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很多国家都开始担心如果本国疫情控制不住，会不会导致次生灾害，乃至全面危机的爆发。
饥荒，就一直是人类记忆中的恶魔之一。
3月24日，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宣布禁止大米出口；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哈萨克斯坦禁止出口小麦、土豆等11种农产品；全球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俄罗斯农业部提议，对粮食出口建立临时配额；3月30日，柬埔寨总理洪森表示，柬埔寨将从4月5日起，除了香米，将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
另外，因为受疫情影响，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出口也在放缓，印度这个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几乎停滞。
显然，这些国家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已经开始收紧米袋子了。
▲全球小麦和稻米单产图，图片放大后看得到尼罗河三角洲这两样粮食单产也是很高的，但埃及仍然出现了粮食危机
不过，这种限制出口势必造成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一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而埃及自1986年起粮食自给率便不足50%，此后更是连年下跌，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在疫情带来的粮食禁运冲击下，埃及很可能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埃及自古以来便是地中海粮仓，为何到了现代社会有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人口危机？
1.自然条件的不足与恶化
埃及自罗马时代便是地中海的粮仓，罗马帝国时期的亚平宁半岛几乎不事农业生产，粮食全靠埃及供给。
▲古埃及是人类农业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这是古埃及时代人们用牛耕地场景的绘画
但当时整个地中海人口加起来只有五千万左右，而现在单单埃及的人口就有将近一亿，严重超过了当地的自然生产力承受限制。
▲位于罗马的古埃及方尖碑
埃及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北部，国土面积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积约为96.1人/平方公里。
但实际上埃及全国95%的土地都是沙漠，完全不具有开发价值，全国一亿人口事实上只生存在尼罗河沿岸的狭长地带以及三角洲地区。
▲人造卫星上拍摄的埃及，黄绿对比明显，埃及的沙漠占土地绝大多数面积，只有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适合植物生长
与之相对应的是埃及全国可耕地面积比不到4%，面积堪称可怜。埃及政府曾经试图治理沙漠扩展可耕地面积，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耕地扩展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速度。
以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为例，人口从3000多万人增长到6000多万人，足足翻了一倍。但人均耕地面积却从50年代的0.16公顷减少到0.12公顷，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标准0.37公顷。
从气候上看，埃及国土绝大部分位于热带沙漠气候地区，年降水量极低，但蒸发量非常之高。这就导致了农业灌溉用水得不到稳定保障，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事实上整个埃及的用水都非常紧张，85%以上的水要进行回收利用。
埃及最主要的灌溉用水来自尼罗河，但由于多流经沙漠气候区，蒸发后的流量并不算多。其每年有长达4个月的汛期，会携带大量肥沃泥沙，堆积在沿岸，形成肥沃的河谷盆地和尼罗河三角洲，古埃及人把这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黑色土地称为“凯麦特”。
▲阿斯旺大坝
但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上游建设阿斯旺大坝后，将淤泥拦截在了上游，沿岸失去了肥力补充，导致农田土地肥力的严重退化。
同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由于缺乏河流淤积，出现了海水侵蚀造成盐碱化的现象，导致可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粮食产量也随之下降。
2.农业政策的历史遗留危害
埃及如今的农业问题，很大程度上要朔源到上个世纪的埃及农业政策。1952年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埃及全国的大规模土改。
但纳赛尔的土改政策却是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就导致每个农民分到的土地实际上非常少，其面积通常小于2.1公顷。自1952年起，这种小农式的土地便快速增长，而集中生产的农场则迅速衰退。
▲埃及总统纳赛尔在1955年和1963年两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这种土地分配严重影响了埃及的农业发展。小农式生产造成了生产技术的差距，一部分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同时耕地面积过小也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导致农民收入不高，迫使一些农民放弃农业生产。
同时这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不靠机械化设备，建设水渠这类农业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单独一个或几个农民完全无法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
而埃及这种碎片化、小农化的生产方式注定导致农业公共设施无法建设，同时政府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组织此类建设。这就导致埃及的农业基础设施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阶段。类似的，在小农生产中也无法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生产，严重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埃及农业生产，机械使用量始终不高
埃及政府在初期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对农业进行“剪刀差”以获得盈余资金，强行低价收购农产品并高价出售种子化肥，导致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
