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有一天，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貼著大公告，兩張打開的人民日報大小，黑字白底，每張上面都打上大的紅“√”。隔三岔五都會貼出來一批，密密麻麻的許多人駐足圍觀， 上面有各種罪犯的姓名及所犯何罪，大人們議論道：這都是快槍斃的。這就是後來廣為傳頌、影響巨大的“嚴打”運動，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的簡稱。嚴打的背景一說是內蒙古紅旗溝八個犯罪分子殺二十七人，強姦七人的血案，其中大部分還是未成年人；另一說是東北“二王”七個月從瀋陽，一路殺到江西，打死打傷公安和群眾十多人；還有說是當時對越反擊戰副總指揮楊得志的女婿在鄭州被流氓尋釁毆打致死。或者三者俱有吧！運動宗旨是要殺一批，震懾壞分子；運動重點是打擊刑事犯罪，運動方法是從重從快，輕罪重判，重罪槍斃，程序一切從簡；運動形式，在工廠、學校、機關團體等公共場所召開大會，公佈罪行，然後將定罪的死刑犯立即槍決。一個時期，城市主幹道上經常有圍著“堅決打擊刑事犯罪”大幅標語的解放牌卡車，車兜裡站滿了荷槍實彈武裝公安和解放軍，押送著掛著罪名牌的犯罪分子，罪名牌齊胸約兩尺大小，去槍斃的名字上會有一個大的黑“ ×”，沒黑“ ×”的都是陪斗的。高音喇叭中慷慨激昂的男女聲，用勻速、嚴肅、冷靜的語調，抨擊著犯罪分子一樁樁一件件地罪行。車輛緩緩駛過主幹道，然後直奔刑場而去。豆芽子會跟著許多小夥伴去追著車跑，看看刑場到底是怎麼回事。車開始很慢，一旦離開城區就會飛速絕塵而去，豆芽子只能望車興嘆。不過聽有大的孩子說，他們到刑場看過的，一排排的犯人跪好，解放軍拿槍從後面射擊，會打的一槍就打死了，不會打的說是不僅打不死，還打得一地都是腦漿，象豆腐腦一樣，嚇得豆芽子多少天不敢喝豆腐腦。還說的槍斃犯人的子彈還要犯人家出，一個一兩毛錢呢。
豆芽子以前放學回家，總要溜邊回家，或者穿巷子走小路，因為路口總有幾個穿著流裡流氣的小夥子，他們大都穿著看不到腳，但卻可以掃地的喇叭褲，上衣或者穿著花襯衣，或者瘦小的牛仔夾克，天冷的時候，竟然還有個別男人穿著女式的高領毛衣，總之，標新立異，達到奪人眼球的目的。哼唱著：流浪者之歌，但只會一句“阿百拉姆”，反覆地唱，用當時有句舶來詞叫：時髦！他們吊著膀，斜著眼，三五成夥，或者挑釁看不順眼的路人，稍有反抗，便一夥人擁上前去拳打腳踢。更有甚者，還拿著當時流行美劇“加里森敢死隊”裡的彈簧刀，傷害無辜。以至於城門失火，殃及了這部電視劇，放一多半時被叫停。或者，有漂亮女性路過時，吹著刺耳的口哨，有的象狗皮膏藥似的貼上去，一路尾隨，東拉西扯，死磨硬泡，逼迫就範做自己的女朋友；有的乾脆霸王硬上弓，以威脅的手段直接帶走。他們對這種行為稱為“馬路求愛者”，實際上徹頭徹尾地流氓行徑。豆芽子就有一次不小心從他們身邊經過時，被人用中指關節在頭上敲了一下，當地話稱之為“釘釘高”，整個頭部火辣辣地疼，一天都沒恢復。然而經過這一系列的運動，豆芽子雖然不明就裡，但是的確感覺到有些不一樣，因為路口再也見不到這幫子小流氓了。
那時候最流行的衣服是軍裝，一個時期流行戴軍帽，通過各種關係從部隊搞到真正軍帽，然後神氣活現的在大家面前晃來晃去。而早期的飛車黨也應運而生，不同之處，車不是現在的摩托車，而是自行車。有兩人一組，有單人獨騎，埋伏在角落時在，看到有人戴著嶄新的帽子經過時，忽然快速竄出，抓住帽子往懷裡一塞，一溜煙消失的無影無蹤。以至於一個時期，戴軍帽的人反而象賊一樣狼顧而行，真是一步三回頭，猛然聽到身後有車輪聲，便迅速捂住頭，主要是捂住帽子。豆芽子也曾有過一個嶄新的軍帽，是服役的準小姨夫為了討好小姨給他的，結果上頭沒三天，便被飛車黨人掠去，氣得豆芽子一天沒吃飯，想起帽子就流行眼淚，難過了很長時間，直到準姨夫又寄來一頂新軍帽才有種重獲新生的感覺。狼狽之態，可見當時治安氣象一斑。
一天夜裡，豆芽子被一陣喊叫聲中驚醒，象是公安來院子抓人，腳步凌亂，人喊馬嘶的。後來得知是來抓一叫寶子的鄰家之子，大概也十六歲光景。平時感覺他有些不務正業，整天遊手好閒且目露兇光，有一次還當著豆芽子炫耀他的三角刮刀，著實把豆芽子嚇到了。二十年後的一天，和父親去吃一家高檔飯店吃飯，結賬時遠遠看見父親和一箇中年男人親切交談。看到豆芽子後，父親擺手讓過來，指這中年男人說：這就是咱們從前的鄰居，你的寶子哥，現在這個飯店的老闆。熱情的打了招呼，說了他的現狀，這個酒店只是他的副業，他的正式職業是事業單位的幹部，看著我們驚詫的雙眼，他不無得意的說，我現在還是黨員呢！當我們再次驚詫地合不上嘴時，他笑道：當年被抓走，堂也沒過就被判了六年，呆了四年，出了監獄都不知道是啥罪？後來得知是居委會有名額，而他以前有打架鬥毆的前科，就被報上去充數了。然後不斷申訴，終於平反。後來想要國家賠償，具辦人說：滿足吧，撿條命不錯了，想想那些死了的呢？再說都平反了，別找事了，該幹啥幹啥吧。寶子哥說到這，臉上露出了一絲苦笑，幾多無奈，幾多怨恨。
轟轟烈烈的“嚴打”運動，從八三年後又搞了兩次，對社會治安起到了穩定作用，有力保障了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環境。在“嚴打”過程中，上到朱德孫子及諸多高幹子女，下到街邊小混混，或槍斃或重刑入獄，極大震懾了犯罪分子，案件率也是下降到歷年來的最低階段。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產物，許多有罪，但罪不當死的人為曾經的犯罪行為買了大單。“嚴打”是一個國家的無奈之舉，但不值得推廣，更不值得讚頌。因為違背了法制精神，更與當前提倡的以法治國的精神大相徑庭。就象疑罪從無的偉大之處，也許會放走一個壞人，但絕不會傷害一個好人。因為冤枉一個好人，相比放過一個壞人對社會的傷害更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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