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是清代文学家袁枚所著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取名源自《论语·述而》中所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中收录了几百篇志怪短文，仿照《聊斋志异》所写，多言鬼神、果报及人间怪异之处。
《骗人参》是《子不语》少有收录的非志怪故事，用以彰显民间骗术的高超与诡诞。而其骗术之所以瞄准了人参，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从“骗人参”的表象出发，我们能看到清代乾嘉时期堪称疯狂的人参市场，以及背后采参制度对人参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骗人参”是一种清代某一时期特有的经济诈骗行为，其原因与人参行业的特殊性有关，也展现了清代人参经济的社会影响。
下面，让我们细细分析，了解这个人参帝国的本质。
轰动一时的“人参诈骗案”
在《子不语·骗人参》中，我们能看到诡计多端且十分成熟的“魔术诈骗”方式。
“京师张广号人参铺甚大。一日，有骑马少年负银一囊到店，先取百两与作样，而徐取参数包阅之。”
现代诈骗中，前期获得被骗人的认可与信任是很重要的，清代的骗子也掌握了这种方式。骑马来买参的少年出手就是百两银子，通过这种彰显财富的手段暗示，获得了掌柜的信任。
接着，少年表示自己的主人要去很多，他也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想要把这百两银子作为押进存在柜上，让伙计带着人参去家里选。
掌柜自然答应了，而且叮嘱伙计“谨持参，勿落他人手也”。
伙计去了以后上二楼，这家主人果然卧床不起，穿貂裘、戴宝石，看着富贵，又令伙计安了一重心。而主人挑拣人参还真的很懂行，一时间他们都以为生意马上要成。
突然，楼下来了一群恶客，主人表示“此向我借债客也，断不可使上楼”，又让伙计快点把人参藏起来，不要被抢走了。伙计慌乱之中自然听从，就将人参放在了主人指的床下箱子里。
接着，伙计老老实实地等待在屋里看管人参，主人和伙计下楼去赶客人。可惜，这箱子底下是空的，下楼的骗子从楼下取走了里面的人参，早就逃之夭夭了。
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清代骗局的复杂、对人心的洞察，也能让人生出疑惑——
骗子一行人留下百两银子质押，为了骗人参数斤，人参有这么高的利润吗？
这就要从经济角度，去分析清代人参市场的价格变化，来理解这个奇异的骗局了。
人参，一种比黄金还能升值的藏品
袁枚是清代乾隆、嘉庆帝时期的文学家，他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有浓厚的时代特性。
如果是在康熙初年，哪怕是在远离东北人参产地的江南，几斤人参也远远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心思，还要费上百两银子来诈骗。当时的人参，一斤也才四五十两。
“康熙初年到苏之参，连泡丁及参须等共计有几二百担，每斤只四、五十两”——《参谱》·黄叔灿
但由于“出数日少”，市场供需关系不平衡，人参的价格飞速上涨， 到乾隆九年时就涨到六百多两一斤，后来的年间更是有涨无跌，达到两千多两一斤。
“延至雍正九年，统参价长至二百两，继至乾隆九年秋，统参至六百两有零，十九年分价抵千金，由此有长（涨）无跌，比年来，寻至千六百七百不等，迄今遂长（涨）至二千以外。”——《参谱》·黄叔灿
也就是说，这一场能载入《子不语》的精彩骗局，让骗子能获取至少几千两白银的利润。巨大的利益，让他们铤而走险。
而疯狂暴涨的人参市场， 背后是一双看不见的操控市场的手——
清代朝廷的采参制度。
采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参价格一路向上，参价则反向影响采参制度。
人参暴涨的背后，是垄断的采参市场变迁
人参对满清朝廷的重要性，远大于其他时代的朝廷，所以采参一直处于官方垄断状态。
这源于一种遥远的历史沿革。
在宋辽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就将人参当做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东北地区产人参，女真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入，这也成为让后金政权得以建立的基础。
满清入关之前，就严禁外族采参：
- 明宪宗成化元年，东宁卫军民在东北挖掘人参时，就遭遇建州女真的攻击；
- 清太宗天聪三年，明朝将领毛文龙派军民在辽东采参，被清军“杀百余人，生擒千总三员以归”。
这一时期，满清八旗就将人参经济牢牢地把在自己手中，成为人参市场的垄断者。
等清朝建立，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采参制度，以调控人参市场。但由于本质还是为了牟利，所以不仅没有让这个市场的发展变得健康，反而暴露了官商垄断的弊端。
其采参制度可以分几个方面：
1. 八旗分山采参制。
清代初期，八旗王公贵族控制采参行业，“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对于在清朝初期立下功劳的大臣，也可以得到朝廷的允许，“准令其部下自行采参”。这种情况维持到顺治初年。
