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生日總是特殊的,在這一天,大都希望順遂喜樂,這個願望平實而樸素,亦不能算是奢侈。這一點,無論古今中外,想來都是相通的。

倘若自身稍有富貴權勢,大概會希望擁有一個熱鬧而喜慶的生日,歡慶生平,即便有些許奢靡放縱,人之常情,亦無可厚非。中國曆代帝王,在慶生這件事上,也很少吝嗇。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樸素的願望,對於晚清的實際掌權者慈禧而言,卻格外的奢侈,近乎一生都未能實現。一個人總在生日時最失意,這個概率著實不高,但對慈禧而言,幾乎每一個她所重視的大型生日,都會成為晚清政府滑向衰落的節點,堪稱晚清史上的“墨菲定律”。

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慈禧:想過回生日不容易

要說慈禧73年的人生,沒有經歷過一個歡樂的生日,這當然不免武斷。只是撇去孩提時光,在她正式獲得權柄以後,以中國古人格外看重的“整壽”而言,她的確是每逢慶生倍失意,甚至每每到了慈禧的“整壽”,不知是天意還是人為,內憂外患,一起來給她添堵,從不落空,進而在近代史上都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只可惜,全然不是令人愉快的記錄。

(筆者按:所謂整壽,便是以十為紀年的生日,中國人對每五年、十年,都有特別的重視,現今亦然。清朝帝王,凡年過五十,對整壽都會有特別的慶典,慈禧掌權之後,地位日益提高,在五十歲以後,就事實而言,與帝王無異。)

我們不妨數一數慈禧一生的所謂整壽,十歲時尚是孩童,忽略不計;二十歲時也只是咸豐帝的一名普通妃嬪,縱有寵愛,尚未生子,富貴榮華不過淺嘗輒止;二十七歲時,丈夫去世,成為太后,垂簾聽政,開始正式接觸帝國權柄,到三十歲,時為同治三年,是年,清軍攻克天京,基本平定太平天國,結束東南戰亂。對清朝統治者而言,這是一件大喜事,也可以說慈禧此後餘生,最為順遂的一個生日。

不過這個生日過得雖然喜慶,但還不能大肆慶祝,一方面東南戰亂剛剛平定,作為統治者即便是出於表面功夫,也不便大肆鋪張,慈禧當時作為政治新手,也還不能過於放縱,行事比較注意朝野的“輿論”走向。另一方面,當時的清政府,被這場歷時十餘年的戰爭,折磨得精疲力盡,財政困窘,也著實無力鋪張。所以慈禧的三十歲生日,心情儘管愉悅,場面卻也稱不上隆重。

接下來的記錄顯然就逐漸黯淡了,四十歲生日時,親生兒子同治帝病逝,年僅十九歲;五十歲生日,光緒十年,公元1885年,中法戰爭,根本無暇歡慶;六十歲生日,光緒二十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內憂外患更不必說;七十歲生日,公元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戰場卻是中國的東三省;傳言慈禧曾感嘆:此生不必再奢望能過一個太平歡樂的整壽。一語成讖,三年之後,1908年,她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自然也不必奢望能夠慶祝自己的八十大壽了。

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其實,印照史料,不難發現,每一個十年,都伴隨著清政府重大國策的調整和施行,但就最終的結果而言,卻是在一步一步滑向衰落的深淵,各中緣由,在此試做一簡要分析。

一、戡亂之後的短暫“復興”,洋務運動的興起(1861-1885)

幾乎是在太平天國平定的同時,以恭親王奕訢為代表的滿清貴族同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漢族地主官僚一起,為振興國勢,謀求改良。這就是近代史上頗為有名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尤其以軍事技術為主,同時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即歷史上的“留美幼童”,此外建立了一批近代工業,以江南製造局為代表。

需要說明的是,洋務運動是一場在外部壓力下,被動進行的自上而下的不徹底的改良。

其指導思想,正如張之洞所總結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質上保留封建社會根本制度,學習西方先進技術。這一改良,腳步雖然緩慢,畢竟也算開起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在1861年到1885年這二十多年間,清政府大致獲得了一個相對和平的內外部發展環境,其間儘管有平定捻軍、左宗棠西征等軍事行動,但無論軍事壓力還是財政負擔,比起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勉強而言,所謂同光中興,固然有很多表面功夫,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一時期對晚清政府而言,的確是看到了扭轉衰亂局面的希望。

可惜,僅僅是希望,不僅渺茫,而且曇花一現。

稍有一些現代政治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能相互割裂。所以掩耳盜鈴一般的“洋務運動”實則更像是李鴻章的自述“一生風雨裱糊匠”,描摹的一個虛假的盛景。在封建社會的內在發展動力早已窮竭,而捨本逐末式的改良,極少數成果,也是禁不起考驗的。

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洋務運動主要成果

二、兩次大考,宣告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1885-1895)

所謂同光中興,一大轉折點,是同治的去世。這位少年天子的夭亡,自身的原因較多,筆者已撰文分析過,在此不做贅述。有興趣的看官,可以參看筆者前文:

