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老城旧事

很多年以后，翻阅《清稗类钞》时发现小时候我家“插队落户”村子的河对岸就是清初的宁古塔老城。当时老城叫旧街人民公社，旧街应该是当地人对宁古塔老城的称谓。

在前几年盛行的清宫戏里，皇帝龙颜一怒就会放出狠话:“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戏言总是让人怀疑，也没找到出处。乾隆年《大清律例》对流放宁古塔有一些说明，更早的就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明确规定:挟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打那时起宁古塔（现旧街）便成了流刑犯的接收地。像陈嘉猷、郑芝龙、以及江南诗人吴兆骞等官吏、士绅和一些文人名士都曾流徙于此，作奴隶、服劳役、垦荒种田。因此《甄嬛传》甄父甄远道受文字狱牵连，被皇帝（雍正）发配到宁古塔，是有依据的。不过从时间上看，甄父应该流放在宁古塔新城（现宁安市渤海镇），因为康熙五年（1666年）宁古塔整体移驻新城，旧城已废。

1659年（顺治十六年）27岁的吴东才俊吴兆骞（字汉槎，号季子）受科场案牵连，获流刑，遣戍宁古塔老城。宁古塔时为塞北蛮荒绝域，天寒地冻，非复人间。吴兆骞在《上父母书》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凛冬已至、暗夜无边，寒月悲笳、呜咽哀鸣。倒霉的吴季子肯定不知道十七世纪末地球正处在小冰川期的谷底，这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寒冷的时刻。上世纪七十年代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里也认为明末清初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

1969年在毛主席作出《论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后，年底父亲携妻将雏，安家落户在海浪河畔与宁古塔老城隔河相望的村子里。不知道作为中学历史老师的父亲因何下放插队，不知他是否了解宁古塔这段历史，那时我太小刚6岁，一切都懵懵懂懂，只记得那年那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稍长些偶然翻阅家里老相册时发现身着戎装、意气风发的父亲军官照，后来陆续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并根据这些零碎信息大致拼凑出他年轻时的人生履历：1930年父亲出生于河南洛阳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1948年刘邓大军解放洛阳，投笔从戎报考了解放军中原军政大学，并随中原野战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战役，并在重庆从事反特情报工作（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描写的是这时期的事），后调往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任技术军官，授衔为中尉，同时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职学习法语（这期间参加了北京密云水库建设，经历了党内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1958年作为三总部的总参谋部首批复转军官奔赴北大荒，在几个月农场生产劳动后，抽调到八一农垦大学畜牧系工作（这时与母亲结婚），1961年为支援牡丹江林区建设辗转到林业局担任中学历史教员（1964年我出生、1966年文革爆发），1969年底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在农村下放父亲的工作是看护村里鱼塘，母亲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母亲中午匆匆回来做好饭唤我“登登儿，去鱼塘给你爸送饭”（‘登登’是父亲给我起的乳名，他说我出生时两只小脚乱蹬，长大后他又说在《说文》里‘登，升也’，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记得一次去鱼塘看见岸边晾晒着不少死鱼，想装上几条带回家，遭父严厉制止。他是如何处理这些死鱼，偷偷埋葬掉还是交给生产队？不得而知。有一天，在邻村下放的右派王老师专程看望父亲，走前想要条鱼，父亲不同意，于是狡猾的王老师趁父不备，偷偷捞了2条藏匿起来悄悄带走。返城后王右派每次到我家提及此事就得意洋洋，父亲很无奈，母亲说，怪不得把王右派打成右派，他就是不老实。

在农村烧柴很紧张，除了生火做饭，还要储备冬季取暖，每到秋冬季节父亲就领我与当地村民一道到山上捡拾枯枝，刨死树根，父亲力气小又笨手笨脚，经常受到村民嘲笑，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生活能力很差。

北方农村冬季农活停止，无事可做，父亲就练习书法，“慎独”是他写的最多的两个字，也是我认识最早的两个字。

父亲这批下放干部，并没有实现扎根农村一辈子誓言，1973年我家回城父亲也重返学校工作，接到函调通知不知道父亲是悲是喜，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他当时的表情……

