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他都無愧為一個天王巨星，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他的存世詩詞3000多首，文章4800多篇，居北宋之冠，且多為精品，流傳至今。
他又是個罕有的全才，在藝術的各個領域都有建樹：散文說理透徹，氣勢磅礴，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詩寓意深刻，膾炙人口，是“元佑”詩壇的代表；詞一掃五代和宋初的萎靡之氣，突破“豔科”的傳統格局，開創一代豪放詞風，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清瘦奇崛，同樣自成一家，名列北宋書法四大家“蘇黃米蔡”之首。
作為一介書生，他也並非百無一用，而是位傑出的政治家。為官多年，他政績突出，一心為民，備受百姓愛戴。他還善修水利，精於建築，幾乎無所不通，才學冠絕當世，優秀得讓人嫉妒，讓人瘋狂。他的大名在民間流傳極廣，尋常巷陌間關於他的小故事日日更新，從未斷絕。在後世人眼中，他是一個被當世人眾星拱月般推崇的偶像級人物。
他，一生崎嶇坎坷，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雖然每代皇帝都很賞識他的才學，但卻沒有一個皇帝真正瞭解他，重用他。他保守派的政治立場以及無法遮掩的超高社會名聲使得他招來無盡怨恨和嫉妒，一生從未安寧。他仕途坎坷，嚐盡人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人生境界也在各個階段逐漸升華。也正是因為這些逆境，才得以塑造出一個完美飽滿的讓後人推崇的偉岸形象。
他是蘇軾。
名動京師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公元1037年生於四川眉山。父蘇洵，弟蘇轍，同樣博學多才，盛於一時，父子三人皆名列“唐宋八大家”，可謂超高級的書香門第。
蘇軾年幼時，父親蘇洵進京趕考，考不中也不回家，而是四處遊歷，所以教育孩子讀書的任務就落到了母親程氏的身上。程氏讀書不多，但卻深明大義，在教育孩子方面頗有遠見卓識。一次，程氏教蘇軾讀《後漢書·範滂傳》。範滂是東漢名士，性格剛正，品行清廉，他主張抑制豪強，反對宦官專權，終遭黨錮之禍，死於獄中。被捕前範滂與母親訣別，聲稱自己不孝，其母深明大義，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年幼的蘇軾讀到這便問母親：“孩兒若要做範滂一樣的人物，母親允許嗎？”母親說：“你若能為範滂，那我為什麼不能做範滂的母親？”這句看似尋常的激勵幫助蘇軾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對他後來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成年從政後的蘇軾，一直致力於革除時弊，且有一說一，從無畏懼。自然，在這方面也吃虧甚多。
18歲那年，蘇軾娶妻王弗。嘉佑元年，蘇軾蘇轍兄弟隨父親進京趕考，開始夢想征程。嘉佑二年，兄弟二人參加禮部考試，這年蘇軾二十一歲，弟弟蘇轍十八歲。當時北宋文風多割裂文辭，追求怪異的流弊佔了上風，歐陽修有意改革文風。當身為主考官的歐陽修看見蘇軾的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時，不驚拍案叫絕，便想把此文定為第一，可是他轉念一想，世上能寫出如此好文章的恐怕只有他的門生曾鞏了。為了避嫌，歐陽修居然把蘇軾的這篇本該得第一的文章點做了第二。後來蘇軾又憑《春秋》對義得第一。殿試中了乙科，年紀輕輕就被點為進士。古人云：“三十老明經，六十少進士。”六十歲得中進士就算是年輕的了，更何況當時只有二十一歲蘇軾呢！
蘇軾寒窗苦讀數十載，一朝應試便一鳴驚人，躋身全國一流學者之列，可謂意氣風發，前程一片光明。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看了蘇軾的文章感慨的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隱隱有退隱之心，並放言，三十年後不再有人會記得他歐陽修，文壇將是蘇軾的天下。
蘇軾剛要為官，母親程氏此時不幸去世，蘇軾兄弟回家服母喪。
三年滿，嘉佑五年，舉家遷居京城。當時宋仁宗求賢若渴，在全國舉辦“制科”考試。這是一種特殊的考試，主要考察文人對朝政的觀點見解，以鼓勵公開批評的精神。蘇軾蘇轍兄弟在老師歐陽修的推薦下參加了考試，蘇軾的文章列入三等（一等二等是虛位，無人獲得）。大宋朝開國百年來，除了蘇軾只有吳育獲得過次三等，如此蘇軾可算是百年第一人了。這下蘇軾名聲更響了，蘇軾自己也激動不已，躊躇滿志。
初入官場
