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留在山西的京津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一场以返京（津）为目的活动，整个活动历时四、五年的时间，曾集体进京上访，签“万民折”等等，经过这些知青的不懈努力，最后在八十年代末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北京市政府放宽了知青回京的条件，使得大部分知青得以返京。
笔者搜集到一些这次活动（其实可以称作为运动）的一些原始资料，陆续推出。今天展示的是1986年署名为“众言”所写的《京津知青在山西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京津知青在山西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向青年发出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党对先进青年的号召，是一个号召。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极左路线也深深地渗进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工作，把号召变成了对一部分知识青年政治迫害的手段，把号召变成了强制推行的政策，而且愈演愈烈。到了文革期间的六八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刀切”地把知识青年全部驱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极左路线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回避、掩盖的。否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决不是马列主义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广大知青翘足引领，望穿秋水，盼望着彻底打碎禁锢他们的极左的枷锁。在山西插队的原北京、天津知青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活动，要求上级机关解决他们的返城问题。知青认为他们是“文革”中被迫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再教育”。全部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当前谁有门路，谁有钱就可以回去的状况只能助长不正之风，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
一些知青反映，“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京津知青共计十万八千多人，十八年来，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已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陆续返城，剩下的一万五千人思想波动很大。由于去年部分知青在北京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后有关部门解决了一小部分知青返京问题，但大部分知青的要求未能解决，之后，在去年7月份、10月份、12月份及今年1月份、7月份知青们先后五次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前两次是以忻州地区原北京知青代表团出面，后三次以全省知青代表团出面）。可是五次上访仍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今年3月底，大部分回京探亲的原知青返晋。山西省委为保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安全，在晋组织了四十人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汇报团”在晋各地、市汇报讲演。但在各地都受到原京津知青们的抵制。在忻州市，知青们组织了无声的游行了，在临汾市，知青们在街头广场举行集会进行演讲，散布宣传材料。他们对“文革”期间的“六八式”插队形式与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这部分知青绝大部分是一九六八年在极“左”思潮的迫使下，中断了学业，违心下到农村的，甚至是被驱赶、流放到农村的。他们说如果按“六八式”一代代插队下去，就是摧残人才，践踏知识，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知青们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返城范围，也要求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如工资偏低，住房不好，工种调换，探亲假增加等。去年知青回京探亲有些做法使人不愉快，比如：春节回家得向所在单位写保证书，有的甚至叫到派出所，让吃让喝让看电视，就是不让到处走。知青们对此非常反感，进一步加深了不满情绪。
目前，万人签名活动还在全省各地知青中进行，各地知青们纷纷集会、游行。但是，某些人视而不见知青们历尽的磨难，而以郝建秀代表中央书记处针对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表态为借口，用“既成事实、维持现状、维护安定团结、少数人闹事”的大帽子去压制知青的正当要求。殊不知，郝建秀同志同时也并不否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一刀切”办法是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这些人以做知青们思想工作为帽子，威胁、恐吓、分化、拉拢、利用、斥责，甚至动用公安部门跟踪盯梢，收容检查、传唤通知，不择手段地迫害知青。这违背了共产党有错必纠的原则，降低了党在知青中的威信，直接损害了共产党的光辉伟大的形象。这些人置党的原则、党的威信而不顾，继续他们极左的一套，维护极左路线的产物。他们的立场就令人怀疑。
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到底错在哪儿？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别人无法解释的道理，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如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平息这个风波是困难的。如果处理不当，将会使事态扩大和激化。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情况，继续研究解决，特别是解决知青三种人以外的返京问题。
众言 一九八六年八月
这份《京津知青在山西发起万人签名活动》文中所提到的两件事情说明一下：
1、“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汇报团”：1986年1月，山西省从各地北京知青中找了几十个平时听话，对返京兴趣暂时还不太大的知青组成了一个名曰“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在全省各地及北京进行讲演汇报，以抵消知青活动的影响。
2、万民折：1986年4月13日，忻州地区五百名知青举行集会，宣读了《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号召同意此信观点的知青在上面签名，发起了全省万人签名（又称“万民折”）活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征集到知青签名6900余人，可以说当时仍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签了名，最后制作了有80多页的“万民折”，装订成厚厚的一本。“万民折”复印了50份，由36名知青分为6个小组进京递交国家最高机关和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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