念中学时父亲是学校教导处干事，全校师生开大会，看见他一把年纪点头哈腰地给年轻主任端茶倒水无地自容，我怀疑他真的是相片上那个意气风发、英姿勃勃的中尉军官。在单位父亲寡言少语、谦谦君子，在家却脾气暴躁，加上我自幼顽劣不羁，爱惹事生非，于是隔三差五就会受到父亲的叱骂或直接拳脚相加，对父亲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心生怨怼，经常激烈反抗，父子相互敌视，渐行渐远。后来读书工作成家在外地，以忙、远为托词，很少回家。

退休后父亲几乎不出门，整日盘腿坐在炕上，对母亲颐气指使，家里一来生人却又很紧张，必须让母亲陪同，生怕说错话。只有王右派来时，才显露出快乐模样。看到我困惑母亲耳语我：他这一辈子吓坏了，你看王右派人家啥也不在乎。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身心疲惫，好想与父亲和解，看到他如此状态，每一次又都欲言又止……

1998年冬父亲是上厕所时不慎摔倒突发脑溢血，躺在医院始终昏迷，我不知道自己能为他做什么，只是守在病床边，一遍遍抚摸着他冰冷的手。那天他突然清醒过来，直直地望着我喊了声：“登儿”……，这是他留给我和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

吴兆骞年少轻狂、恃才傲物，流遣宁古塔之前，已然江南名士，才华横溢、词赋翩翩，有"江左三凤凰"、“吴四君”之号。清廷入主中原在江南受到激烈抵抗，“江南义师多倡于文士”，吴父曾加入南明抗清，吴曾在《哭友》等诗中抒发他“亡国之痛”：“愁心却是春江水，日日东流无尽时”。尽管后期反清复明浪潮式微，江南文士依然留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那份骨子里的高贵，以致吴兆骞在京复试考场上抗议清廷兵丁持刀胁持，拒不答卷。对这些江南文士“清廷怀恨最深，故泄愤亦倍烈”，于是吴兆骞杖责四十板，家产籍没，终身流放宁古塔。

吴兆骞本风流雅士、公子文人，厄困于绝塞，无生存之力，常化雪为水，煮稗为食，贫困潦倒、苦不堪言。“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尽管是戴罪之人，吴兆骞的才华和名气还是赢得了当地官员的尊重，“副帅安公，雅重文士，怜弟之贫，以米相饷”，宁古塔将军巴海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馆金三十两”，“每赠裘御寒”，使濒于绝境的吴兆骞感受到世间的温暖与善意。此时的吴兆骞骨子里那份江南文士的高贵早已消磨殆尽，只剩下三跪九叩、感恩戴德了。

1679年（康熙十七年），康熙派侍中对公来宁古塔，“望祀”长白山。长白山为满清发祥之地，长白山封祀体现着大清帝国威仪，有着家国认同的象征隐喻，赋予了入主中原的满人以正统合理性。吴兆骞深知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便进献《长白山赋》转呈康熙皇帝。该赋词采华美、大气磅礴，帝“览而称善”并“动容咨询”。吴兆骞如此讨皇帝欢心是不言而喻的，故时人称其“忽因长白赋，生得入榆关”。

1681年(康熙二十年)，就是在进献《长白山赋》三年后，吴兆骞终获赎归。然而，此时吴兆骞已非当年傲岸自负、锋芒毕露的吴兆骞，宁古塔二十三年的风霜雨雪不仅把他从青年才俊变成是一个垂垂老叟，这段漫长的经历真正给他带来的是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当年为他流徙怆惋的同方之士，为其能绝塞生还鼎力相救的旧朋故友看到了一个猥琐侧足、逢迎拍马，向世俗权贵屈膝奉承的陌路人，“君子于是叹其遇之穷，而亦痛其志之可悲也已。”

屈服于强权是每个人的生存本能，当人在极端环境下，突破了他所能承受的痛苦和恐惧脆弱的底线，内心在一次次煎熬中完成角色调整，这时候对任何一点的宽忍和慈悲都会不胜感激，甚至对强权产生一种心理依赖和情感依附，可见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由最初的对抗到被迫服从，再到自觉服从，最后认同并接纳，所以说《长白山赋》是吴兆骞向清廷纳的投名状而已。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我不禁倒吸一口寒气。

1684年 (康熙二十三年)，吴兆骞因疾客死京邸，时年五十四岁。弥留之际与子曰：“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指松花江支流牡丹江海浪河），挈归供饍，手采庭下篱边新蘑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或许此刻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归宿真的应该在宁古塔。

2014年春，终于踏上宁古塔老城这片神奇的土地，旧城遗址依在，寥寥人家。往事如烟、随风而逝，正是“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