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日总是特殊的，在这一天，大都希望顺遂喜乐，这个愿望平实而朴素，亦不能算是奢侈。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想来都是相通的。
倘若自身稍有富贵权势，大概会希望拥有一个热闹而喜庆的生日，欢庆生平，即便有些许奢靡放纵，人之常情，亦无可厚非。中国历代帝王，在庆生这件事上，也很少吝啬。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对于晚清的实际掌权者慈禧而言，却格外的奢侈，近乎一生都未能实现。一个人总在生日时最失意，这个概率着实不高，但对慈禧而言，几乎每一个她所重视的大型生日，都会成为晚清政府滑向衰落的节点，堪称晚清史上的“墨菲定律”。
慈禧：想过回生日不容易
要说慈禧73年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一个欢乐的生日，这当然不免武断。只是撇去孩提时光，在她正式获得权柄以后，以中国古人格外看重的“整寿”而言，她的确是每逢庆生倍失意，甚至每每到了慈禧的“整寿”，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内忧外患，一起来给她添堵，从不落空，进而在近代史上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可惜，全然不是令人愉快的记录。
（笔者按：所谓整寿，便是以十为纪年的生日，中国人对每五年、十年，都有特别的重视，现今亦然。清朝帝王，凡年过五十，对整寿都会有特别的庆典，慈禧掌权之后，地位日益提高，在五十岁以后，就事实而言，与帝王无异。）
我们不妨数一数慈禧一生的所谓整寿，十岁时尚是孩童，忽略不计；二十岁时也只是咸丰帝的一名普通妃嫔，纵有宠爱，尚未生子，富贵荣华不过浅尝辄止；二十七岁时，丈夫去世，成为太后，垂帘听政，开始正式接触帝国权柄，到三十岁，时为同治三年，是年，清军攻克天京，基本平定太平天国，结束东南战乱。对清朝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件大喜事，也可以说慈禧此后余生，最为顺遂的一个生日。
不过这个生日过得虽然喜庆，但还不能大肆庆祝，一方面东南战乱刚刚平定，作为统治者即便是出于表面功夫，也不便大肆铺张，慈禧当时作为政治新手，也还不能过于放纵，行事比较注意朝野的“舆论”走向。另一方面，当时的清政府，被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战争，折磨得精疲力尽，财政困窘，也着实无力铺张。所以慈禧的三十岁生日，心情尽管愉悦，场面却也称不上隆重。
接下来的记录显然就逐渐黯淡了，四十岁生日时，亲生儿子同治帝病逝，年仅十九岁；五十岁生日，光绪十年，公元1885年，中法战争，根本无暇欢庆；六十岁生日，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内忧外患更不必说；七十岁生日，公元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却是中国的东三省；传言慈禧曾感叹：此生不必再奢望能过一个太平欢乐的整寿。一语成谶，三年之后，1908年，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自然也不必奢望能够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了。
其实，印照史料，不难发现，每一个十年，都伴随着清政府重大国策的调整和施行，但就最终的结果而言，却是在一步一步滑向衰落的深渊，各中缘由，在此试做一简要分析。
一、戡乱之后的短暂“复兴”，洋务运动的兴起（1861-1885）
几乎是在太平天国平定的同时，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满清贵族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官僚一起，为振兴国势，谋求改良。这就是近代史上颇为有名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尤其以军事技术为主，同时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即历史上的“留美幼童”，此外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在外部压力下，被动进行的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改良。
其指导思想，正如张之洞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质上保留封建社会根本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一改良，脚步虽然缓慢，毕竟也算开起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在1861年到1885年这二十多年间，清政府大致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其间尽管有平定捻军、左宗棠西征等军事行动，但无论军事压力还是财政负担，比起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勉强而言，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很多表面功夫，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一时期对晚清政府而言，的确是看到了扭转衰乱局面的希望。
可惜，仅仅是希望，不仅渺茫，而且昙花一现。
稍有一些现代政治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互割裂。所以掩耳盗铃一般的“洋务运动”实则更像是李鸿章的自述“一生风雨裱糊匠”，描摹的一个虚假的盛景。在封建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早已穷竭，而舍本逐末式的改良，极少数成果，也是禁不起考验的。
洋务运动主要成果
二、两次大考，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1885-1895）
所谓同光中兴，一大转折点，是同治的去世。这位少年天子的夭亡，自身的原因较多，笔者已撰文分析过，在此不做赘述。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参看笔者前文：
每一项重大国策，总有验收的时候，对清政府而言，这验收就是对外战争。
