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去歐洲研究中心（ANU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參加一個主題為“Howdoes the current Russian Standoff with the West compare with the Cold War inthe 1970s and in the 1980s?”的seminar，主講人榮休教授PaulDibb講的什麼我並沒有聽太清楚——澳式說話方式挺折磨人的，嘴巴根本不張，生怕蒼蠅飛進去了，anyway，Let Stalk Strine！
我的興趣點其實是被主持人Richard Rigby教授抓走了。這個系列研討會的名稱是Harry Rigby Seminar Series，當看到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就產生了好奇，果然，Richard一上臺就摸著講臺上的塑像說Harry是他的父親，他很榮幸能夠主持以他父親命名的系列講座。然後講述他父親帶著他遊歷世界的經歷，正是他所說的這個生平經歷讓我聯想起上週在導師家吃飯聊天時的光景。導師的丈夫說起他父親曾經出過的書，有種不由自主的自豪感，而導師同樣出身書香家庭，儘管他們的女兒沒有學習他們所學的學科而選擇一個完全不同的海洋學，但“子承父業、家學淵源”還是浮現在我腦海中。
西方在近代超越中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子承父業”吧。老歐洲一直有這樣的傳統，在過去是貴族傳統，貴族子女從小就要進行“禮、樂、射、御、書、數”等各方面的全面培養，以繼承家族傳統，即使家道中落，也仍然抱著這些東西不放，比如苔絲的父親，儘管早已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但他從內心裡放不下這個傳統。在學校制度上也是這麼設計的，貴族子女進入像伊頓公學、哈羅公學這樣的頂尖私立學校，畢業以後進入牛津、劍橋這樣的頂尖名校，或從事研究或進入上流社會。而工人階級子女則從初中開始就進入職業學校，為未來成為工人階級做準備。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子承父業》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闡釋。法國和德國也是一樣，很早就對學生進行了分類。
以“平等”著稱的美國其實也是一樣，丹尼爾·金在《大學潛規則:誰能優先進入美國頂尖大學》一書明確告訴我們那些父母畢業於頂尖名校的子女更容易被這些學校所吸納，從某種程度上和英法德的貴族傳統如出一轍。子承父業的好處是從小耳染目濡，學術、技術薪火代代相傳，不需要每一代人都從零起點開始。壞處就是階層固化，人很難從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流動，這也是英國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弊病。但無論如何這些流行或制度化子承父業的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是矚目，比如獲得諾貝爾獎的國家排名（2013年之前）就能體現出這種優勢：1.美國 346、2. 英國121、3. 德國104、4. 法國59。除了美國不是教育雙軌制國家，英法德都是，就像上面的《大學潛規則》裡所講，儘管美國沒有明面上的雙軌，但暗地裡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其實也是如此，流傳千年的士族制度為早期中國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像歷史有名的曹氏家族、謝氏家族、裴氏家族、王氏家族等等。如果沒有家族傳統的積累，很難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唐代開科舉，“天下英才進入吾彀中”以後反而走向了衰落，很可能就是斷了士族的根，儘管讓寒門學子有了上升的通道，但家學的淵源也就此被切斷了。士族子弟不需要為了某個目的而去學習，可以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反而能夠做到更極致。“學而優則仕”的功利思想讓學習與研究總圍繞著某個特定的目的，因而不能再做純粹的學問，這也許可以急就，但總難成大器。
為什麼華人諾貝爾獎甚至所有諾貝爾獎得主很少出自貧寒之間，原因也許就在這裡——家學淵源。除了崔琦和莫言出身農家以外，其他的華裔諾貝爾獎得主無一不是名門望族出身，如屠呦呦出身寧波望族、錢永健出身無錫錢氏家族、楊振寧與丁肇中的父親都是清華畢業生，等等。而解放後原來的那些大小知識分子通通變成臭老九，提起知識就讓人顫抖。我本科是大學校報上發了一個豆腐塊反駁普通話老師的觀點，無意中與父親說起，經歷了那個時代的父親整整三晚沒睡覺，後來問我能不能想學校提出撤稿。解放沒幾年，一個十七年把文脈幾乎全部切斷。梁啟超九子女人人成才，而他的孫子輩卻幾無大器，這可能與時代不無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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