嘉佑六年，蘇軾正式為官。他的第一個官職是大理評事簽署鳳翔府判官。這是一個地方文官，位置不大不小，但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來說，已經是一個不錯的差事了。可是蘇軾在鳳翔任上並不自在，他的上司陳公弼是個不苟言笑，一本正經的清瘦老頭，平時對下屬很是嚴厲。他很看不上蘇軾的文章，經常在其起草的公文上大加修改，這讓蘇軾很不舒服。他是個性格開朗的人，跟這個死板的上司格格不入。他感到很不服氣，便經常在文章中對陳公弼加以諷刺，其實陳公弼並不是一個狹隘陰險的小人，也不是故意刁難，只是覺得蘇軾當時風頭太盛，擔心他會因過早得志而心高氣傲，這對人生是無益的。蘇軾後來回憶起這段往事，常常後悔不已。陳公弼去世後，蘇軾為他作傳，追懷往昔，感激涕零。
嘉佑八年，仁宗去世。新繼位的英宗對蘇軾大名仰慕已久，想破例升他為翰林。當時重臣韓琦竭力反對，他認為突然破格提拔蘇軾會讓天下人不服，主張慢慢培養重用。蘇軾後來知道這件事後，對韓琦心服口服。雖然皇帝想用蘇軾，但還得經過考試，蘇軾也沒讓皇帝失望，又是名列榜首。
治平三年，父親蘇洵去世，蘇軾兄弟二人辭官回鄉，為父親守孝。守孝期滿，蘇軾於熙寧二年回朝，期間英宗病逝，新皇帝神宗繼位。
神宗一繼位便重用王安石，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政治立場上，蘇軾傾向於保守派，但並非他因循守舊，不為民著想。蘇軾也主張革新，但在革新的方法與王安石存在分歧。王安石為人雷厲風行，進行改革是又快又狠，所定政策極為嚴苛，這必然會暴露一系列問題。蘇軾則主張是循序漸進的改革，以民為本，以仁治國，他十分反感王安石的獨斷專行，對他多加諷刺。當王安石主張興辦學校的時候，蘇軾出來闡述前面留下的弊端和不可行性。蘇軾主張讓統治者愛才識才，興辦學校是勞民傷財。神宗雖然主張變法，但對蘇軾的看法也點頭稱是，並且鼓勵他多提意見。這讓蘇軾更加來了勁，不停地向神宗直言勸諫。當時王安石為了讓新法得以順利推行，對反對變化的官員大肆打壓，可對蘇軾卻沒有下手。蘇軾卻主動出擊，呈上《上皇帝書》。洋洋灑灑九千字，闡述新法弊端，主張“君權民授”，並建議神宗廣開言路，聽取各方意見。要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
王安石得知後大怒，派人調查蘇軾行事過失，結果一無所得。他反對神宗重用蘇軾，希望神宗把蘇軾派到遠地做官。
神宗很矛盾，一方面他主張變法，一方面又欣賞蘇軾才華，便採取折中政策，派蘇軾到風景優美的杭州做通判。
蘇軾一心為民著想，而王安石也並非奸邪小人。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變法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只是新法中的有些政策過於嚴厲苛刻，不符合實際。其出發點是想減輕國家負擔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實際的進行中卻存在著很大的弊端 ，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後世人客觀地看，不管是改革派還是反對派，他們的主張都有其道理，王安石和蘇軾只是政見上的不和罷了。
王安石一開始不喜歡蘇軾，想找蘇軾的茬，沒有找到證據，他也沒有無中生有，足見王安石是個光明磊落的人。誰能想到，幾十年後，滄海桑田，歷經“烏臺詩案”的蘇軾和政治失意的王安石在飽嘗人間辛酸後卻成為了好朋友，兩人擯棄前嫌，私交甚篤，成為文壇佳話。
在政壇不得意的蘇軾來到了風景秀麗、人傑地靈的杭州，這裡遠離政壇的縱橫捭闔和爾虞我詐，有的只是鶯歌燕舞和文人墨客間的吟詠對唱。初來杭州蘇軾便就寫道：“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湖山。”
從此，杭州成了蘇軾的第二故鄉，這裡有欣賞他才學的人，有他欣賞的景，才子美景相得益彰。
杭州通判是個閒職，一個讓人羨慕的閒職，是朝廷對他帶有籠絡性質的放逐。蘇軾也很坦然，每日詩酒書畫，也落得個逍遙自在。這個時候，他的靈感也噴薄而出，不僅寫出了“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等讚美西湖美景的詩句，也在深入底層群眾後更深刻的認識到新法的利與弊。新法也不是一無是處，但在有些地方也確實給百姓帶了深重的負擔。蘇軾常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表訴自己心中的鬱悶之情，表面豁達的他其實內心深深憂愁，他也常在詩文中表達了這種情緒。這決定了他後來回朝後更加堅定的反新法立場，同時也為“烏臺詩案”埋下了禍根。
蘇軾在杭州並非一事無成，在政治上也有頗多建樹。他以文人性情處理政務，甚至把辦公地點搬到了西湖邊。他治理蝗蟲，迫使高麗使者使用宋朝熙寧年號，一系列民政措施都深得民心。十八年後蘇軾再次來到杭州任太守，更是辦了一系列利民的工程，百姓愛戴他是一個好父母官，也愛慕他的才華。等到蘇軾罹難，杭州百姓紛紛在街上設龕拜祭，為他解災。
