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中國政府高級代表團考察歐洲的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等五國，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級代表團考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我國改革開放產生了深遠影響。
選擇考察歐洲五國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元年。這一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個農戶簽了一份摁著手印的協議，把農田分到戶，小農戶推動了中國大改革。這一年連續召開了三個影響中國命運的重要會議，即國務院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一年是改革開放初期政府組團赴發達國家和地區學習考察最多的一年，目的地主要是西歐、東歐、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和我國香港、澳門地區，由國務院以及國家各部委、各省市區組團，帶隊者是國務院領導和國家部委、地方主要負責人，如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參團成員是國家部委和地方分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以及從事專業工作的同志。
谷牧率領的代表團考察了西歐的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等五國，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共36天，行程涉及五個國家的25個城市，考察了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研究院所等80多個單位，主要考察工業、農業、交通、電力、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況。
在1978年所有赴國外學習考察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中，谷牧率領的代表團規格最高、規模最大、在外時間最長，是唯一一個由國家領導人帶隊、七位省部級幹部參加的代表團，在國際上特別引人注目。國際評論人士用“火力偵察”來形容我國政府派團到國外考察。當時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隔離太久，對他們的成見太深、瞭解太少，用“火力偵察”有一定道理。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拉開序幕，向發達國家學習、推動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目的。
要了解當年為什麼急於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學習，尤其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首先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新中國成立後，主要是向蘇聯學習，當時過早過急限制和清除非公有制經濟，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為新中國迅速恢復經濟、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平均主義、缺少靈活性等弊端也非常明顯。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鄧小平在1977年關於科技和教育有一段精彩講話，即後來廣為流傳的論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說：“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僵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人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中央決定派出大批領導幹部走出國門，學習發達國家的做法和經驗，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趨勢。
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而西歐是歐洲最發達區域、三次產業革命的發源地、世界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的中心之一。西歐雖然也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但其擁有先進科學技術、雄厚經濟實力，總體上充滿活力，保持較快發展速度，一直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中美高層接觸，並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與西歐的隔斷開始逐步打破，向西歐學習科技、經濟、教育等成為當務之急。
代表團共25人，全部經谷牧親自挑選，除外交部禮賓司的兩位官員負責外交事務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負責經濟工作的官員，主要為省部級和司局級幹部。由於任務是考察歐洲五國的工業、農業、交通、科技、教育和核電、港口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因此代表團成員主要是分管上述工作的領導，或相關領域的專家。主要成員是：谷牧，代表團團長、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彭敏，代表團秘書長、國家建委副主任；錢正英，水利電力部部長；張根生，農林部副部長；葉林，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楊波，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李灝，國家進出口委秘書長、專職委員；王維澄，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主任。從人員構成可以看出谷牧用心良苦、意圖明確，即用盡可能短的時間，學習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
第一次出國的“尷尬”
1978年5月2日，代表團乘坐專機飛抵歐洲五國考察的第一站法國。那個年代，中國與國外的交往並不多，隨團的外交部官員到過歐洲，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到過蘇聯、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這麼多成員，包括谷牧副總理和幾名省部級幹部，竟然都是第一次出國。外交部禮賓司在出國之前給代表團作了一些培訓，介紹歐洲國家各方面情況，包括禮儀等日常生活知識。由於思想觀念、生活習俗等方面反差太大，遇到的情況還是讓大家始料不及，並出了一些“洋相”。
