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的问世，有着划时代意义，这部约30万字的著作，主要载述中医的基础医学，其中临床医学沙及药物方剂甚少，却用了很大篇幅记述针灸医学内容，正如汪石山《针负同对》中载：“《内经》治病，汤液醪醴为甚少，所载服饵之法才一二，而灸者四五，其他则明针法，无虑十八九”。书中多处引述“九针”（又名“针经"、“针论”）、“刺法”、“经脉"等远古文献，反映了我国早期的针灸医学概况，它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的第-座丰碑，标志着战国秦汉时期，针灸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并已发展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虽然当时已有药物按摩等多种治疗手段，但<灵枢经>开宗明义第-篇还是强调*先立针经”，《素问.八正神明论》也指出：“法往古者，先知针经”，足见在我国早期临床医学中，针灸有着不同导常的地位。
《内经》的经络理论是较为完备的，《灵枢》“本输”等篇首先指出了经络对指导临床的重要意义。“经脉”、“脉度”、“骨度”、“百病始生”、“邪气藏府病形”等篇载述脉的含义、经与络的不同概念及相互关系。《素问》“五常政大论”、“调经论”，《灵枢》“本藏”、“邪气藏府病形”篇等载述经络的生理作用，《灵枢》“海论"及“营卫生会"、“营气”、“卫气行"等载述经络气血的来源、循行途径及其与内脏肢节的联系，《灵枢·逆顺肥瘦》篇载述手足三阴三阳经的行走方向，《灵枢·天年》、《素问·调经论》篇关于经络病变与人的生长、衰老的关系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灵枢》“经脉”、“经别”、“百病始生”、“经筋”、"痈疽”，《素问》“热论"、“皮部论”、“调经论”、“缪刺论”、“五藏生成篇”等，不但记载了十二经脉.十五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的循行分布与病候，而且说明了外感病邪可由皮毛到络、到经、到内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传变。运用经络作为诊断手段也由来已久，《素问》“经络论”、“三部九候论”、“诊要经络论”、《灵枢》“终始”等，论述了观察络脉诊断疾病及切诊经脉部位的关系等问题。至于经络理论在临床治疗上的运用，《内经》中也论述按经取穴及表里经互用等原则，成了后世医家师法的准绳。
总之，《内经》的经络理论比较系统全面，它对后世各家学说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例如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即是根据《素问·皮部论》等外邪由表入里之说，提出病在太阳即刺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个“上工治未病"的观点的。其六经分证，也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如《丹溪心法》中的手足阴阳经“合生见证”，也源于《内经》经络脏腑表里相关论，这种合生见证”说，对扩大经络的辨证论治范围，开拓临床视野都有积极意义。由于经络在针灸医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历代医家无不对它深为关注。元明以后许多学者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滑伯仁为代表，他哀集《灵枢》“本输”、“营气"及《素问·骨空论》等内容，将十二经脉加上任督脉合称为“十四经脉”，成为著名的十四经学说；李时珍则专门从事奇经八脉的研究，他根据《灵枢》“五音五味"、“逆顺肥瘦”、“脉度”、“动输”、“经别”以及《素问》“举痛论"、“痿论”等，写成了《奇经八脉考》一书。
《内经》的腧穴理论记载不大完整，有的腧穴缺去部位，有的则缺去作用，有的甚至没有名称，只有对部位或取穴法的描述。尽管如此，但毕竟还有100多个常用穴位名称。而且《灵枢.骨度》篇、《素问》“骨空论”、“血气形志篇”等对腧穴定位法；《灵枢》“经筋”、“背腧”、“五邪”篇等对阿是穴定位的客观指标：《灵枢》“本输"、“寿天刚柔”、“五乱”“九针十二原"、“邪气藏府病形”、“经脉”、“背腧”等篇对特定穴理论均有所论述。特别是对五输穴理论，阐述比较全面。还有原穴、下合穴、十五络穴、五脏背腧等也都有载述。
