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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的戰爭中，中國人以全國的動員、全民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完成了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然而，針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仍然存在，煽動仇視、歧視和汙名化的行為甚囂塵上，與新冠病毒同時蔓延開來的，還有“政治病毒”。
許多年後，後人再看2020年這個春天，會不會驚詫：人類啊，為什麼這麼愚蠢？都這個時候了，還不知道超越分歧，去戰勝共同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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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4月25日12點，新冠肺炎全球確診人數已達到近280萬，死亡人數近20萬。
對於中國來說，一個艱難的春季已近尾聲，但對於世界來說，依舊充滿巨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在需要全球合作、共渡難關的時刻，各國間推諉、指責、誣衊一直在上演。
這種時候，很適合迴歸書本，我們再讀歷史，回溯人類的光輝與黑暗時刻，並從中得到啟迪。
今天，庫叔帶庫友們重讀海明威，看當下的“喪鐘”到底是“為誰而鳴”。
文 | 關山遠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喪鐘到底為誰而鳴？
1940年6月底，古巴的哈瓦那驕陽似火，美國作家海明威外形邋遢、長髮蓬亂——他發誓小說不寫完就不理髮，但小說結尾對他來說是巨大的情感煎熬。
這部小說寫了太長時間，他因為過於沉浸於創作而神情恍惚，與筆下人物的感情已融為一體，不忍讓他們猝然離開。當這些人物最終走向死亡時，他全身無力，感覺自己也瀕臨生命終點一般。
這部小說，就是《喪鐘為誰而鳴》。
當時，法西斯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樣在全球迅速蔓延。
在歐洲，德國軍隊的“閃電戰”勢如破竹，挪威、丹麥、荷蘭和比利時等國相繼淪陷；法國自詡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棄守；英法聯軍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巴黎被佔領，法國總理貝當投降。
在亞洲，與德軍佔領巴黎同一天，日軍佔領了宜昌，直接威脅重慶，取得了“棗宜會戰”的勝利，張自忠上將就是在此次會戰中壯烈殉國的；在華北，日本正進行殘酷的“掃蕩”，試圖尋找八路軍主力決戰。
旋即到來的，在英國，是不列顛空戰；在中國華北，是“百團大戰”。
圖為《敦刻爾克》電影海報
現在回想起來，1940年是正義人士心中糟糕透頂、沒有希望的一年：
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正式形成，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
原定這一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因戰爭停辦，日本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構想，開始染指東南亞；
國民黨大員汪精衛叛國，在南京組建了汪偽政權，危急時刻，國民黨軍還不斷挑起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摩擦，翌年春天釀成了“皖南事變”……
相比烽火連天的歐亞大陸，在美國，小汽車已大規模進入家庭，動畫片《貓和老鼠》這一年正式首映，美國人的太平時光要等到一年半之後的“珍珠港事變”才終結。
在這個背景下，海明威寫出了《喪鐘為誰而鳴》，這是他一生篇幅最長的小說，但全書情節侷限於三天之內——從1937年5月底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到下一週的星期二上午。
在西班牙一所大學任教的美國青年羅伯特·喬丹，志願參加西班牙政府軍，反抗法西斯。他接到的任務是炸掉一座橋，這個過程中，他與游擊隊合作，經歷各種波折，還與曾被敵人糟蹋過的姑娘瑪麗亞發生了一段愛情。在炸完橋撤退的時候，他被敵人打斷了大腿骨，獨自留下阻擊，掩護大家離開。
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敵人出現時，“羅伯特·喬丹伏在樹後面，小心謹慎地控制著自己，免得雙手發抖。他等待著軍官來到松林邊第一排樹和綠茵茵的山坡相會的地方，那兒照耀著陽光。他感覺到自己的心臟抵在樹林裡的松針地上怦怦地跳。”
圖為《喪鐘為誰而鳴》封面
在海明威眾多作品中，《喪鐘為誰而鳴》的藝術水準並非最高，但這個書名震撼人心，無疑代表了他對時局與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
這個書名是怎麼來的？美國著名海明威研究專家卡洛斯·貝克在《歐內斯特·海明威傳》中寫道：“開始，他想取名為‘未被發現的國家’，但覺得還不滿意。據他自己說，他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翻閱了聖經和莎士比亞作品，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名稱，後來他找《牛津英語散文集》，在隨便翻閱約翰頓（美國17世紀的詩人與教士）詩作的時候，有一頁突然引起他的注意。
