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皇帝朱由校處在明朝最為動盪的時期，明朝末年的朝廷內部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朱由校為首的皇權、東林黨為首的士大夫、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爭相傾軋。
這場激烈的鬥爭最終以天啟帝朱由校的失敗告終，可憐一代帝王最終只能沉溺於木工這種“雕蟲小技”，他的無奈鮮少為後人所瞭解。
《明史》中記載的天啟帝幾乎不理朝政，他被後人塗抹為一個幾近文盲的昏庸皇帝，滿腹心酸又有誰人知？
朱由校是明朝末年最可能帶領大明重返巔峰的皇帝，崇禎帝朱由檢為他修建的德陵可以說維護了他最後的一點尊嚴。
明熹宗的繼位之路頗為艱難，明光宗在位不到一月便蹊蹺去世，作為嫡長子的朱由校名義上上法定繼承人，但是背後有兩大勢力虎視眈眈。
《明史》記載朱由校其後回憶去文華殿登基的經過，“選侍阻朕暖閣，司禮監官固請，乃得出”，朱由校從乾清宮前往文華殿時遇到了兩次阻攔，“甫至前宮門，又數數遣人令朕還，毋御文華殿也。”
這背後的一股勢力就是朱由校的養母李氏，她想憑藉著大明的慣例：“新帝須從乾清宮前往文華殿繼位”去鑽空子，因為她和朱由校一同住在乾清宮。
李氏想效仿由來已久的外戚，“挾天子以令群臣”，開啟自己的垂簾聽政之路。
而此時的另一股勢力站了出來，朝臣一派預感李氏的不軌之心，將她的寢宮移到了“仁壽宮”，阻止了宮廷內部權力交接的動亂。
這就是明朝末年頗為有名的“移宮案”，表面上看朝臣是站在朱由校這一邊的，實際上未必如此。
這些朝臣大都是東林黨人，憑藉著此次擁護新帝有功，他們在朝堂的地位得到了更大的抬高。
“內閣”、“都察院”、“六部”等重要的衙署部門之內，遍佈了東林黨人的勢力，在天啟帝時期他們逐漸在話語權上佔據了主動。
東林黨的源頭起於東林書院的創立者顧憲成，這個江蘇無錫的文人引發的黨爭逐漸演變成了朝堂內部的門戶之爭，而後演變成了明朝末年最大的動亂根源，內耗之下的明朝國力每況日下，已經危如累卵。
萬曆四年是東林黨的元年，這一年顧憲成高中鄉試解元，在他進入朝堂之後，明朝的政治格局為之一變。
張居正一手獨攬大權的弊端使得朝中達成共識：限制閣臣的權力。由此引發了萬曆後期的“閣部之爭”，而時任六部之首吏部官員的顧憲成積極參與了這場鬥爭。
吏部官員的權力在於“人事考察”，可以說是明朝掌握官員升降的重要部門，頗有人際關係能力的顧憲成在萬曆二十一年的“京察鬥爭”中脫穎而出，逐步使得吏部一家獨大。
萬曆皇帝在萬曆二十二年之後，對吏部進行了一次大手術，以打壓朝堂內部的黨派之爭，也就是以吏部為首的六部和內閣之間的鬥爭。
萬曆可以說是夾在縫隙中生存的皇帝，張居正一家獨大時，他無法直接參與朝政；張居正死後遭到了清算，他想憑藉著六部去打壓內閣的想法沒錯，但是後期六部的權力又逐漸膨脹。
萬曆帝最終以“忤旨”之罪削弱了吏部諸多官員的地位，為首的顧憲成更是被革去官職，成為了一介草民。
顧憲成在回鄉之後仍然十分熱衷官場之事，尤其是在人際交往方面做得尤為突出。
他對此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第一個就是建造了連片的學社來供來訪者居住交流，第二個就是他經常外出講學，在蘇州、松江、常熟、嘉興等地往返。
顧憲成的這一舉措最終促使了東林書院的形成，萬曆三十二年，官府批准了以他為首的士紳階層在東林書院舊址重建書院的請求，踴躍積極並且捐錢最多的顧憲成成為了東林書院的實際負責人。
東林書院的真正崛起在於萬曆皇帝對歷代首輔的清算，使得朝中大臣的價值取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首輔申時行為代表的高級官員吸取了張居正等人的教訓，在萬曆皇帝全盤否定張居正的情況下，他採取了誰也不得罪的態度去應付皇帝和群臣。
在這種政治生態之下，以“東林八君子”為首的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發起了《東林會約》，在野的東林黨正式成立。
東林黨人的出場方式頗得人心，“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楹聯是東林黨人的遮羞布。
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現實，以氣節道義互相號召的東林黨很快就在明朝末年展露了頭角。文化搭臺，政治唱戲的東林書院很快由在野發展到了官場之中，內部的關係開始錯綜複雜起來。
以地域門戶為單位，以朝中高官為首腦的政治風氣蔓延開來，宣黨、浙黨、楚黨、齊黨各自佔據山頭，將明朝拉進了嚴重的內耗之中。
朝中的諸多高官都是東林黨的支持者或者私底下本身就是東林學社的參與者，加上扶植明熹宗登基的功勞，東林黨人很快佔據了朝堂的制高點。
天啟帝朱由校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登基，他面臨的情況相當複雜，除了朝中的東林黨人之外，還有宦官勢力的崛起。
宦官勢力的日益強大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攻擊，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和東林黨人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情的起因就是楊漣上書陳述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使得魏忠賢遷怒於東林黨。
