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勇
從1984年起，用了15年時間，河南作家二月河寫出了總計500多萬字的三部大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被譽為“落霞三部曲”。二月河的清宮帝王系列小說一問世，便引來坊間廣泛關注。
特別是改編成電視劇後，走進了千家萬戶。二月河因歌頌滿清三帝而成名，憑藉電視劇而為星，但仔細閱讀其作品，掩卷遐思，卻令人深感憂慮。
1
打開“落霞三部曲”，我們可以看到，在二月河的筆下：
雍正是“內聖外王”、勇於自省、正大光明、機智勇敢、關愛臣民的英明皇帝，乾隆是一個“寬厚仁愛”的慈祥老人，雍正當上皇帝后只吃“四菜一湯”，乾隆愛臣子、愛百姓、愛情人、愛宮人、愛動物、愛傳統文化......活脫脫就是一個率真博愛的老頭。
在二月河的筆下，“康乾盛世”裡殘暴的苛政成了“新政”；血腥的宮廷內鬥演化成了“正義”與“非正義”的道統鬥爭；靠屠刀和“密札”駕馭臣民的君主成了創建盛世的千古一帝。
二月河小說中在每次寫到社會的時弊、吏治的腐敗和人民生活困苦時，總是很具體地把這些弊端歸咎於官員的個人貪腐或某一地方的政策失誤。
也就是說，滿清政治的黑暗、社會的腐敗都是個別官員的行為，與皇權機器沒有任何關係。
於是，我們在二月河作品中看到的，是他對於滿清帝王發自肺腑的崇拜、讚歎、敬仰和惋惜，是對康乾盛世的由衷讚美和緬懷。
作家在他的描寫對象面前，既不是俯視歷史，指陳得失，警醒當世，也不是平行敘事，客觀面對歷史的橫流與迴旋，而是俯首膝行，浮言虛飾，把一個極端黑暗落後專制的社會描繪得絢爛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歷史時期內，全世界文明的頂點。
二月河以自己內心所崇尚的人身依附文化為基礎，創造出了一個他心目中的完美理想國。
這個理想國裡有盛世、明君、忠臣、義士、清官、烈女，有詩酒人生的夢幻意境，有主貴僕義的奴才文化，有厚黑充斥的陰謀哲學，卻獨獨缺失著最重要的東西。
2
二月河曾經批評過姚雪垠的《李自成》“把農民起義搞的'高大全’”，實際上他自己的系列小說更是犯了同樣的毛病。
文學作品弘揚真善美，在二月河看來，努力做事就是好的，就是善。因此，他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描繪為人生的榜樣和歷史的英雄。
但我們不應當接受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更不應當被這種表面的現象所迷惑。
皇帝們確實都很忙很累，雍正皇帝甚至不排除有“過勞死”的可能，但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和文化的承續者，我們卻有責任要看他究竟做了什麼？
他讓皇帝身邊的大臣們一次次感動得痛哭流涕，讓那位曾經想推翻雍正皇帝的書生曾靜感動得寫悔罪書，讓皇帝出巡時偶然碰到的農婦們、基層官員們和市井小民們像唸佛號一樣念頌皇帝的功德。
但我們卻明明看到事實並不像二月河所描繪的那樣，皇帝們的目標並不那樣光明，行為也並不那樣磊落。
在多數時候，他們的行為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權杖，為了他個人的名譽地位，為了權力鞏固。
如作者最推崇的康熙，他對太子幾次三番地打倒又扶起來再打倒，對八皇子的防範與壓制，對大皇子和三皇子的懲治與訓誡等，其實都與治國無關而與自己的權杖有關。
雍正釋放書生曾靜，還撰寫《大義覺迷錄》，並不是要推廣什麼開明的政策，而是為了洗清個人名譽。
應當說，二月河小說的價值觀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具有嚴重危害性的。
我們不能看見皇帝整天忙就說他勤政，看見他笑一下就說他愛民，用這樣的邏輯來推理的話，忙碌的小偷豈不是都成了和雍正皇帝一樣“勤政”的人了。
3
在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中，始終存在並貫穿的問題是一個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立場的喪失。
一個作家在任何時候都應當承擔起知識分子的責任，以一個社會良心的角色去觀察社會，發現問題，關懷現實。
官員的貪腐、民生艱難等姑且不論，二月河所寫的康、雍、乾時期，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字獄最嚴重的時期，其規模之大與持續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誅殺之兇殘更是遠遠超出了前代。
康熙朝時，浙江吳興人莊廷鑨購得前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廣集名士編輯增補，修訂《明書》，由其子莊允誠刊行。
後該書被指犯忌，書中斥前明降清者為叛逆，沿用南明永曆年號等，其時莊廷鑨已死，被倔墓、開棺、焚骨；莊允誠被捕，死於獄中；凡為該書作序、校對、刊刻、售賣、藏閱者多受牽連，先後有七十餘人被殺，數百人被髮配，金庸先生在《鹿鼎記》中曾對此有過詳述。
康熙時另一件著名的文字獄是“《南山集》案”。
文士戴名世編纂《南山集》時查閱資料，看到方孝標的《滇黔紀聞》等書，引用書中觀點到自己的《南山集》中。其中方孝標稱“南明永曆朝未可稱為偽朝”，戴名世沿用南明弘光帝年號，並揭露康熙殺前明太子事，被指有“大逆語”，因此獲罪牽連數百人。
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方、戴兩家十六歲以上男丁均被殺，女眷為官奴婢，同族被髮配充軍。
雍正一朝文字獄更甚，流傳甚廣的有查嗣庭的“‘維民所止’案”，即查嗣庭在江西任主考官時，出了“維民所止”的試題，被指“維止”二字意在斬“雍正”的頭，查嗣庭又曾作《維止錄》，被查出有“悖逆之詞”，最後查被捕死於獄中，慘遭戮屍，親友因此獲罪者數十人。
乾隆朝的文字獄則更是無中生有，著名的蔡顯案中，僅僅因為蔡顯感慨康熙時戴名世因《南山集》獲罪等事被凌遲，其門人弟子多因此獲罪。
內閣學士胡中藻寫詩“一把新腸論濁清”，被指加“濁”字於國號“清”之上有影射之意，又因為其在廣西學政任上，出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認為這是在詆譭他的年號，胡中藻被殺，家人、學友輩廣受牽連。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魯迅先生曾經推薦過《清代文字獄檔》，還列舉出如《東華錄》《御批通鑑輯覽》《上諭八旗》《雍正硃批諭旨》等書，二月河雖然對此心知肚明，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我們可以說二月河小說創作的真正缺陷在於：
沒有寫出歷史的真正軌跡；
沒有揭示出皇權專制王朝的本質；
沒有提供正確的價值判斷；
讀者感受不到歷史行走的脈絡和方向，也無從判斷其意義。
科爾·凱戈爾說“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願我能阻止一個知識分子向世俗化的墮落。”
文學是人類尋找自身存在精神意義的一種活動，通過對精神意義的尋找，人們發現人生的價值——包括價值尺度和價值樣板，真善美就是價值的尺度，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就是價值樣板，價值尺度和價值樣板共同引導著現實人生。
因此，文學才成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在價值判斷的方向上向讀者提供了錯誤的指向，那麼文學作品就失去了它本應存在的意義。（來源：燕怡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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