1885年，因为在越南的利益冲突，中法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规模属实不大，法国在列强之中也不算强大，君不见在欧洲本土，法国被普鲁士按在地上一顿暴打（参见普法战争）。
但即便是这样一场有限的低烈度战争，依旧暴露了清政府陆军自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军事力量的持续衰弱。
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将领，或是亡故或是退隐，或是成为垂垂老朽。代替湘军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淮军，亦很腐朽。所以清军虽然短暂取得了局部胜利，最终仍以签订不平等条约了事。对于“不败而败”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颇为人所诟病。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老将凋零，无人可用而已。这个无人可用未必是真的没有军事人才，而是没有为统治者所信任的军事人才。
1885年，清政府军事上倚重的无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等人。
李鸿章自诩“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此时已在晚年，极力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中法冲突，显然既没有亲赴前线的兴趣也不复锐气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可说已竭尽所能，此时人已衰迈，不堪辛劳。
曾国荃的锐气则蹉跎的更早，早在二十年前攻克天京时，就已用尽。
简而言之，对于慈禧而言，此时就是无人可用。
可以说中法战争的结果，至少宣告了以往二十多年，洋务运动，不仅进行得很不彻底，成果也十分有限。由此，开启了清政府下一个十年的主要国策：海军建设。
清政府建设海军虽开始的时间较早，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有《筹议海防折》。但当时，左宗棠正筹备西征新疆，清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支持大规模海军建设，而在收复新疆以后，又自然而然地耽于安逸，不甚积极。
何况，在最初计划中，清政府试图建立四支海军舰队，在李鸿章的北洋之外，还有以福建广东为主的南洋。于是大臣之间，对于有限的国防经费，还需争夺。所以在中法战争之前，清政府的海军建设，无论是建设速度还是建设规模都相当缓慢。中法战争对清政府不能说是毫无刺激。此战结束之后，从慈禧到李鸿章都开始积极谋划，加大投入，同时朝野的分歧也有部分弥合，国家财政力量开始向北洋海军投入。
最终在1888年，初步完成了北洋海军的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
邓世昌
但仅仅七年之后，北洋海军就在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
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海军建设是个长远计划，百年海军绝不是花钱买几艘优秀的军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另一方面，彼时世界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技术优势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今年的小甜甜，明年也许就变了牛夫人。北洋海军的两艘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实则在建成以后很快就落后于世界主流。只不过彼时，日本尚在发展，其余海军强国均不在远东，所以尚可维持战略均势。
定远舰设计图
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中，清军的主要技战术装备，几乎是全面落后于日本海军的。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此项改良，仍旧是在既有体制上的修补，封建社会的固有顽疾仍未改变，君主与大臣、大臣与大臣、甚至大臣自身，都充满着政治博弈、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由此产生了相当剧烈的内耗。具体表现在：
1. 出于平衡大臣实力的考虑，慈禧有意以翁同龢牵制李鸿章，导致北洋海军建设经费不足；
2. 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自身也相当腐朽，以致于原本就不足的经费又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基本的作战物资如炮弹，都无法保障；
3. 北洋海军无论从军事训练还是后勤保障都严重不足，战斗力有严重隐患。
凡此种种，最终使得李鸿章只能期冀于倚靠一些已经过时的技术指标（如装甲厚度、主炮口径）来威慑或可说战略欺诈日本，极力避免战争。
偏偏日本就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国家。节衣缩食买了两艘新军舰，就敢孤注一掷。
所以看似强大的北洋海军，在实际作战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连续两次对外战争的失利，不仅基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巨额战争赔款也使得清政府基本告别了复兴。
三、赔了夫人又折兵，日俄在中国大打出手（1895-1908）
在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国家政策，又发生了一次转变，即联合沙俄对抗日本。这项决策，只能理解为是在被日本打败以后的“病急乱投医”。
沙俄同日本一样狼子野心，李鸿章自以为成功的所谓“清俄密约”实际上反而给了沙俄趁火打劫的机会，使得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其间，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最后一点成体系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李鸿章自己也在签订最后一份不平等条约后身死。
之后尽管，慈禧仍在推行新政，然而只不过是沙漠之中的车辙印，转瞬即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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