烏臺詩案
熙寧七年，蘇軾在杭州的三年任期滿。當時弟弟蘇轍在山東濟州任職，他自動請調到青島附近的密州做太守。
密州這個地方十分窮困，與杭州有著天壤之別。當時官員俸祿銳減，蘇軾不是貪腐之官，故他雖為一地長官，生活卻過得十分清苦。他甚至食不果腹，常以杞菊充飢，但他自己卻不以為苦，曾作《杞菊賦》，苦中作樂。
真正讓他痛苦的，是他又一次在基層看到了新法給人民帶來的負擔，使人民生活困苦。當時王安石已經下臺，曾經追隨王安石的呂惠卿上臺執政，又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百姓根本無法承受，密州一帶餓殍遍野。
蘇軾盡力安置無家可歸的孩子，卻是有心無力，他的心沮喪而痛苦。這個時候他的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現憤怒和批判，而是深深的無奈和嘆息。這個時候他開始崇尚陶淵明，志在山水間，對現實隱隱有些逃避。但蘇軾終究是受過幾十年正統儒家教育的人，他的理想是為國為民。他的性格決定他不會就此屈服。面對朝政弊端，蘇軾不再選擇逃避，而是積極迎難而上。
他政治生涯的實幹時期從徐州任上開始。當時他正值壯年，從此政績建樹頗多。在徐州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水災。當時黃河決口，徐州城危在旦夕，富人們競相逃亡。蘇軾為了安定人心，把富人全部趕回城裡，自己親自上陣，帶人疏通水流。蘇軾在治水方面也有著傑出的才華，他變堵為疏，東奔西走，過家門而不入，跟大禹沒什麼兩樣。洪水之圍終於在四十五天後得以解除，黃河迴歸故道，在海州附近入海，洪水也漸漸退去。元豐元年，蘇軾建黃樓慶祝，並親作文刻碑紀念，在徐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元豐二年，蘇軾奉旨調往湖州，臨行前照例要上謝恩表。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將憋了一肚子的不滿全部傾瀉出來。他言辭懇切，大膽直言，對諸多時政作出了中肯的評價，並提出合理的建議。就是這樣一封例行公事的任職“決心書”、“感恩信”，卻為其帶來滔天大禍。
當時王安石已被罷相，可王安石的門生舊吏仍在，且多為奸邪小人。他們看準神宗此時積極變法的勢頭，不遺餘力地打壓迫害反對派。蘇軾此時冒出頭來，無疑是引頸就戮。李定、舒亶看上了蘇軾的名聲，準備拿他開刀，想狠狠的殺一下反對派的威風。
當時蘇軾在政治上雖不得志，但他門生眾多，在朝野影響很大，打擊蘇軾將起到很好的威懾作用。可李定等人沒有王安石的磊落胸襟，採用的方式齷齪不堪，無恥至極！
當時，朝中蘇東坡的政敵如章惇、蔡確等人，摘出他奏表中“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懷有情緒的語句，藉此指責蘇東坡譏諷朝政，發洩私憤。
更令人髮指的是，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處心積慮翻尋出蘇東坡以往的詩詞，從中斷章取義，誣告其心懷叵測、蓄意誹謗皇上、詆譭政令……總之是不擇手段的羅列罪名。他們列出了蘇軾四大該殺之罪：不學無術、無視朝廷、言論蠱惑人心、詆譭聖上聲譽。在他們的奏章裡，言辭懇切，蘇軾好像是洪水猛獸般，是非殺不可了。的確，蘇軾在他們眼中也許比洪水猛獸還要可怕吧，他們畏懼蘇軾，畏懼他的影響力，畏懼他的阻攔。
神宗打心裡是不想殺蘇軾的，但礙於言論，既然有人狀告，不得不立案審查。在中國的歷史上，神宗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積極變法，希望革除時弊，在歷史上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打心裡愛惜蘇軾的才華，但是蘇軾反對變法，往往也能說出很充足的理由來，這讓神宗很是矛盾。神宗知道蘇軾是個人才，卻不能重用蘇軾，實在是無奈。後來哲宗繼位，太后聽政，蘇軾受到重用。有一次太后問蘇軾：“你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一下子從七品官升到正三品？”蘇軾說不知。太后說：“先皇在世的時候常常讀到你的文章，總是大聲誇你是天才，只可惜他不能重用你。”蘇軾聽後慟哭不止。
神宗其實沒想過殺蘇軾，只是小人們在造勢，說蘇軾必死無疑了，搞的人心惶惶。神宗也許只是想教訓一下蘇軾，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變法的決心，可是他萬萬想不到這被小人利用、曲解，給蘇軾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當抓捕蘇軾的人到達湖州蘇軾住地的時候，蘇軾一下子怕了，他以為自己死路一條了。他一下子淚如雨下，和家人作生死訣別。他自知前途凶多吉少，萬念俱焚，但是，他不後悔。