《内经》的腧穴理论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例如《灵枢》“经筋”、“背腧"等篇中“以痛为输”及“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等观点，宋代的王执中在临床应用上就深得其中三昧，如治哮喘，按压肺俞穴出现“其疼如锥刺"；治疴症，按压风池“皆应手瘦疼"；治梦遗，点按“肾俞瘦痛”；治咳嗽，“以手按其膻中穴而应”；治痢疾，“为按其大肠俞疼甚”；治带下，按带脉穴，“莫不应手瘦疼”等等，然后在其处施灸或用火针刺治皆获良效。又如金代的刘完素，即以善用五输穴、井穴、原穴而擅名，在他的著作《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约有20多种病证用到针灸治疗，用穴总数仅30余个，且多数是五输穴，不少疾病仅用-一个井穴或一一个原穴治疗。还有李东垣重视脾胃学说，在《脾胃论》中的“大肠、小肠、五藏皆属于胃，胃虛则俱病论”，就是继承了《灵枢·本输》篇中“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的观点而来的，他认为上下巨虚虽分属大小肠，但皆属足阳明胃经，故脾胃虚弱可用上下巨虛施治。
《内经》虽然对灸法论述较为简略，但针法成就则是显著的。从《素问.宝命全形论》等记载看，当时既有金属针，又有石制的砭针、铮石。而针具又有九种不同形状、不同用途。《灵枢》“官针”、“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素问·针解篇》等对九针的名称、取法、长度、形状.作用、主治、操作法、注意事项等均有描述。此外，《灵枢》“寿夭刚柔"、“官针”、“经筋”及《素问·调经论》等还有“焠刺”、“燔针”之说，开后世火针温针治病的先声。《素问·缪刺论》、《灵枢·官针》篇等记载了各种刺法，如恢刺、扬刺、偶刺、合谷刺、大写刺、赞刺、络刺、豹文刺、毛刺、浮刺、短刺、缪刺、巨刺等，内容丰富足资借鉴。关于放血刺络疗法，在《内经》的针灸治疗学中，更有特殊重要地位。全书一百六十篇中，有40多篇涉及此法的应用，诸如疟疾、腰痛、癫狂等的治疗，不少是采用放血手段的。至于针剌补泻手法，《素问》“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调经论”、“针解及《灵枢》“官能"、“小针解”等篇均有所论述，阚明了补泻方法的操作及主治范围等。对针刺得气，《内经》中有较广泛的讨论，在《灵枢》“终始”、“九针十二原”、“小针解”等篇章就强调了得气与疗效的关系。还有针刺深线、留针、出针.针刺禁忌等也有较广泛的讨论，尤其是《素问》“诊要经终论”、“刺禁论”、“四时逆从论”中提到的针刺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少可作前车之鉴。
《内经》中有关针法灸法学成就对后世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之大，也是极为深远的，首先是关于针刺得气候气的理论，元初著名针灸家窦汉卿受其启发，他在《针经指南.标幽赋》中描绘了针下得气的手指感应。与他同时代的晚辈罗天益于《卫生宝鉴》一书中说他曾向窦请教针法，窦说：“凡用针者，气不至而不效。"后来，罗与当时另一位杰出针灸家忽泰必烈谈论及此，忽君也深表赞同。再从<针经指南所载十四字手法来看，也是导源于《内经》，只不过经他作了一番加工整理概括提高而已。再如放血刺络疗法，对后世这个流派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金元时代的张子和，就以善用刺络放血而卓然成家，他的学术渊源从《儒门事亲》一书中就可看出，是既遵《内经》遗训，而又发展了了《内经》学说的。
《内经》的针灸治疗处方甚多，《灵枢》“根结”、“四时气”、“五邪"、《素问》"咳论"、“痹论"等，确立了选穴处方两大原则，即按经选穴原则和按脏腑选穴原则。关于病所与选用穴位的关系，归纳《灵枢》“终始”、“官针”、“海论”、“厥病"、“上鹏”等篇所述，可知有局部选用、远隔选用，局部与远隔配合选用三个方面。《内经》 记载了三十多类病证的针灸处方，其中对热病、疟疾、痹证、腰痛、心腹痛、水肿、癫狂等叙述尤多。
这些针灸治疗处方学成就对后世影响也显而易见，如分部选穴处方原则，晋隋时代的名医陈延之就体会很深，并称之为近道法、远道法。（《小品方》：“师述日：孔穴去病，有远近也。头病，即灸头穴；四肢病，即灸四肢穴；心腹背胁亦然。...为近道法也。远道针灸法：头病，皆灸手臂穴；心腹病，皆灸胫足穴，左病乃灸右，右病皆负左。”）又如“按经取穴"原则，对王叔和、李梃、徐灵胎等人的学术思想颇有影响。《脉经》中“平三 关阴阳二十四气脉第一”所述左右寸关尺二十四种病证及脉象所刺部位，多无具体穴位，只提刺其经脉。再如张洁古、云歧子对伤寒热病的治疗，也多取法《内经》，除了重复《素问·刺热论》热病五十九刺取穴法以外，其热病汗不出、伤寒结胸、痞气三阳头痛、三阴腹痛、伤寒少阴病、阴毒症的治疗，也是在《内经》针灸治热病的理论基础上发挥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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