每一項重大國策,總有驗收的時候,對清政府而言,這驗收就是對外戰爭。

1885年,因為在越南的利益衝突,中法戰爭爆發。這場戰爭規模屬實不大,法國在列強之中也不算強大,君不見在歐洲本土,法國被普魯士按在地上一頓暴打(參見普法戰爭)。

但即便是這樣一場有限的低烈度戰爭,依舊暴露了清政府陸軍自平定太平天國以後軍事力量的持續衰弱。

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主要軍事將領,或是亡故或是退隱,或是成為垂垂老朽。代替湘軍作為國家主要軍事力量的淮軍,亦很腐朽。所以清軍雖然短暫取得了局部勝利,最終仍以簽訂不平等條約了事。對於“不敗而敗”這一點,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頗為人所詬病。

實際上原因很簡單,老將凋零,無人可用而已。這個無人可用未必是真的沒有軍事人才,而是沒有為統治者所信任的軍事人才。

1885年,清政府軍事上倚重的無非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曾國藩的弟弟)等人。

李鴻章自詡“少年科甲、中年戎馬、晚年洋務”,此時已在晚年,極力主張以外交手段解決中法衝突,顯然既沒有親赴前線的興趣也不復銳氣了。

左宗棠收復新疆可說已竭盡所能,此時人已衰邁,不堪辛勞。

曾國荃的銳氣則蹉跎的更早,早在二十年前攻克天京時,就已用盡。

簡而言之,對於慈禧而言,此時就是無人可用。

可以說中法戰爭的結果,至少宣告了以往二十多年,洋務運動,不僅進行得很不徹底,成果也十分有限。由此,開啟了清政府下一個十年的主要國策:海軍建設。

清政府建設海軍雖開始的時間較早,早在1874年李鴻章就有《籌議海防折》。但當時,左宗棠正籌備西征新疆,清政府財力有限,無力支持大規模海軍建設,而在收復新疆以後,又自然而然地耽於安逸,不甚積極。

何況,在最初計劃中,清政府試圖建立四支海軍艦隊,在李鴻章的北洋之外,還有以福建廣東為主的南洋。於是大臣之間,對於有限的國防經費,還需爭奪。所以在中法戰爭之前,清政府的海軍建設,無論是建設速度還是建設規模都相當緩慢。中法戰爭對清政府不能說是毫無刺激。此戰結束之後,從慈禧到李鴻章都開始積極謀劃,加大投入,同時朝野的分歧也有部分彌合,國家財政力量開始向北洋海軍投入。

最終在1888年,初步完成了北洋海軍的建設,使之成為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

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鄧世昌

但僅僅七年之後,北洋海軍就在甲午戰爭中灰飛煙滅。

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海軍建設是個長遠計劃,百年海軍絕不是花錢買幾艘優秀的軍艦就可以高枕無憂的。另一方面,彼時世界軍事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技術優勢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今年的小甜甜,明年也許就變了牛夫人。北洋海軍的兩艘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實則在建成以後很快就落後於世界主流。只不過彼時,日本尚在發展,其餘海軍強國均不在遠東,所以尚可維持戰略均勢。


每逢慶生倍失意——淺談慈禧生日何以成為晚清衰落的“墨菲定律”

定遠艦設計圖

可以說在甲午戰爭中,清軍的主要技戰術裝備,幾乎是全面落後於日本海軍的。

最關鍵的,還是在於此項改良,仍舊是在既有體制上的修補,封建社會的固有頑疾仍未改變,君主與大臣、大臣與大臣、甚至大臣自身,都充滿著政治博弈、權力鬥爭和利益衝突,由此產生了相當劇烈的內耗。具體表現在:

1. 出於平衡大臣實力的考慮,慈禧有意以翁同龢牽制李鴻章,導致北洋海軍建設經費不足;

2. 李鴻章及其淮軍系統,自身也相當腐朽,以致於原本就不足的經費又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基本的作戰物資如炮彈,都無法保障;

3. 北洋海軍無論從軍事訓練還是後勤保障都嚴重不足,戰鬥力有嚴重隱患。

凡此種種,最終使得李鴻章只能期冀於倚靠一些已經過時的技術指標(如裝甲厚度、主炮口徑)來威懾或可說戰略欺詐日本,極力避免戰爭。

偏偏日本就是一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國家。節衣縮食買了兩艘新軍艦,就敢孤注一擲。

所以看似強大的北洋海軍,在實際作戰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連續兩次對外戰爭的失利,不僅基本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鉅額戰爭賠款也使得清政府基本告別了復興。

三、賠了夫人又折兵,日俄在中國大打出手(1895-1908)

在甲午戰敗後,清政府的國家政策,又發生了一次轉變,即聯合沙俄對抗日本。這項決策,只能理解為是在被日本打敗以後的“病急亂投醫”。

沙俄同日本一樣狼子野心,李鴻章自以為成功的所謂“清俄密約”實際上反而給了沙俄趁火打劫的機會,使得國家主權進一步喪失。其間,又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最後一點成體系的軍事力量灰飛煙滅,李鴻章自己也在簽訂最後一份不平等條約後身死。

之後儘管,慈禧仍在推行新政,然而只不過是沙漠之中的車轍印,轉瞬即逝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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