於是，一代文豪被一群粗暴的人像捆狗一樣綁上了囚車，一路顛簸，送有司審查。蘇軾的身心和肉體備受摧殘。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關入御史臺，期間被冠上了種種大逆罪名——一場牽連蘇東坡及多位好友、震驚朝野的大案，就此拉開了帷幕。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個頗有文學色彩的隱喻。所謂“烏臺”，即蘇東坡受審的御史臺。因官署內到處都是高大的柏樹，這種“蔭深”的環境招來大量的烏鴉在此棲息、築巢，所以御史臺又被稱之為“烏臺”。由此，蘇東坡案也被稱為“烏臺詩案”。
蘇軾一開始還做了抗爭，可是後來他知道根本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小人早已給他挖好了一個坑，只待把他推下去罷了。當時蘇軾的長子蘇邁負責照料父親，父子約定，要是情況不妙的話就在飯菜裡送魚告知。一日蘇邁外出借款，便託友人給父親送飯，那友人不明就裡給蘇軾送了一盤魚。蘇軾看到後以為自己命不久矣，心灰意冷。他揮筆做絕命書，寫遺書給弟弟蘇轍，願來世還做兄弟。他想到家中老小，不禁熱淚盈眶。 此時佛家的思想拯救了他，他相信一切皆空，他相信來世，他認為自己生前光明磊落，死後必不會下地獄；自己死於社稷，即使不能青史留名，心中也是坦然的。
由此，蘇軾在知道自己的“死訊”後又變得豁達起來，他開始大吃大睡，毫無負擔，盡情享受這最後的寧靜。
而在同時，蘇軾的朋友們一刻也沒有閒著。雖說樹倒猢猻散，但患難也會見真情。在困厄的處境下，益友與損友的差別顯而易見。此時蘇軾處境堪憂，任何一個替他說話求情的人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險，可是蘇軾的人格魅力又豈是生命的價值可以衡量的。蘇軾好友範鎮、張方平上書皇帝，說蘇軾是天下奇才，希望寬容。蘇軾弟弟蘇轍更是願意削去自己的官職代兄贖罪。太皇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給祖母祈禱，太皇太后說不要大赦天下了，赦免蘇軾一個人就夠了。中間派的大臣吳充更直接，他對神宗說，曹操連禰衡都能容得下，為什麼你連蘇軾都不放過呢！連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此時也站出來為蘇軾說話，提醒神宗勿忘太祖皇帝不殺文人的祖訓。除了這場無恥鬧劇的始作俑者，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為蘇軾鳴不平的。
對此，神宗也順水推舟，饒了蘇軾一命，蘇軾終究還沒做得成範滂。
歷經兩個多月的審訊後，蘇軾獲得了新生，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實際就是被流放到了黃州。
一出獄蘇軾便作詩一首：“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弟弟蘇轍連忙做了一個用手捂嘴的動作，提醒哥哥不要再多言了。蘇軾笑了笑，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無藥可救了。
“東坡居士”
元豐三年，蘇軾舉家來到貶謫地黃州。
黃州生活條件很是艱難，日子過得很是清苦，但是蘇軾是個天生的樂天派，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他總能自得其樂。風光的時候就鋪張點，困頓的時候就計劃著過日子，他在對友人的信中喋喋不休地陳說日常瑣事和開支花銷，事無鉅細，無所不談，完全不像是一個剛才鬼門關逃出來的人。
蘇軾有健忘症，他能很快地忘掉過去，盡力把自己裝進一個自己塑造的願意待的世界裡。生活總還是要繼續的，柴米油鹽是少不了的，唉聲嘆氣是一天，瀟灑自在也是一天，當哀怨無用，為何不快快樂樂的呢！
在黃州，蘇軾開始思考生命的真諦。他四處漫遊，尋訪廟宇，踏遍山水清溪，深思自己的個性，研究如何獲得心靈的平安。他成了虔誠的佛教徒，相信一切皆空，人生如夢，今生多為善，來世必得善果，對現實的一切他也開始漫不經心。可儒家思想又把他拉向了另一面，他追求安靜，可是又無法忘記自己給自己強加的責任，救民水火，致君堯舜，他實在說服不了自己拋開一切。
這個時候，蘇軾想到了道學，想到了道家的出世，那種無可奈何的不完全的對現實的躲避。他開始迷戀上陶淵明，迷上了陶淵明那遠離塵世的瀟灑生活。蘇軾骨子裡其實是一個道家，他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道家學說道出了他的心聲，讓蘇軾完成了心靈上的自我救贖。一方面蘇軾表面不問正事而寄情山水田園間，一方面又對廟堂生活在心裡有著渴望，莊子如此，陶淵明如此，蘇軾亦如此。
政治上的不得意算不了什麼，蘇軾照樣可以活得自在。自此，蘇軾完成了由蘇軾向蘇東坡的蛻變。