明朝的宦官勢力逐步崛起在於明英宗，自大太監王振干預朝政之後，宦官的勢力成為了明朝挾持帝權的存在。
自明英宗以後的歷代皇帝身邊，都有所謂的司禮太監把持朝政，宦官專權是早於明朝黨爭的。明憲宗時期有宦官汪直，明武宗時期有宦官劉瑾，而熹宗皇帝時期則有著前朝遺留的大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是明朝宦官專權的頂端，崇禎帝繼位之後吸取了他哥哥朱由校的教訓，對朝中的宦官勢力進行了清剿，猖獗的宦官時代告一段落。
而明朝初年 ，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禁止太監干政，“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是朱元璋一早就立下的規矩。
建文帝朱允炆對於宦官的管理更為嚴格，宦官得到重用的原因與明成祖朱棣有著莫大的關係。
正是建文帝對於宦官的嚴加管控使得大量的宦官逃入燕王府，燕王朱棣憑藉著宦官提供的信息掌握了宮廷核心的動向，先行一步開始了他的“清君側”之路，而後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在永樂十八年設立的東廠將宦官推向了高峰。
東廠這一特務機構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它直接對皇帝負責，無需經過任何部門的審批。
更為重要的是宦官是凌駕於錦衣衛之上的一股新勢力，他們獨立於明朝的司法系統之外，在多年的發展中逐漸將觸角伸到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乃至諸多的領域，在明朝中後期實際上完全潛伏在朝堂的方方面面。
以司禮監掌印太監為首的宦官核心部門，在明成祖朱棣去世之後，徹底擺脫了強勢帝王的壓制，逐步發展出了西廠和內行廠等機構。
明朝末年的天啟一朝，帝權徹底旁落，閹黨集團這一宦官權力集中的頂峰開始出現。
這一時期的朝堂政治佈局是宦官為核心，朝臣成為了權力之外的存在，而充當打手的東廠機構是宦官集團的暴力執行者。
在這種風氣之下，明朝末年相當黑暗，內閣和六部官員一方面要互相爭鬥，一方面又要平衡自己與皇帝之間的地位，除此之外還要和宦官集團進行鬥爭，彼此爭鬥不息的明朝末年徹底被內耗拖垮，這一弊端在天啟帝時達到了頂峰。
後來出現的東林黨人雖然有著消極的一面，但在與宦官集團抗爭中也有著積極的一面。
宦官集團對於經濟的干預是明朝沒落的重要原因，而東林黨人在經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宦官集團通過干預皇帝的土地管理，從中謀取了大量的私利，這也是宦官集團能夠籠絡大量黨羽的原因。
他們通過暴力的手段從民間強徵土地，名義上是獻給皇帝，但實際上大部分都落入了他們自己的口袋，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嚴重影響了明中後期的經濟發展。
而東林黨人畢竟是文人出身，他們的腦海中還有著“家國天下”的傳統理念，除了為自己爭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之外，他們在經濟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東林黨人紮根江南，他們目睹了明朝末年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深刻地明白商人的重要性。
為此他們明確地提出重視商業、體恤商人的要求，希望朝廷通過減免稅收等方式促進商品的流通，以此保證江南地區乃至整個大明的商業運轉，這一點可以說是相當超前的看法。
東林黨人甚至上書將“工商業作為立國之本”，尤其是關注同情中小型工商業者的現狀，建議朝廷出臺政策扶植這些從業者。
他們對於宦官集團干涉經濟的行為提出了抗議，明確表示宦官集團的橫徵暴斂是阻礙經濟發展的。
士紳出身的東林黨人還提出了均田均役的運動，這一運動直到康熙皇帝時期才完成，歷經了一百多年。
可以說東林黨人在經濟上的諸多主張都是站在“民本”角度上的，具有現實意義和進步意義。
明熹宗朱由校生不逢時，他被夾在宦官權力頂峰和黨爭權力頂峰中間，艱難地維持著自己的皇權。
他一方面繼續重用了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去與東林黨人對抗，一方面在經濟政策上也部分採取了東林黨人的建議。
而在軍事方面，天啟年間的關外局勢逐步在好轉，也有明熹宗不可或缺的功勞。
明熹宗表面上任用魏忠賢，對其聽之任之，實際上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勢力只是他的棋子，他通過宦官干政壓制了東林黨，變相地加強了帝權。
天啟帝當朝的二十二年間，明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這與他巧妙周旋於宦官集團與東林黨人中做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實際上維護了天啟帝的統治，使得天啟帝的政治抱負得以實現。
而所謂耽於木工不務正業的天啟帝形象其實是後人的誤解，他並非是人們印象中那個不堪的皇帝。
不過可惜的是，天啟帝沒有朱元璋和朱棣的果斷堅決，錯過了使明朝重新崛起的最佳機會。而崇禎帝上位之後，徹底打破了帝權、宦官、朝臣三者的平衡，使得明朝走向了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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