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新文化知識通過各種渠道開始在東陽傳播。由陳獨秀主編的北京《新青年》，邑人邵飄萍創辦的《京報》、馬文車主編的《新浙江潮報》等進步報刊，通過邵飄萍、吳兆莘等親朋校友關係，開始在進步青年手中悄悄地傳閱。1917年，東陽中學進步學生自發組織的“博文會”成為傳播新文化的活動基地。讀書人吸收到新鮮空氣，一個交通不便的小縣城，頓時吹進了沁人清醒的春風。
聲援五四運動
1919年春夏初交，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舉國上下，義憤填膺。在5月3日晚北大學生緊急會議上，時任《京報》社長、北大新聞研究會導師、《國民》雜誌社顧問的邵飄萍應邀第一個上臺演講，他大聲疾呼“現在民族危機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會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使到會的千餘師生為之動容，臺上臺下，熱血沸騰。翌日，上萬名北京學生罷課，偉大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五四運動席捲了全國，反帝愛國的浪潮激盪著東陽人民的愛國熱情。首先起來響應的是東陽中學學生。他們發表通電聲討聲援北京學生義舉。5月中旬，東陽城內各中小學生舉行罷課集會，列隊上街遊行宣傳。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是東陽中學師生，隨後是縣城各小學教師學生。他們手持彩旗標語，沿街高呼“還我青島”“懲辦賣國賊”“同胞快覺醒，協力救國”“不用國貨，非中國人”等口號。爾後，東陽中學成立學生自治會，選舉吳兆莘同學為會長。學生自治會成立後，立即發宣言，打電報，表示對北京學生運動的聲援。
同時又組織全校同學分若干小隊，上街開展宣傳，勸阻商人買賣日貨，對不聽勸阻的商量，則強制沒收。如洋傘、草帽、皮包、大衣、汗衫、瓷盆、臉盆等一大批日貨，堆集於黌門前，當眾燒燬，前往圍觀者不下數千人，眾皆拍手稱快。隨後，東陽中學、之江小學等學生輪流演講，勸用國貨，反帝愛國，聽者為之動容。
浙江學生罷課風潮此起彼伏，軍閥當局束手無策，乃於5月29日下令，提前放假。6月初，全國各大城市工人開展政治罷工，滬杭甬火車停駛。暑假開始，浙江省學聯派代表黃維時來東陽指導學生運動。不久，東陽學生自治會召開全縣各小學師生代表大會，成立以吳兆莘為會長的“東陽縣學生聯合會”。暑假期間，分7路奔赴4個鄉鎮，深入農村、集鎮開展反帝愛國宣傳活動：許濟品和何學璉到千祥，李春城和同學到歌山，葛德銘等到黃田畈，同時還到南馬、湖溪、郭宅等地。縣城之江小學高年級學生也分2路，一路到六石口，一路同沈亞孟校長帶趙濟猛等20多人到義烏廿三里進行宣傳。還有許多小學的校長、教導主任，帶著學生，走出校門，不分晝夜到周邊村莊開展宣傳。當時正逢農閒，廟會很多，如歌山“六月六”、千祥“六月十一”等，各路隊員趁廟會人眾，運用演講、化裝表演、當眾焚燒日貨、高呼標語口號等形式，聲勢浩大，老幼皆知，博得全縣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
在五四運動中，邵飄萍將《京報》和宣傳馬列主義的書籍報刊寄回家鄉，使東陽與全國各地的新文化運動建立了聯繫。東陽縣學生聯合會刊出兩期《會刊》，摘錄刊登了外地新文化運動開展的消息和抨擊封建文化的文章，刊物中有幾篇文章是用白話文寫的，開東陽白話文章的先河。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有力推動了進步青年的覺醒，對東陽人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陽縣城鄉掀起“解放婦女纏足”運動，廣大中青年婦女紛紛響應，少數老嫗撕掉多年纏足用的包布。1920年正月，寒假回鄉的東陽大中學校學生，開演“文明戲”，他們自編《打城隍》《長工過年》等節目在縣城公開演出。隨後進步學生又組織演講組，採用新教科書，開辦民眾夜校。李能枝、方馥唐還創辦《新東陽報》，免費發放給全縣各小學。1923年10月，趙濟猛聯絡一批進步青年盧嘉木、周宗鎬、洪彥邦、吳兆莘、張榮銘等，發起組織了進步青年的新文化團體“齊社”，以“聯絡友誼，研究學術，革新地方，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1924年8月，東陽湖溪一帶進步青年也成立“甲子學會”，同樣以“聯絡感情，研究學術，振興教育，從事地方建設”為宗旨，開設學校和進行民眾教育。這些進步團體後來成為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多數共產黨員成為該社的領導骨幹，並以此為掩護開展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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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由中共東陽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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