顺治五年后，宗室及大臣的采参权限被夺回。
2. 打牲乌拉衙门
顺治五年之所以取消了各族或个人的采参权限，是因为人参的采集经营被收回到朝廷手里，那就是“打牲乌拉衙门”。
顺治四年建立的打牲乌拉，是内务府外派机构，
负责在东北地区经营人参、貂皮、东珠等贵重物品。历史上，曾经将“打牲乌拉”与南方的“江宁织造”并称，是清朝廷在地方上的两个官方采办衙门。打牲乌拉总管在顺治十四年开始，至康熙三十七年，从六品一路飞升至正三品，可见其对朝廷的重要性。早期，打牲乌拉承担着朝廷官参采集的重要任务。
“国初定额，年交官参三千两，每一牲丁，令交纳一斤八两”。
打牲乌拉手下每年有采参任定额。但进入康乾时期，因为招商采参导致参源枯竭，打牲乌拉逐渐退出了这个激烈的竞争市场。
打牲乌拉衙门采办官参，虽然造成了一定垄断，内部可能出现的贪腐也会造成价格上涨，但由于官方可控，人参价格还较为稳定。
而招商采参，将官办采参授权给某几家皇商，导致的参价上涨更加迅速。
3. 招商采参
康熙五十三年，清朝开始进行招商包办采参，商人通过购买一种“参票”，可以领票采集人参，放开了一部分采参市场。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清朝放松了其垄断，但因为管理混乱，在康熙六十一年叫停，雍正年间曾试图重启，也没能实现。
对这个市场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让朝廷最后选择了把采参的项目承包给某一个或几个大皇商，而不是散商或兵丁。
如雍正八年，范氏父子承包采参，连续十三年间，每年雇佣三万多民夫如山，获利丰厚。
这种皇商垄断的经营模式，以及比先前大有上涨的出参产量，让人参市场受到刺激，价格快速增长。
4. 官采刨夫制
在乾隆年间，人参的市场已经得到了刺激，浮出水面的利润丰厚。乾隆皇帝因此试图将利润收归朝廷，停止了皇商经营，不再发放参票。
乾隆言“商人唯图自身获利，不能诚心放票。”
此后，改为建立官参局。官参局负责发放参票，“领票曰揽头，挖参曰刨夫”，一张票能带一些人手，采参之后，好的上交给内务府，最好的上交给皇室。
通过这种手段，清朝实现了官方垄断采参业务，进而控制整个人参市场。到底有多少利润呢？
“其每票所收参六两，仍解交纳内务府，以作抵补之项。”
乾隆二十五年，全年放出参票六千多张，每张票收官参六两，最终得收三万六千两。
当年的参价，一两人参四十两银，足足比康熙时期高了十倍，收入在144万两白银。
这种官采刨夫制，是造成后期参价暴涨的最大危害。领取参票的人需要交六两作为任务，余下的才能自留，导致刨夫必然无止尽地挖掘尽量的人参。朝廷不知体恤山力，大肆超额发放参票，导致人参资源枯竭。
而漫长的生长周期让之后的人参产量越来越少。
到乾隆五十四年，仅仅三十年不到，官方放出的五千参票中，只有两千多被认领。自此，人参的产量减少，市场价越发飘高。
光绪年间吉林发放的参票
官方垄断对人参市场带来的经济影响
一般来说，造成垄断的原因是出现了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壁垒，而清朝的人参采挖制度，细分应该成称为“特许垄断”。
特许垄断：独家经营的特权由法律所规定并受到法律保护，如专利权、版权等。
在现代，某些情况下政府会授予厂商特许经营权，或者通过招标的方式竞争，以合同形式授予。清代的官采刨夫制就有明显的招标竞争特色，但从本质上，还是没有刺激市场产生竞争，并不能带来好处。
这种特许垄断，将市场的发展责任握在了授予权利的朝廷手中，正是由于满清朝廷过于关注人参市场的短期利润，没有将长远规划放在心上，造成一段时间的爆采爆挖，才导致了后期人参飙涨的畸形市场。
人参垄断式采挖对这个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1. 对消费群体来说，垄断的官参制度让其缺乏市场竞争，消费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白银去购买，才能得到人参。缺乏竞争的市场，让消费者承担成本是必然的。
2. 垄断式采挖在前期达到了保护作用，但在后期没有进行控制，造成危机。垄断而禁止外界竞争者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市场体量。朝廷前期的八旗分山制与打牲乌拉衙门的建立，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商人进入，保护了人参市场长久发展。但垄断的危害就在于，市场的紧缩和扩张全部赖于垄断方的资金和权力，而满清朝廷随时可以将这个市场敞开。
3. 垄断会滋生腐败。尤其是巨大利润的人参市场，官采人参导致整个链条分润利益，获取参票的商人为了提升利润，会出现权力寻租需求，导致腐败情况越发严重，私参市场也越发猖獗，价格必然炒高。
人参不是短期可再生资源，开发其资源，满清朝廷所采取的特许垄断经营模式，原本可以更加科学、长久，却因为只追求短期利益与管理不善，让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混乱，导致人参价格令人瞠目。
而经济的影响，最终会体现在社会风俗上，这也就是“骗人参”的类似诈骗行为，在当时层出不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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