元豐四年，蘇軾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地道的農夫。在好友的幫助下，蘇軾向州郡求得黃州東門外東坡故營地數十畝，開墾荒地，躬耕田間，自號“東坡居士”，開始過起“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農家生活。
東坡的農舍在小山旁，頂上是一間三間的小屋，俯視下面的亭臺，亭臺下面便是著名的雪堂——這年冬天，黃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間，蘇軾在東坡營造了房屋，取名雪堂。雪堂的牆上有蘇軾親筆畫的森林、河流、漁父，後來這裡成了他待客的地方。建築是蘇軾的專長，他決心給自己建一個溫馨的家，百無聊賴的他總能找到發揮自己才智的地方。他築水壩，造魚塘，栽種朋友送來的花木和故鄉來的菜蔬，他的精力全部放在稼穡上，成了一個比農夫還農夫的人。看到自己培育成熟的水稻，他常常志得意滿！
蘇軾就這樣過著平和安靜的生活，平淡而不失趣味，他“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在哲學的世界裡他找到了精神寄託，他過的逍遙自在，拋卻了官場的紛紛擾擾和爾虞我詐，俗世的安靜讓蘇軾好不自在。他很享受自己構築的一切，很享受陶淵明般的農夫生活。
這個階段的蘇軾的心靈得到了昇華，心境也變得更加豁達。他與世無爭，寵辱不驚，自由自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官他可以替國君解憂，為民他同樣可以自得其樂。他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應對接踵而來的不幸，把儒家的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醜惡，消除痛苦，形成了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堅定、沉著、樂觀、豁達的精神。後人也許會同情蘇軾的遭遇，為他感到不平，可是成為“東坡居士”蘇軾是真正快樂的，心胸坦蕩的。
要是蘇軾就這樣躬耕一生的話，他頂多算是陶淵明第二，可蘇軾就是蘇軾，獨一無二的蘇軾，他的人生還有更大的風浪在等著他！
朝廷的一紙調令把蘇軾從東坡的世界裡提了出來，蘇軾如夢初醒。元豐三年，新法在層層阻力下步履維艱，神宗也漸漸失去了先前變法的熱情，而王安石也早已賦閒歸家。此時神宗想到了蘇軾。
元豐七年，朝廷來了調令，蘇軾被調往汝州，雖然仍是不得簽署公事，但汝州靠近汴京，皇帝的心思誰都清楚。接到聖旨的那一刻，蘇軾的第一感覺就是想要逃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殆似小兒延避學”，就像小孩子逃學般惶恐。他費了好大勁才把自己從政治的漩渦中解脫出來，好不容易才適應了“閒敲棋子落燈花”的生活，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心靈的歸屬，一下子又要讓他回到給了痛苦的政治中去，牴觸情緒在所難免。此時儒家思想再次左右了他的抉擇，他開始變得矛盾起來。他又想起了範滂，想起了自己幼時的理想。
蘇軾終於下定決心離開黃州了，扔下東坡，扔下雪堂，但是這次他變得沉穩了，沒有一下子扎回官場。他一面寫表謝恩，一面又因在常州有地產請求移居常州。
神宗看了蘇軾的奏章，久違的文采，久違的墨跡，又是一陣“天才，天才”的誇讚，欣然允了蘇軾的請求。
一升再升
此時的政壇變化莫測，變法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一刻都沒有停止，蘇軾不想再惹禍上身，對這一切持觀望態度。不久傳來了神宗駕崩的消息，年紀九歲的哲宗繼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攝政，朝廷又面臨著一系列的變革。
太后一向反對變法，對蘇軾也是十分賞識，她一聽政，立刻任命蘇軾為登州太守。蘇軾以罪臣身份突然得到升遷，心中是又驚又喜，同時心中也在擔心，但他還是接受了官職，他不願辜負先皇和太后的好意。
光明的前程才開了一個頭，接下來蘇軾的職位一升再升，看似很不可思議，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是理所當然。太后是下定決心重用蘇軾了，禮部郎中、起居舍人、禮部貢舉、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官職向下雨般往蘇軾身上落。
進京八個月，官位連升三級，從一個七品小官變成了三品大員。蘇軾迎來他政治生涯真正的巔峰，他的名聲終於和他的實際地位相吻合了。
這時蘇軾的榮耀無以復加，他甚至還做了小皇帝的老師，教皇帝治國之策，深受太后重用。