約翰頓從當時的社會風俗、特別是葬禮習俗和環境進行聯想，寫下了一個說明人類相互依賴的比喻。這個比喻的最後幾句是，“無論誰死了，都使我察覺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因為我是人類中的一員。然而，喪鐘到底為誰而鳴？它是為你敲響的。”
這正切合海明威小說的主旨，即戰爭給人們帶來了災難，卻促使人們醒覺和更緊密地團結。
於是，我們看到了《喪鐘為誰而鳴》中傳誦至今的“金句”：“所有人其實就是一個整體，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為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2
他們僅僅是政客而已
海明威寫《喪鐘為誰而鳴》，是基於他以戰地記者身份見證的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爆發於1936年7月17日，到1939年4月1日結束，傷亡慘烈，以佛朗哥為中心的右翼集團叛亂，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得到了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和葡萄牙的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和共和政府則有蘇聯和墨西哥的援助。
歷史研究者普遍認為，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奏。
圖為1936年佛朗哥的軍隊
海明威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鬥士，從1937年2月到1938年11月，他四次前往西班牙，以戰地記者身份進行採訪，後來直接參加國際縱隊，在西班牙土地上為捍衛共和國的生存而戰鬥，直至這場鬥爭失敗才回國。
1937年6月14日，剛剛從馬德里保衛戰前線風塵僕僕回來的海明威，站在紐約卡內基大廳，向參加“美國作家同盟大會”的3500名聽眾，做了一場反法西斯的演講，題為《作家和戰爭》：
“我們在馬德里整整目睹了19天的大屠殺。法西斯國家是相信總體戰的。每當他們在戰場上遭到一次打擊，他們就將自己的失敗發洩在和平居民身上。在這場戰爭中，從1937年11月中旬起，他們在西部公園受到打擊，在帕爾多受到打擊，在卡拉班切爾受到打擊，在哈拉瑪受到打擊，在布里韋加城下和科爾多瓦城下受到打擊。每一次在戰場遭到失敗之後，他們都以屠殺和平居民來挽回不知由何說起的自己的榮譽。
“我開始描述這一切，很可能只會引起你們的厭惡。我也許會喚起你們的仇恨。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這個。我們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義的罪惡和如何同它進行鬥爭。我們應該知道，這些屠殺，只是一個強盜、一個危險的強盜——法西斯主義所做的一些姿態。要征服這個強盜，只能用一個方法，就是給它以迎頭痛擊。現在的西班牙，正給這個法西斯強盜以痛擊！”
海明威抓住一切機會呼籲人們團結起來，尤其呼籲民主國家放棄自己的不干涉政策，“迎頭痛擊”法西斯，他不知疲倦地撰寫戰地報道、演講、親自參加戰鬥、創作劇本——他在西班牙創作了以抓內奸和間諜為主題的劇本《第五縱隊》，“第五縱隊”這個詞沿用至今。
但是，與正義感爆棚的海明威相比，英美法蘇等大國對法西斯的態度卻讓人極度失望：
美國在政治上玩“孤立主義”，但生意照做；
蘇聯，與魔鬼做交易，暫時妥協，並趁機瓜分波蘭，染指波羅的海三國；
英、法奉行綏靖主義，一次次犧牲貌似與自己不相關的小國利益，來換取所謂的和平。
譬如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英法德意四國決定將捷克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協議簽好之後，一直在隔壁房間等待的捷克代表才被告知：呶，簽好了，你們必須在六個小時內接受德國要求。
慕尼黑協定始作俑者之一、時任英國首相的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到倫敦時揮舞著文件，得意揚揚地宣稱：“我們這一代的和平已經得到保證！”
當然，歷史很快打了他的臉。
英國首相張伯倫宣稱他帶回了和平 圖源：新華社
他們以為犧牲了他國的利益就能確保本國利益，他們得意於憑柔軟身法將禍水引向他處，但他們不知道法西斯軍事帝國迷信武力、崇尚戰爭的本性。一次次妥協、一步步退讓，未能滿足希特勒，反而把他的胃口越撐越大，從心理上蔑視他的對手。其實，這些人也參與培養了法西斯惡魔，他們不斷把弱小國家當作祭品獻上，卻把惡魔喂得越來越大，最終自己也被反噬。
他們只是政客。
20世紀40年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真正的政治家，是在殘酷的二戰中團結協作、並肩戰鬥、共克時艱的時光裡誕生的。
3
利益！利益！利益？
海明威見證西班牙人民拼死抵抗法西斯殘暴勢力時，中國人民正在與日本法西斯浴血苦戰。1938年的武漢保衛戰，也被稱為“保衛東方馬德里”。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以極小代價就佔領了中國東北，正忙於“剿共”的蔣介石政府寄希望於“國聯”主持公道，結果眾所周知：英法兩國把持國聯，調查報告形同廢紙，但日本還是趁機退出了“國聯”。在英法兩國眼中，日本侵佔東北，無損他們在中國的利益，還可藉此給蘇聯造成壓力，所以，關我甚事？這就是
