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中，禅宗是最具特色的佛教宗派。从达摩祖师开始，禅宗不断的与中国文化相融合，逐渐中国化、本土化，这是禅宗发展史上伟大的创新与转折。
史料表明，最初把禅宗中国化的人物，不是初祖达摩祖师，而是禅宗三祖僧璨大师。
尽管在禅宗的六位祖师中，有关僧璨大师的生平、接法、传法、弘道的相关记载最少，但我们从仅有的资料中，仍然能勾勒出三祖僧璨是如何率先把达摩大师的祖师禅进行中国化的。
禅宗的历史，是一段令中国佛教自豪和骄傲的历史，同时，禅宗也是中国佛教史上规模大，影响深，传播广，流传久的宗派。
若论禅宗的特色，它除了“不拘形式，随方化人，不重文字，直指人心”的独特法门外，更主要的就是禅宗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宗派。
换言之，禅宗是佛教中国化、本土化最彻底，民族牲最强的宗派。而这一中国化进程的肇始，则是由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为发端的。
禅宗三祖记载不详
中国的历史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疑案重重。中国的禅宗史也不例外。本来，僧璨大师是禅宗第三祖，上接二祖慧可，下传四祖道信，承先启后，是宗派传法体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但是，有关中国禅宗史料的专著，和历代禅师的语录，以及禅宗公案的史书等，对三祖僧璨大师的相关记录却最少。
僧璨（约公元510年-606年），又作僧粲，史料只记载，他最初以白衣的身份拜谒了北方前来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安庆市岳西县县店前镇）避难的二祖慧可祖师，并得到祖师的点拨、印可和传法，成为禅宗的三祖。僧璨出家后，逢周武灭佛，他就隐居在舒州的皖公山（今安徽境内）在隐居期间，他曾与道友去广东游罗浮山，后又回到舒州。隋大业二年（606年）圆寂。唐玄宗谥其为鉴智禅师。三祖在入寂前，传衣钵于弟子道信为禅宗四祖。他曾著有《信心铭》传世。
从禅宗六位祖师的全部记载、传说看，其实际记述总体呈“V”字型，即倒金字塔形。当中，首尾达摩、慧能两位祖师最为传奇，是禅宗的两座高峰，僧、俗两界的记载传说都最多；其次是二祖慧可与五祖弘忍，记录也不少；再下来是四祖道信，最后才是三祖僧璨大师，他连个像样的小传都没有，极为遗憾。
单从流传最广，有些近似传说的公案讲，达摩初祖有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只履西归……
六祖慧能则有目不识丁听《金刚经》开悟、一个大将军拿不动一只法衣包袱、只字不识开坛说法，最终开创南宗……
二祖慧可断臂求法、五祖弘忍创立东山法门、四祖道信开僧侣聚居禅修与农禅并重之先河……
唯独三祖僧璨，似乎碌碌无为，只是一个过度而已。
在记述达摩大师“教外别传”一系的传承中，由于三祖僧璨大师的记载最少，俗记也非常单薄，因此便造成了许多误解，存疑声也历代不断，甚至以据唐道宣律师所撰《续高僧传》中，谈到慧可弟子时不言僧璨，且无“传衣付法”之说等，认为僧璨的来历难以考实，是禅宗为了弘法的需要才将之纳入本门谱系的，况且认为“其故事有一个逐渐修饰的过程，最后定型于唐中期后，呈现出明显的附会痕迹”云云。
其实，尽管三祖僧璨大师的记载很少，但就现有的史料，以及古今挖掘发现的资料、实物中对照，足以证明僧璨大师确有其人其事。
再者，我们从禅宗记载二祖慧可的资料中研究，从在二祖慧可处得法的有关人物看，除了禅宗传统观念所称的三祖僧璨以外，其他从二祖慧可得法者，共计有17人之多。在此17人中，又有旁出支派相传了五、六世。
至于直接从慧可大师得法的，尤以僧那、向居士、慧满三人为其上首。这三人中的向居士，从悟道机缘与所保留的事迹、文辞证实，僧璨便是悟道出家以前的向居士，向居士就是悟道出家后的僧璨大师。
还有，从以上资料中可见，从二祖得法者有17人之众，上首者也有三位，您说这有必要来“附会”出一位僧璨吗？
禅宗三祖的历史贡献
依据国学大师南怀谨先在《禅话》一书中的研究，在达摩大师的“达摩禅”或曰“祖师禅”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中国禅”、“大乘禅”，也产生了中国大乘禅的初期大师，如宝志和尚、傅大士（傅翕，也称善慧大士）、慧文法师等。
现在，我们仅从达摩禅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到了三祖僧璨大师的前后来探讨。
僧璨大师所处的时代和历史。
中国的历史，继魏晋以后，就是南北朝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从东晋起，到唐朝开国，被称之为中国中古的“黑暗时期”或“变乱时期”。而从人类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每个变乱的年代，往往又是文化、学术最发达的时代。所谓“家国不幸诗人幸”。达摩祖师正是这一时期带着“祖师禅”来到了中国，并把衣钵由二祖慧可传至三祖僧璨。
根据南北朝有关的简略史料，便可了解到僧璨大师所处时代背景的紊乱，干戈扰攘，民不聊生，弘道愈发艰难。到了北周武宗废灭佛道二教，禁止出家为僧的阶段，僧璨大师已过了中年，但以负荷禅宗衣钵传统之身，承前启后，任重道远，就像二祖慧可当时一样，必须明哲保身而隐姓埋名，以待来者。等到他传付道统衣钵给四祖道信以后，也到了隋朝的初期，这时天下渐见平定，他才如释重负，开始了著述心得，弘扬禅法的暮年晚景。
“达摩禅”是什么样？
达摩大师东来中国以后，他所传授的原始禅宗，南怀瑾先生把它命名为“达摩禅”，其要义是以“二入”“四行”为主。所谓“二入”，即是“理入”与“行入”二门。所谓“四行”，就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因篇幅所限恕不详解），是达摩禅的“正行”，也是真正学佛、学禅的“正行”。
不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同异，也不管至今的禅宗如何变化，但有一个根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四行’者，统为误谬，那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确实能依此而修心修行，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戎、定、慧三学，都在其中了。
只可惜，后世的修学者、研究者不解误解的太多，以至于变成了“讲道理的人很多，通道理的人太少。”逍遥任运，放旷自在，一悟便了，自信这就是道，这就是禅的悟境，其实，如此一来早就变成了“狂禅”和“口头禅”。这其中，自然有不解和误解的因素，但更有外来禅宗水土不服的要害，这就不能不说到禅宗中国化、本土化的话题了。
僧璨大师修行道场现位于安庆潜山县西北9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名为禅宗三祖寺，禅宗六大祖庭之一，旧名山谷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由高僧宝志开山建刹。
千百年来，这里曾涌现过许多高僧大德。开山僧宝志，是梁武帝萧衍的国师，他形迹邋遢，近乎疯癫。据《花朝生笔记》载，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活佛济公的艺术形象，就是根据宝志的原型塑造的。宝志与白鹤道人斗法开山的故事，至今还在天柱山区广为流传。在高僧辈出的中国佛教禅宗中，三祖僧璨则是一位杰出的大师。他不仅在北周宇文氏灭佛、隋杨广餮灭建康的危境中忍辱负重，将禅宗这一刚刚植入中国土壤的新的佛教宗派从濒临灭绝的危境中拯救出来，使之延续发展，同时，他在隐避皖公山的十数年间，完成了他的毕生之着《信心铭》，为禅宗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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