太后重新啟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一上臺就要將新法全部廢除。蘇軾這時站了出來，雖然他也是反對新法的，但他不認為新法一無是處。他出來據理力爭，搞的司馬光很不悅。蘇軾一心為國為民，自己卻兩面不討好，招受旁人嫉妒和忿恨。
此時的蘇軾可以說達到了為官的頂峰，可他心裡卻沒有意想中的滿足，他竟有些孤獨起來。人前人後高談闊論，談笑風生，而在一個人的時候常常會僵著笑容，回憶起黃州的東坡生活。與此同時，朝廷裡關於他的流言，彈劾他的奏章一刻都沒有少過，蘇軾唯有無奈的苦笑。
宋朝有著寬鬆的政治環境，這使得文官們每日不幹正事，就熱衷於黨爭，人也是一身迂腐氣。所有的文人總想別人尊自己是天下第一，總想做思想界的泰斗，總想所有的人都唯其馬首是瞻，越是沒有真才實學的人越會這樣。洛蜀黨爭就這樣在眾多文人無聊的時候開始了，蘇軾蘇轍兄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蜀學”代表的帽子，成了眾人攻伐的對象，究其所因，跟“烏臺詩案”沒什麼區別——名聲太大！
元佑元年十二月到元佑二年一月這一個月的時間內，朝廷收到了四五篇彈劾蘇軾的奏摺。太后不是昏庸的人，他命令群臣不得再進諫，而那幫老氣橫秋的酸腐之徒們卻裝出死諫的模樣來，仍是上書不止。不知哪來的恆心和毅力，像是非要把蘇軾扳倒不可。蘇軾感到厭倦，四次上表要求離京任職，遠離是非之地，而太后卻是力保蘇軾，在群臣面前為蘇軾辯護，甚至處罰彈劾的人。
這讓蘇軾很是慚愧，他覺得自己的勇氣尚比不上一個婦人，他覺得自己辜負了先皇和太后，於是他決定抗爭到底。蘇軾據理力爭，讓政敵理屈詞窮，同時他不想涉怨過深，反對太后處罰彈劾他的人。蘇軾表現出了大度，可不是每個政敵都像王安石那般的，蘇軾越是妥協，反對者們越是咄咄逼人，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元佑四年，蘇軾終於可以舒口氣了，外調的請求終於被批准，以龍圖閣學士任杭州太守。 十八年後重回杭州，還是因為政治的失意，但不同的是此時的蘇軾已經歷過大波折，沒有了先前的銳氣和憤怒，多了幾分淡定和實幹精神。人老了，但杭州卻沒有變，還是先前那樣美，人民比以前更加愛戴蘇軾，詩朋文友的交往也毫不倦怠，一切比起十八年前更加讓人欣喜。
一貶再貶
這次蘇軾是杭州的最高長官，他盡力為杭州人民服務，以回報杭州對他的厚待。他的諸多才華得以充分展現，他修建官舍，興辦公共醫療機構，修築蘇堤，解決西湖淤泥問題，解決杭州居民吃水問題，種種偉業，功傳千秋。
沒有了政壇的明爭暗鬥，也沒有輔政治國了重任，蘇軾把心力全花在了這些利國利民的小事上，並且樂此不疲。蘇軾不管在什麼時候總不會閒著，總會找到自己可以傾注心力的事情，他從不會把時間用在自怨自艾上，而是一門心思的把時間用在實幹上，也總能創造出些不平凡的業績來。
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政敵們不會因為你不在京城就不找你的茬了，不會因為你不再過問朝政大事了就放過你了，誰叫你是蘇軾呢！
元佑八年，太后去世，哲宗開始親政。哲宗年紀輕輕，容易受人挑唆，早在太后攝政的時候就受了佞臣的蠱惑，憋了一肚子的豪情壯志，想繼承父親遺志，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哲宗一上臺，立即重用變法派。此時的變法派中再也沒有像王安石那樣的實幹型人物了，完全是一群投機倒把的奸邪小人，他們的政見隨著聖上的意旨而隨意改變，為的只是在官場長立不倒。這些人自然不會為國為民做實事，他們只會做樣子地提一些更加不切實際的禍國殃民的所謂新政，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中剪除異己中，並樂此不疲！
蘇軾危矣！哲宗親政，改年號紹聖，任章惇為相。
章惇此人陰險卑鄙而手段殘忍，他上臺的主要作為就是對反對新法的朝臣進行大肆清剿。蘇軾曾經和他交好，他卻絲毫不念舊情。他甚至提出對王安石開棺戮屍。此時蘇軾已經從杭州回到了朝廷，也擔任了很重要的職位。蘇軾自知情況不妙，再次請求外調，去定州任職。政敵斷不會放過蘇軾的，接著朝廷連下四道詔命，對蘇軾是一貶再貶，幾乎剝奪了所有官銜，最終被貶謫往惠州，照舊是不得簽署公事，再次被流放。
惠州地處嶺南，煙瘴之地，環境極其惡劣。此時蘇軾已經是風燭殘年，但暴風驟雨般的打擊擊不垮蘇軾。
蘇軾“健忘”，能自得其樂，他心裡有一個世界，現實不得志他便在自己的世界裡徜徉瀟灑。做不了管仲樂毅，他搖身變回陶淵明，傷感和憂鬱這一切都與蘇軾不沾邊。
惠州人善釀酒，這讓蘇軾很是快活，不但自己釀酒品酒，有時也借酒行吟作賦，完全不像一個被貶謫的人。此時的蘇軾豁達開朗，以前的人生經歷使得他可以坦然面對一切。他一面像在杭州一樣盡心為惠州人民服務，修水利，築橋樑，一面又像在黃州一樣建造自己的田園住所，想再次做一個農夫。本來在黃州他就是不想回去的，這下好了，又回來了，做回東坡居士了。只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又有什麼區別呢？蘇軾每日裡流連山水間，經營於桑麻小事，柴門老樹，蠶婦村氓，小橋流水都成了他筆下描寫的對象，他拄一根柺杖，獨行天地間，聞著泥土的芬芳，享受著寧靜。