“弱國無外交”的悲劇。作家王樹增在《抗日戰爭》一書中沉痛地寫道：“無論是‘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歷史，還是戰爭全面爆發後的中國歷史，都證明了一個真理：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絕不能將捍衛主權和領土的希望寄託於‘國際道義’……”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被迫開始全民族抗戰，國際正義人士給予聲援。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芝加哥就日本侵華問題，發表了一次本來可以改變歷史的演講。
日軍炮擊盧溝橋畔宛平縣城 圖源：新華社
美國曆史作家約翰·託蘭在《日本帝國衰亡史》中寫道，羅斯福總統在演講中譴責了所有的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氣把日本人與納粹和法西斯黨徒相提並論，他說：“當一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時，為了保護社會全體成員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參加把病人隔離。”
他解釋說：戰爭，不管是先宣而戰還是不宣而戰，都是傳染病，“我們正在採取能夠把卷入戰爭的危險性減少到最低程度的措施，但是，在一個信心和安全已經瓦解的混亂世界上，我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羅斯福的演說在美國受到很多讚許，但一些“大人物”不以為然，甚至反對。美國國務卿赫爾就不同意“隔離”的說法，美國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甚至覺得“隔離”之說是一個可悲的錯誤，美國在中國沒有什麼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與日本開戰的危險，而且對一個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國家來一次“道義上的雷擊”也是徒然的，這樣會使兩國關係惡化，破壞他（格魯）一直在建立的美日友好關係。
1937年12月12日，就在南京淪陷前一天，日軍飛機炸沉了停泊在南京城外長江上的美國“帕奈號”炮艦。後人把這起事件稱作“發生在長江上的珍珠港事件”——假若真的如此，歷史將會改寫，南京大屠殺慘案或許能夠避免。之前，日軍還炮擊了英國炮艦瓢蟲號並俘獲該艦。
此事重新燃起了羅斯福總統對侵略者進行“隔離”的希望，他召見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羅納德·林賽爵士，建議兩國聯合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切斷日本的原料來源。然而，林賽抗議：這樣的“隔離”政策會導致戰爭。
最終，美國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南京大屠殺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羅斯福一度要求採取經濟手段制裁日本的強硬主張，最終也被否定。美國政府認為，採取經濟手段制裁日本，仍具有冒險性，且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一戰結束後，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的最大貿易伙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它所使用的廢鋼鐵、石油、精煉汽油等戰爭物資，幾乎全部從美國進口，雙方貿易關係十分密切。這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了中國，與日本開戰是非常不值得的。
利益，利益，利益……都是利益。
當時，很少有人明白，法西斯是全球的災難，是全世界共同的敵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放棄了國際道義，最終也保不住自己的利益。
中國在屍山血海中孤獨抵抗了很長時間，直至珍珠港事件爆發。
4
“人類本性的再現”
“偏見讓你無法接受我，傲慢讓我無法愛你”。這是英國作家簡·奧斯汀名作《傲慢與偏見》中的金句。
傲慢與偏見，至今仍深深困擾著人類社會，遠遠超出了小說中男女情事的範疇。
比如，西方一直對當年中國在抗擊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充滿了傲慢與偏見，認為中國不過是美國、蘇聯和英國為主角的戰爭大片中“跑龍套”的小角色。
2013年，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寫了一本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評價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正是在那場戰爭中，東西方一起抗擊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邪惡力量”。
這本書的名字，叫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