农民为了增加收入，选择转而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这便导致粮食耕种面积持续缩减。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初期，埃及小麦的种植面积从66万公顷下降到54.5万公顷，其占总耕种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16%下降至1975年的12%。
与之相对的，蔗糖这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在不断增加，其种植面积从50年代初的4万公顷增至1975年的9.2万公顷。
政府发展工业而轻视农业生产投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长期不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仅占国家投资比例的9%。尽管这一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而超过了25%，但到了1975年，农业投资所占比例就跌至7%。
1977-1979年中仍持续下降，农业投资占经济总投资最高不过6.8%。在埃及第一个五年计划（1960～1965年）中，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是农业的1.45倍。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78～1982年）中，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已经升至农业的3.46倍。
▲埃及工业主要以燃料出口、轻工业加工为主，难以反哺农业
这种投资倾向性造成了农业发展被严重限制，陷入了“投资少-回报率低-投资价值继续减少”的恶性循环。由于投资过少，难以进行长期的建设规划，因此埃及的农业基建水平始终未有大起色，严重制约了埃及的粮食生产。
3.畸形的城市化与粮食政策
前面说了，埃及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少，而实际上这个原因是由两部分决定的——首先是耕地面积少，其次是人口数量过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埃及的非农业人口数量暴增，国家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1981年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其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允许外资进入工商业。这一举措使埃及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埃及的农业生产状况。
▲埃及人口分布密度图
首先受威胁的是农业用地。埃及国土内可建设土地面积稀少，荒地并不能满足城市扩张的需求，因此必然需要侵占部分农业用地进行城市建设。
同时埃及的富裕阶层倾向在农村建设生活设施，如高级住宅区。还有更奢侈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本来就是占地大、耗水多的奢侈场所，竟然也出现在了人地矛盾特别突出的埃及。
▲能看到金字塔的高尔夫球场
在1952至1980年间，有约20.3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被转化为城市用地，尼罗河三角洲的农业用地大量减少。
▲埃及首都开罗的街头
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埃及农产品的定价收购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那么在城市化带来工作机会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的离开农村前往城市。
前文分析过埃及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耕种多依靠人力，大量劳动力流失势必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下降，埃及粮食产量也随之下降。
城市化带来的大量非农人口，势必增大农产品需求，粮食价格上升后理应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收入水平。但实际上这种事却并未发生，埃及农民始终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徘徊。实际上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非限制价格那么简单，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埃及的粮食进口政策。
▲埃及2014-2018年进出口数据，左侧为出口，右侧为进口（单位：亿美元）
埃及自1970年起放开粮食进口限制，导致大量的廉价别国粮食涌入埃及市场，这在满足城市人口吃饭问题的同时，也摧毁了埃及的农业。埃及农业由于自然条件、耕作技术的限制，无论是产量还是成本控制都完全比不上进口粮食，在本国市场都缺乏竞争力。
在外国粮食的冲击下，埃及农业陷入了一个怪圈，农业效益低—投资成本大—缺乏投资—农业效益低，埃及农业也由此停滞不前，自给率常年不足50%。
4.工业化的坎儿，才是埃及粮食问题的关键
埃及的农业问题，本质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缩影。在进入20世纪后，全球各地的人类基本都可以享受到一点现代医疗服务。现代的生育科学使新生儿的存活率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原本夭折的婴儿可以平安降生，第三世界国家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生育高峰，并一直延续至现在。
▲非洲人口热力图
类似埃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都缺少工业基础和资金，基本上是完全的农业国。大量的人口在这里形成不了“红利”，甚至有可能演变成负担。
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工业化并反哺农业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无穷无尽的人口陷阱——人口过多需要大量粮食，但本国没有机械化生产导致粮食产量低，因此被迫使用盈余资金对外购买粮食，进一步导致国内工业投资减少无法建设工业化。
因此又回到第二个问题，依然不能改善农业生产水平。同时不断膨胀的人口像催命符一样，迟早会压倒这个体系。
▲埃及暴动也有人口因素影响，没有工业化因此无法提供大量岗位导致社会动荡
在二战后诞生的新兴国家中，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无一不是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克服了人口漩涡。身处后冷战时代的21世纪，在资本全球化体系下建成工业化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大的代价，但这是每个国家的必由之路，无论它们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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