當章惇看到蘇軾在惠州寫的詩詞時，心中十分不快，他本想打擊蘇軾，折磨蘇軾，哪料蘇軾竟能如此地苦中作樂。他大筆一揮，號令一發，蘇軾再貶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島，真可謂是天涯海角了，這在當時是僅次於死刑的懲罰了。
蘇軾原以為可以在惠州安享晚年，哪知連最後的安寧都得不到，在他人生最後階段再受顛沛之苦。
儋州小島簡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氣候潮溼，夏天悶熱，蘇軾甚至在床柱間看到一大堆死白蟻。“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這是蘇軾的描述。蘇軾等於是被關在了這個小島上，生活條件惡劣得難以想象，更何況此時的蘇軾已經年入花甲了。但蘇軾又很快變得坦然起來。他如數家珍地跟有人信件中聊起自己的謫居生活條件，然後會心一笑。他與兒子蘇過一起，父子二人潛心著書，打發無聊。 這時的蘇軾可以說是徹底的超脫了，歷盡坎坷，可以寵辱不驚淡看門前花開花落了。他幾乎成了莊子，幾乎可以駕鶴西去，幾乎可以羽化而登仙了，他的心境已經超脫了塵世的煩擾和爭鬥，他所在意只是心靈上的滿足和慰藉。
他甚至自己創造出一套養生之術，自稱為“謫居三適”：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足，梳頭，午睡，打坐，洗腳，這在現在看來哪裡像一個大文豪該孜孜以求的啊，可是蘇軾就這麼做了，他總能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他總不會閒著。
每當蘇軾寧靜下來的時候，朝廷那邊便開始不寧靜了，命運彷彿在故意戲耍蘇軾。蘇軾曾希望在黃州、惠州終老，都沒有實現，這次想在儋州坐化吧，依然沒有實現。
哲宗突然駕崩，徽宗繼位。徽宗罷免章惇，大赦天下，蘇軾也在其中。當時傳言蘇軾蘇轍兄弟將重登政治舞臺，而蘇氏兄弟早已厭倦了官場，連忙請辭到離京師遠點的地方。而徽宗也實無提拔蘇軾的意思，他胸無大志，只想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好好享受，他建號“建中靖國”，對保守派和變法派採取折中政策。元符三年，即1101年，蘇軾復任朝奉郎，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自由選擇住處。蘇軾決定定居常州，六月十一日由儀徵出發，經長江，經鎮江，取道運河，於六月十五日到達常州。
在南京時，蘇軾已經患病，到常州後他的病情加重，一個多月後，他安慰兒子們說：“我這輩子沒有作惡，死後必不會下地獄，你們放心吧。”8月24日，他撒手西去，一代文曲星自此悄然隕落，結束了他轟轟烈烈大起大落的六十五年的不平凡人生。蘇軾去世後，御賜諡號文忠。同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文壇與民間的祭文紛紛而出，“浙西淮南、京東、河北之民，相與哭於市”， 太學生們也在寺院舉齋誌哀……
可是這些身後的繁華蘇軾都看不到了，他輾轉飄零半生，最終也沒能回到他常常思念的故鄉眉山，被葬於汝州郟城縣一個叫做小峨眉山的地方。這個名字與故鄉相似的小山坳，接納了這位才華橫溢卻命運多舛的才子，了卻了他一生的思鄉情，為他的詩意人生，畫上了一個引人喟嘆的句點。
兄弟情深
後人總喜歡把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相比，其實並不等同。一是才學人品上蘇氏父子要勝過曹家父子，二來蘇軾蘇轍的兄弟情比起曹丕曹植的同胞相殘來更加難能可貴，感人肺腑。
蘇軾蘇轍兄弟自幼一起讀書，兩人皆才氣過人。蘇轍中進士的時候只有十八歲，蘇軾制科三等，蘇轍也得了四等。兄弟倆志趣相投，政治主張相同，而兩人性格卻截然相反。蘇軾熱情奔放，蘇轍沉靜恬淡。少年遊玩之際，但凡有山可登，有水可浮，蘇軾未嘗不急急撩起衣裳，率先而行，蘇轍卻要查看一番後，才不緊不慢地跟上。蘇軾如得到一副書畫佳作，立刻歡呼雀躍，而蘇轍總是淡漠地看著，不甚經意，但跟在哥哥身後讀書習字，未嘗一日相舍。蘇轍尊敬哥哥愛護哥哥，而蘇軾也異常珍惜他們的手足之情，他們不僅是文學上政治上的夥伴，更是心靈精神上的好伴侶。
蘇轍總能激發蘇軾的創作熱情，在蘇軾大量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是和蘇轍而作或是贈給蘇轍的，最著名的就是那首流傳千古的《水調歌頭》。兄弟倆相扶相幫渡過了人生的大喜大悲，蘇轍總能鼓勵和提醒哥哥，他更像是一個長者。蘇轍曾說“扶我則兄，誨我則師”，蘇軾認為弟弟“豈是吾兄弟，更是賢友生”，還常常說自己實不如子由，兩人亦師亦友亦兄的關係在那個手足相殘骨肉離間習以為常的封建時代著實相當可貴。
