至交，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但他却说过：“中国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所谓的与华交好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傲慢认识。
毫无疑问，坂西与青木是北洋师爷中的佼佼者。青木是日本的祖师爷级人物。坂西也可以说是他带出来的二世祖。青木于1913年8月晋升日本中将。而坂西业绩不凡，一路追赶前辈，最后也做到日本陆军中将。而且，还“桃李满天下”，对中国问题颇为精通的日本陆军名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但二人政见略有不同。
坂西认为，中国内部事务太复杂，必须要有个强人来领导统治，而日本的任务就是与这个强人搞好关系。他们的理念可以算作务实派。
而青木典型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私利观念太重，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日本深度的介入，发挥指导作用，不断改革中国的社会和政府，才能有让中国起死回生的可能。
坂西与青木的观点，分别代表了日本中国通的两类。总得来说，大同小异。均为日本利益在中国最大化而努力，不可能优先考虑中国利益。北洋政府要员大多不傻，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形势使然，个人利益出发，不得不用，不得不重用。其时，北洋聘用的日本顾问不胜枚举。这些中国通，与中国人达到了神似地步。有时他们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管是谈吐，还是文化底蕴，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他们不仅是谍报巨头，而且还是干政的智囊，间接影响中国政局走向。
小结“日主中从”岁月，我以为最值得留意的，是那些日本师爷对中国上层人物的评价。
1917年1月，青木在最后一次出任北洋政府顾问时，总结了他所接触的中国政治人物，在致好友山县有朋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
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乃正道中人。
梁启超乃进步党领袖，系反复无常之士。
何为官僚，何为志士，何为犬儒，百年前的旁观者给出了标准答案。
閱讀更多 程萬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