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東:世代、個體與公共討論——關於《方方日記》的思考

曹靖東:世代、個體與公共討論——關於《方方日記》的思考

文 |曹靖東

以個體視角記錄武漢抗疫的方方日記自出現於互聯網上起就話題不斷,從三月的高中生來信,到四月的海外出版,其在互聯網世界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爭論與撕裂。而隨著爭論的推進,各類觀點和立場也逐漸浮現。其中,有人將方方及其支持者同反對者間的衝突,描述為新舊世代間對重大政治主題感知差異的結果(如餘亮的《把方方日記埋在春天裡》),由此將爭論直接視作世代差異的產物。此外,雖然觀點截然相反,復旦大學洪濤教授在《致方方女士的信》中同樣將問題指向了世代差異,並對當前年輕人的精神狀態,以及各領域的噤聲提出了批評。

曹靖东:世代、个体与公共讨论——关于《方方日记》的思考

《方方日記》英文版封面

“世代論”的歸因是否可行?

世代論是否真是當前社會撕裂的答案所在,這是需要某種程度上的認真分析的。這其中首要的問題是,世代間的差異是否是真實存在且本質化的?

在我粗略的感知裡,不同世代間的確存在群體上特徵上的差異。比如我所認識的93-95這幾年出生的人,在聊天中就明顯有將自己與“00後”區分的意圖。這種劃分代表性地體現在“00後”對所謂“中國風”的音樂影視作品和“漢服”的喜愛上;而很多自認“90後”的人往往強調自己在更加全球化的文化環境裡成長——因為在2006年開始黃金時段禁播國外動畫政策前,國內電視臺對於國外影視的播放尚且沒有太大限制,有不少美國和日本的動畫。

儘管如此,我依舊認為這樣的世代差異本身就是被構建的,反映的更多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結構性差異,在文化上是如此,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界分世代之所以能夠有一定解釋力,某種程度上是世代本身與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一定的重合:1966-1976年,1978-1989年,1990-2000年,以及隨後的2001-2012年和2013年至今,都有自身的特徵,反映在主體身上,就表現為“世代差異”。

儘管當前很多年輕人表現出洪濤老師所批評的市儈、虛無和順從,但也有不少人在思考和行動,如前年那位年輕的北大女生,只是在當前的討論裡,他們的聲音很難完全發出來(在比例上這類人或許在變少)。更何況,圍繞方方日記的衝突,更多體現在以校友和同學為代表的同齡人間的分裂(如上海家化董事長葛文耀的微博、北大瀋陽校友群內的爭論)。因此,我傾向於將這些體現出世代差異的問題理解為陳映芳老師在之前訪談中提及的“跨世代的時代課題”。

此外,前段時間的《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以一種頗為老套的方式強調了世代差異,但其是否真是高中生所寫,我深表懷疑。在這裡,“高中生”與其說是作者真實的身份,不如說是一種符號,一如陳映芳老師在《“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裡提到的“青年崇拜”現象那樣。在我的感知中,現在的互聯網世界似乎在重新以年齡來論證自身的“純淨”與“先進”,以賦予年輕人更大的話語權,並且官方也有意引導這些年輕人(主體還是中學生和本科生,非95後可能都不好意思自稱年輕人了)發聲支持國家,頗具社會進化論的味道。

個體困境與公共討論侷限

看起來,如果擱置世代論的思路,我們對當前社會問題的認識仍舊需要藉助“社會結構”論。這一視角在社會科學領域已是相當傳統且主流的了,而在當前互聯網的語境裡,針對那些由結構論所衍生出來的觀點,已經形成了頗具諷刺意味的“定體問”一詞。可見,重提宏觀的結構問題,不僅需要一定的智識基礎與經驗積累,也需要相當的勇氣。不過,由於前段時間看到“集體形式的主體性”(Dutton,1992;Anagnost,1997)這一概念,自己對主體本身有一定關注,加之近來自身經驗感知也多與身邊不同個體的觀點和表達有關,因而相關反思也更多從主體本身進入。也就是說,在看起來幾近無解的結構性困境外,如何從個體的角度理解我們當前的所面臨的緊張?這能夠為我們的行動提供怎樣的指引?

實際上,但無論是高中生的來信,還是對方方日記出版的批評,主流的反對聲音都強調她的日記只揭露陰暗面而忽視正面措施,以及信息來源的不明,而這種對於本國情況不全面、不準確的描述,會成為外國攻擊和貶低本國的憑據。這個思路有明顯的民族敘事特徵,在這種敘事下,出版日記首先是“代表中國去宣傳防疫經驗”(摘自高贊評論),而非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這裡,能看到的還是基本價值上的分歧。但這種思路到底僅是策略行為還是這些反對者所真誠相信的,我傾向後者。比如我的家人,面對方方日記出版,他們幾乎本能地表達出了反感,觀點與主流說法也相差無幾。雖然他們那偶爾會零碎地對具體制度設置的合理性表示質疑,但在認識整體世界時,基本的思想資源還是來自民族敘事下的敵我之分,並沒有其它替代性選擇。

