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602
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渊禅让皇位于李世民。公元626年9月4日李世民登基，次年改元贞观，在《易大传》中有“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之语。由此，唐太宗李世民开启了被后人争相赞颂的“贞观之治”。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贞观之治”顶多只能被称为“治世”而不能被称为“盛世”。
史书上的溢美之词
“商旅野次，五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这是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中的话，这本书“义在惩劝”和“志在匡君”，为君主树立榜样，也真是因为这样的目的，《贞观政要》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夸大了贞观时期社会的繁盛景象。
《贞观政要》其实是呈给唐玄宗的，但并没有受到玄宗重视，但是在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却受到很大的重视，并对其中描绘的“盛况”羡慕不已，称“贞观”时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这其中的缘由也不必多说。
由此，随着《贞观政要》得到历代皇帝的吹捧，《贞观政要》中对于“贞观”时期的描述逐渐深入人心，上述记载便成了对“贞观之治”的最佳描写。
吴兢《贞观政要》
“贞观之治”盛世下的真相
我想，盛世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百姓生活相对提高。那么，我们首先就从史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相关描写来看看“贞观”时期是否真的是盛世。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
“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
“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着来往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传输。”
“即日徭役，不下隋时。怀、洛以东凋残，人不堪命。”
李世民
贞观初年，接连发生饥荒、蝗灾、水灾，而且大水的范围十分广泛，使得黄河地区很多州县“田畴废业”，这样一种状况是和《贞观政要》中的记载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在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麹文泰来唐访问，看到秦陇一带城邑萧条，作为身处西北的高昌王，言当时的秦陇地区萧条，可想而知，至少不会十分繁荣。
而于此同时，对徭役的征发似乎也未曾放松，不管是战时还是战后。第四条便是唐太宗在灭了东突厥后的徭役情况，与之前的“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费”相比似乎并未轻松多少。
这些状况并非少数，在史书之中具有大量类似的描写，就不便依依列举，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其他的记载更具客观性。仅仅从天灾人祸看来，贞观也远远无法达到《贞观政要》的水准。况且当时的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户，相比于隋朝的九百多万户人口实在是相差太多，隋朝人口的数量知道玄宗天宝年间才得以超越，可想而知，贞观年间，其经济发展与人民的生活状况顶多算是在恢复阶段，而且仍然贫穷，根本无法达到盛世的标准。
唐代人口数量
“贞观”时期可以被称为治世
“贞观”年间我们无法将其称为盛世，但或许可以将其称为治世。
为何贞观时期可以被称为“治世”呢？
尽管“贞观”时期的经济确实不很发展，但是在太宗时期，文治武功也有所发展，这里仅从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来谈。
（一）政治方面
1、任用人才。唐太宗注意对人才的选用。尽管当时的政治依旧受到关陇集团势力的影响，但是唐太宗麾下的人才却是来自各个集团和阶层。
李世民任用广泛
2、完善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六部制度尽管在隋朝已经建立，但是仍不完善。唐太宗的特别创举便是设立了政事堂，使得三省长官能够聚在一起讨论军国大事，对于政治上“上下同情”是很有益处的。
唐代三省六部制
3、善于纳谏。我们都熟知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惊叹于李世民与魏征之间那种良好的君臣关系。但事实上，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所言《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唐代贞观年间大臣进谏的现象很是普遍。
赵翼《廿二史札记》
（二）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我着重讲一下唐太宗灭东突厥的事情。
突厥一直是隋唐时期中国的主要威胁之一。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派遣刘文静向东突厥上表称臣。
公元629年11月，东突厥将军雅尔金和阿史那杜尔率军袭扰河西，虽然此次东突厥无功而返，但却为李世民反击东突厥找到了借口。随后在战争中，苏定方攻下了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颉利可汗西逃。唐朝在此次战役中俘虏东突厥十余万男女。不久，颉利可汗在前往吐谷浑的路上被擒，东突厥被灭，李世民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天可汗”。
唐太宗在位期间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唐太宗的武功确实令人佩服。唐太宗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无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贞观之治”不是盛世，那么开元盛世多少也与太宗有点关系。
唐灭东突厥之战
总结
“贞观时期”的确不是盛世，但也可称为“治世”，唐太宗在位时期刚刚历经隋末大乱，这一客观情况无疑为其打造盛世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唐太宗在其弥留之际，对高宗说“如吾，不足法也”。不管如何，太宗给后世君王留下了一个可以效法的形象，不管是否真实。
历史的烟味儿
严格的说贞观时期也不能算成是盛世的，因为那个时代也有吃不饱、穿不暖、四处漂泊的黎民百姓。盛世都是官方的说法，用来粉饰太平的。
司马公说历史
贞观之治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非常有名的盛世了，唐朝初期李世民创立的一个盛世时代，成了后世无数人非常向往的一个时期。不过，所谓的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而关于贞观之治，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假的盛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贞观之治是虚假的盛世，唐朝当时的国力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1.贞观之治简介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2.为什么说贞观之治是假的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3.唐朝和隋朝哪个更富裕
长久以来，“贞观之治”深入人心，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富强的、国力鼎盛的时代。相比之下，隋炀帝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与“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江南巡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相联系在一起。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将隋炀帝描述为昏君暴君，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的亡国是“极盛而衰”，并非常见的“积重难返”，他统治时期的富强程度是唐太宗统治时望尘莫及的。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率军灭了南陈，隋朝进入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周边局势稳定的新时期。到了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隋朝仓廪丰实，后人称赞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大业十多年间的富强程度，唐朝竟要花费了一百年的时间，历经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能够重新超越。
相比起隋朝大业年间，唐太宗的贞观时期似乎远非一个“黄金时代”。隋炀帝时期的富强令唐太宗艳羡不已，以至于大业年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成了他心目中的“标尺”。史料中记载太宗多次向臣下询问：本朝比起大业年间如何?魏征等大臣也常常诚实地回答他“度长计大，曾何等级?”这意思就是说简直不成比例。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富强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隋炀帝为国家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开凿大运河，一时引起千夫所指。但他开凿的大运河泽被后世，沿用至今;他召开的外国酋长大会气势恢宏;他对突厥的威慑、对吐谷浑的进攻彰显了隋的国威，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个伟大帝国的形象。当他对高丽发动进攻的时候，百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四十天方走出洛阳城，旌旗绵亘千里，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可是月盈则蚀，盛极而衰，当两百多万民夫夜以继日在皮鞭催促下为前线运粮之时，当山东民夫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为军队制造战舰以致下身溃烂生蛆之时，这种富强就势必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
当然，唐太宗自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的成功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人民群众相信他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的纳谏，他的气度，他对人才的爱护，对司法的审慎，无疑都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唐太宗时期，国力并不十分强盛，老百姓的负担也不少，但是，唐太宗能够做到公平对待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让每一个老百姓都享受贞观盛世带来的利益。这就是当时百姓称赞“贞观之治”的原因，也是被千载传颂的根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