時至今日，在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的戰爭中，中國人以全國的動員、全民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完成了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然而，針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仍然存在，煽動仇視、歧視和汙名化的行為甚囂塵上，與新冠病毒同時蔓延開來的，還有“政治病毒”。
許多年後，後人再看2020年這個春天，會不會驚詫：人類啊，為什麼這麼愚蠢？都這個時候了，還不知道超越分歧，去戰勝共同的敵人……
相比於“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句廣為人知的名言，約翰·託蘭在《日本帝國衰亡史》序言中的一句話，或許更精闢：“歷史不會簡單地給人以教訓，只有人類本性的再現，而不是歷史的重演。”
時過境遷，歷史確實很難完全重演，但由於人性的侷限，沉溺於一時一地一域之得失，不會在一個長的時間段和更廣闊的空間來審視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同樣的錯誤還會重現。
人類的悲哀，就是等到自己遭遇了同樣的苦難，才想起當初對於苦難中的他人是何等輕慢！
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蘇聯，英國首相丘吉爾痛定思痛，發表演講：
“俄國的危險就是我國的危險，就是美國的危險；俄國人民為了保衛家園而戰的事業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業。讓我們從如此殘酷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吧！在這生命尚存，力量還在之際，讓我們加倍努力，合力奮戰吧！”
這一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有一次著名的演講：“盡我們的全力，盡上帝賦予我們的全部力量去作戰，與人類黑暗、可悲的罪惡史上空前兇殘的暴政作戰。”
丘吉爾、羅斯福是令後人尊敬的大政治家，超越了分歧、超越了傲慢與偏見，以一己之力投身於與兇殘暴政作戰，讓人肅然起敬。
當年，在西班牙，除了海明威外，還有聶魯達、白求恩、奧威爾、卡帕、畢加索，等等。
1937年4月，德國納粹空軍發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不設防城市的地毯式轟炸——格爾尼卡大轟炸，這座城市成為廢墟，平民死傷慘重。憤怒的畢加索畫下了那幅著名的《格爾尼卡》。
圖為畢加索的《格爾尼卡》
二戰爆發後，法國淪陷，德軍將領經常出入於巴黎的畢加索藝術館，館主站在門口，發給每個進入的德軍一幅複製版的《格爾尼卡》。一個德國軍官指著這幅畫問：“這是您的傑作嗎？”畢加索回答：“不，這是你們的傑作。”1944年，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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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高貴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白求恩，來中國參加抗戰之前，他在西班牙度過了八個月，創造性地打造了流動血站，為前線負傷戰士輸血。來到中國後，他不願意留在延安，選擇堅守華北前線，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醫治抗日軍民，鞠躬盡瘁。
這是人類高尚的情感：能夠清晰感受他人的苦難，這種感受能力深入骨髓、化為悲憫。
疫情期間，也有一則新聞打動了很多人：德國海德堡醫院一位醫生，以私人名義找中國駐德國大使求助，他的要求在中國幾乎得到了閃電般的回應，政府緊急行動、企業免費贈送，第一時間通過國際航班把抗疫藥品送到了這個醫生的手上。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位德國醫生名叫托馬斯·拉貝，他是約翰·拉貝的孫子。約翰·拉貝，《拉貝日記》的作者，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挺身而出，從日軍刺刀下拯救生命，此後倡導設立“國際安全區”，庇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82年過去了，中國人始終沒有忘記拉貝。
《拉貝日記》中有個細節：拉貝要離開南京了，人們依依不捨送別，很多中國朋友拿出大張白紙，請他留言，拉貝因“缺少詩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他最後寫了一些話，比如“人是高貴的”。
是的，正因為人是高貴的，才會意識到人類其實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才會在別人遭受苦難時，挺身而出，甚至獻出生命。
正如《喪鐘為誰而鳴》所言：“所有人其實就是一個整體，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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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 文章2020年4月25日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瞭望智庫（死亡近20萬…悲慘世界，喪鐘到底為誰而鳴？），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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