當然,反對者內部是非常多元的,並非只是單純對日記及其出版的爭議。如我的一位同學,則是認為方方佔據了道德制高點,不容得他人辯駁,因此也頗有微詞。實際上,這幾天對於方方回應質疑的態度也逐漸走向批判的中心,這一觀點繞開日記的內容和出版,轉而強調其本人所使用的話語落後於國家與民族所處的新時代。

當然,支持者一方也有著不同的觀點,但不論方方及其支持者,還是反對方,甚至是立場並不特別鮮明的人,我認為他們在這場互相爭辯、互相攻擊的爭論中都體現出了共通的侷限:思想資源和話語框架的匱乏。就像Rose & Miller(1992)在分析治理術時提到的,具體政治話語下的特定政治合理性構建了人們的自身的認識論系統,推動了理解現實的特定框架。也就是說,話語本身不僅僅是主體用以清晰表達自我的工具,也會反過來形塑主體的認知框架,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世界。而在這場論爭中,我們的公共討論是不是被主流的國家與民族敘事限制了,我們的公共議程是不是就被框定在了國家與民族敘事的框架內;由此再到個體,即個體的認知和批判是不是也會受到限制,而在掙脫、否定這種敘事之後,是不是可能會陷入一種缺乏可用的話語而產生的虛無中,而在虛無過後,主體是否可能只得選擇既有的敘事方式。具體到圍繞方方日記的爭論上,我們或許本可以將討論延伸到更一般化、更具有公共性的有關災難與記憶、個體尊嚴等議題,但最終卻困在了圍繞國家形象、愛國主義這些話題的互相討伐中。可是,國家與民族真的是當前我們認識世界的唯一有價值的視角嗎?我們(包括支持者在內)對方方日記及其相關爭論的理解,能否有更加多元的敘事方式,能夠讓我們更加多元地認識日記本身及其出版的內在涵義?

突破“當下”,我們需要更加立體的思考和表達能力

所以,我認為,目前我們的公共討論止步不前,僅僅停留在立場劃分和互相討伐,部分源於九十年代以來對意識形態爭論的擱置,以及圍繞基本價值的社會討論的缺失。儘管原有意識形態話語不再被奉為至高無上的真理,但還是在宣傳和教育領域佔據了主導地位。在這一背景下,相對那些從應試教育階段就不斷構建的、體系化的民族主義敘事,一個簡單的“GM權利”、“出版ZY”實在是有些無本之木的味道,有時甚至給人一種以“政治正確”打壓質疑者的嫌疑。這使得,有時候很多人不得不從MZ主義敘事的角度論證出版的合理性,努力證明批評與AG間的關係。此外,考慮到制度本身日漸嚴苛的壓制,真正的公共討論也難以開展,更遑論不同認知範式的公開碰撞與辯論。在這一背景下,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如果不是有強烈的內在驅動,很難找到系統化的非官方敘事方式。因而,很多年輕人就具體社會現象而展開的激烈批判最終也會陷入一種為批判而批判的虛無中。

近年來全球,特別是中國,消費主義的高漲和移動支付的普及,很多人被裹挾進了一個由移動互聯網所構建的便利性中,加之互聯網行業的井噴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繁榮感所促就的國族自豪感,令正統的民族敘事獲得了大量直接的現實經驗支持。這種變化或許是值得注意的,查特吉在對印度現代性的分析裡提到過,“康德在西方現代主義奠基時提到當下,是把它當做逃離過去的場域;而就我們的感受來說,要逃離的正是目前所處的當下”。如果這是一種普遍心態的話,可能近年來的官方敘事裡,我們藉助新興移動互聯網產業的領先和重回世界舞臺中心的種種,已經實現了對“當下”的超越,來到了自己的“現代”吧。尚處於應試教育階段、信息接受渠道相對有限的學生們,或許更樂於接受這一敘述(我自己在本科階段也對此產生過由衷的自豪,並疑惑外部世界為何如此邪E且愚蠢,處處針對中國)。總的來說,原有的認知範式在不斷強化,主體不僅難以在公共討論中找到其他認知範式的存在,也沒有必要去尋求。

記得在高中和本科時,也有一些同學是溫和或激進的批判者,對現實不滿,渴望公平正義。但是多年下來,很多人要麼選擇沉默,要麼轉換立場,擁抱DG崛起。自己從中能看到的,除了結構的限制,更多還是思想資源的匱乏:我們想要批判現實,想要逃離當下,可是未來在哪裡?大部分來自小縣城的我們並不知道。反而面對信息的FS、公共討論的匱乏、消費主義的裹挾,我們仍舊被困在“當下”,或者在虛擬的互聯網世界尋找精神的棲身之所,在掙扎和無力過後,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吧。

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在這次爭吵中,自己才會深切感到我們的社會需要有關一些更基本的、更深層和更具有公共性的倫理價值的大討論,為眾多個體的反思提供更多元的思想資源和公共話語,讓我們在面對各類公共議題時,能夠擁有除了討伐以外更加立體的表達和思考能力,從而真正實現“從私域重回公域”這一“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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