蘇轍性格沉穩，不像哥哥那麼的高調和才華四溢，他總是勸說哥哥注意收斂，不要因此得禍，後來果然被他言中了。“烏臺詩案”前夕，蘇轍已經知道了消息，他冒著洩密之罪提前通知哥哥，讓蘇軾有心理準備。蘇軾入獄時，蘇轍四處奔走，提出免去自己的官職為哥哥贖罪。蘇軾落難時，蘇轍更是費勁心思的打點一切。蘇軾為人不拘小節，不善處理小事，輾轉各地，家人遷移都是蘇轍一路護送。兄弟倆為官之後，總是聚少離多，他們費盡心思的想要離對方近一點，卻往往不能實現，這使得他們倍加珍惜兄弟相聚的時光。
兄弟兩最後一次相聚是在蘇軾由惠州往儋州的時候，蘇轍為哥哥送行。兩人在一家小店吃飯，飯菜難以下嚥，蘇轍吃了幾口就丟掉了筷子，而蘇軾卻笑呵呵的狼吞虎嚥。弟弟捨不得哥哥去邊遠之地受苦，而哥哥怕弟弟擔心，強作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晚上蘇軾痔瘡犯了，一夜疼痛難耐，蘇轍自然也睡不著，他站在哥哥的床頭念陶淵明的《止酒》詩，勸哥哥把酒戒了。
當初蘇軾入獄自以為將死時，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弟弟蘇轍，他揮筆作絕筆詩，對弟弟說“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世未了情！”
三位夫人
蘇軾之所以可以在逆境中可以如此的豁達，除了他能很好調節自己外，和他身邊陪伴的人是分不開的。他的三位夫人和一眾兒子們給了他莫大的鼓勵。
蘇軾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個聰明恬靜的女子，他聽蘇軾讀書，往往沉默不語，卻能在蘇軾語塞的時候給予提醒，常讓蘇軾刮目相看。王弗識人勝過蘇軾。蘇軾交友甚廣，且交友不擇，王弗經常提醒他不要與那些唯唯諾諾的小人有過多來往，當時的蘇軾往往不以為然，而當他被曾經的朋友陷害時才知道自己妻子的眼光是多麼銳利。
王弗心靈手巧，蘭質蕙心，卻不幸英年早逝，死的時候才二十六。關於王弗，蘇軾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當蘇軾在政治上遭到挫折，他自然想到了王弗，蘇軾心中覺得只有王弗才能理解他的心境。
如果說王弗是個賢妻的話，那麼蘇軾的第二任夫人，王弗的妹妹王閏之就是個徹徹底底的良母了。王閏之也許給不了蘇軾心靈上的安慰和文學上幫助，但是她盡心扶持蘇軾，相夫教子，對姐姐的兒子也是視如己出，一心一意為了家殫精竭慮。王閏之陪蘇軾度過了人生的起伏，“烏臺詩案”時她憂心如焚，一氣之下燒燬了蘇軾獲罪的“始作俑者”——全部的書稿。
蘇軾顯達的時候，她不卑不亢，蘇軾落難的時候，她不離不棄。
王閏之在蘇軾被貶往惠州前就不幸去世，接下來陪伴蘇軾的是侍妾朝雲。
朝雲小蘇軾幾十歲，是王閏之在杭州的時候買回來的。她天生伶俐乖巧深得蘇軾喜愛。蘇軾曾經一次問眾妾自己肚子裡裝的是什麼，眾人七嘴八舌，有說是文章的，有說是見識的，只有朝雲說蘇軾肚子裝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一句“不合時宜”引得蘇軾哈哈大笑，一句“不合時宜”道出了蘇軾人生的全部苦澀的緣因，蘇軾引為知己。
朝雲和蘇軾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是不久就夭折了，這讓朝雲深受打擊，從此一病不起。在惠州的時候，朝雲盡心撫慰蘇軾，給了年老的蘇軾心靈上的慰藉，讓蘇軾迅速從失意中走了出來。
蘇軾是豪放詞的傑出領袖，但他也有悽婉動人的婉約詞，著名的“天涯何處無芳草，多情卻被無情惱”就是寫給朝雲的。據說朝雲聽了這句次之後感時傷懷，竟淚流不止，真是性情中人。朝雲後來死在惠州，她一身信佛，相信一切皆空，還勸蘇軾不要傷心，蘇軾自是再淡定之人，也不能不心痛不已。
當蘇軾到儋州的時候，他身邊陪伴著的只有他的三子蘇過。蘇過至孝，連叔父蘇轍都誇讚他，常常用他作為榜樣來教育蘇家的其他子孫。蘇過是蘇軾兒子中才華最出眾的，在儋州的時候他不但照顧父親的起居，還陪父親一起做學問，父子二人是為知音。時人稱蘇過為“小坡”，稱蘇軾為“大坡”，蘇軾衣缽有人矣！
有人說，要是蘇軾在當時稍微收斂或妥協的話，即使不能位列公卿，難道不能平平安安免去災禍嗎？可真如此的話，那還是蘇軾蘇東坡嗎！
蘇軾的不平凡一生大致可以用他的《定風波》概括：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定風坡》，是蘇東坡於元豐五年（1082年）被貶黃州時所作。當時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餘聲未了，但一向豁達的蘇東坡卻早已拋掉了煩惱，取而代之的，是劫後餘生的大徹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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