當時，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瞭解，大多來自教科書和宣傳資料，很難看到介紹西方國家真實情況的進口書籍和影片。即使是駐外機構，也受到很多約束，他們不能隨意外出看電影，只能看國內送去的影片。受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束縛，他們不敢介紹西方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因此，大家獲得的基本都是負面信息：西方的工人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救；西方一天天爛下去，已經日薄西山，正在作垂死的掙扎；西方經常爆發經濟危機，工人失業，過著貧困的生活，農民往地溝裡倒牛奶；西方人們精神空虛、自私自利；等等。
當代表團踏上歐洲的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與過去的定性思維形成巨大反差。他們看到的是現代化的城市、先進的工廠、繁忙的交通，人們勤勞工作、生活幸福。工人住的是別墅，汽車、電器等一應俱全，即使失業，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會穩定。許多企業讓工人參股，參與企業的管理和分紅。如聯邦德國赫斯特化工公司，有46萬股東，沒有一個股東的股份超過總股份的1%，全公司8萬工人中有一半的工人有股份。城市居民住房人均達到20~30平方米。城鄉差別基本消除，農民的生產水平、收入水平與城市相當。代表團所有成員都用“震撼”“真沒想到”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代表團在日常生活中的煩惱也不少。在國內上廁所從沒有付費的做法，而國外很普遍，大家對這方面的知識一無所知。參觀著名的凡爾賽宮時，幾位同志內急找到廁所（國外稱洗手間），但要付費才能進去，一下把大家難倒了，他們面面相覷、不知所措。當時費用是代表團統一管理、統一使用，個人身上沒有一分錢外幣，只好緊急向大使館求助，大使館馬上派人送來一些零用錢。大家自嘲是衣冠楚楚、身無分文。
當時國內的房屋很少有玻璃門，而歐洲國家的賓館、商場、政府大樓、寫字樓基本都是玻璃門。出國之前，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看起來無門實際有門的玻璃門，不要碰到玻璃。大家每次進出大樓都小心翼翼，但還是出了一些小意外。禮賓司司長是團裡的大忙人，只顧照顧大家，反而忘了自己給別人的提醒，在法國馬賽市一家賓館，出門時只顧往前衝，一頭碰到玻璃門，把眼鏡都打碎了。
差距比想象中大
20世紀70年代，我國工業、農業、交通、科技、教育等都比較落後，與發達國家有比較大的差距。代表團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差距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程度高。當時西方國家已廣泛採用電子計算機，許多地方都實現了自動化，如原子能電站、鋼鐵企業、汽車製造廠、機場和地鐵等。與我國同行業、同類型企業相比，生產效率的差距令人驚歎。1977年聯邦德國褐煤產量為1.23億萬噸，職工只有2萬人；聯邦德國來因—威斯特伐利亞電力公司所屬的一個露天礦，年產褐煤5000萬噸，職工只有2000人。我國當時露天煤礦年產5000萬噸，需要16萬工人，我們的人數是聯邦德國的80倍。大家還了解到，全世界其他國家煤炭工人加起來還沒有我國多。法國馬賽的索爾梅爾鋼鐵廠，年產350萬噸，工人只有7000人；我國武漢鋼鐵公司，當時年產鋼230萬噸，職工67000人。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裝機容量2.6萬千瓦，職工298人。
二是交通發達，形成了鐵路、公路、航空、海運、內河的立體交通網絡。萊茵河在聯邦德國境內只有幾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兩米多，但他們採取多種措施開發利用，年貨運量佔當時聯邦德國貨運量的20%以上。聯邦德國有公路47萬公里，高速公路7000公里。我國廣東省的面積與聯邦德國相當，但當時的通車裡程只有聯邦德國的1/10。我國長江干線比萊茵河的聯邦德國段長三倍，而運量只有萊茵河的1/6。港口規模大、效率高，安特衛普、馬賽、漢堡等港，深水泊位均超過我國的總數。集裝箱運輸基本普及，裝卸速度大大提高，一艘萬噸以上貨輪，過去裝散貨，需要四天時間，當時裝集裝箱，只要十幾個小時。聯邦德國總統瓦爾特·謝爾在位於萊茵河邊的總統府接見代表團，他深有感情地說：你看我們的萊茵河多麼勤勞。谷牧回應說：我們的長江比萊茵河長，但運量小得多，不是我們的長江不勤勞，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
三是農業機械化程度高。從耕地、播種、施肥、中耕除草、收割到初步加工，全部實現了機械化。家畜、家禽飼養也逐步機械化、自動化。法國有拖拉機157萬臺，平均180畝耕地一臺，聯合收割機15萬多臺，平均每千畝穀物一臺，農業人口只佔全國總人口的10.6%。丹麥有耕地4300萬畝，農業勞動力只有13萬人，佔全國總勞動力的6.7%，生產的糧食、牛奶、豬肉、牛肉等，可滿足三倍于丹麥的人口需要。
四是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健全，全民科技水平較高。位於慕尼黑的德意志技術博物館，有28個展覽部，用實物展出各種技術的發展歷史，如汽車、火車、發電機等從開始發明直到目前的水平。每年參觀者達150萬人次。博物館內有六個表演教室，僅金屬加工表演教室一年就有1000個班級的學生在此學習。瑞士在1930年就頒發了《職工培訓法》，要求技術工人必須經過專門訓練，在職工人要參加業餘深造。全國有15所中等技術學校、8所技術夜校，每年有10萬人在校接受技術訓練。瑞士、丹麥等國，農莊主的兒子要接受父親的遺產經營農莊，必須取得兩種證明：一是九年制國民教育畢業證和農業技術學校畢業證；二是在農莊勞動三年的證明，其中一年必須在別人的農莊
勞動。
五是以科技為支撐，重視科技的投入和研究。法國成立了以政府總理為首的各部聯合科技委員會和全國科技總代表處，負責制訂全國科技政策，協調科研計劃。1974年科研費用達230億法郎（約82億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瑞士有500多個研究所、11所高校，僅蘇黎世大學就有59個自然科學研究組。1975年，政府支出的科研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5%。聯邦德國赫斯特化工公司有16萬職工，其中1.3萬人從事科研，1977年投入科研經費10億馬克（約8億元人民幣），佔營業額的4%。
六是注重引進先進技術和專利。在發展先進技術方面，能製造的自己製造，不能製造的從國外引進專利的，引進不到專利則購買關鍵零部件，創立自己的品牌和型號。如法國、聯邦德國、比利時等國家都在生產集成電路，大部分是從美國引進專利，在此基礎上積極研究新技術。法國核電站的反應堆使用美國西屋公司的技術專利，但在此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在增殖堆的研製方面走在美國前面，居世界首位。
七是資本集中，生產更加社會化。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優勝劣汰，合併、兼併大量出現，形成一批有規模、有實力的大企業。法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企業兼併出現高潮，到70年代形成了20多家大型企業集團。據統計，法國2000人以上的大企業只佔全部工業企業的5‰，但職工人數佔全部工業行業人數的38.6%，營業額佔全部工業營業額的45.1%。瑞士在20世紀50年代有兩萬家工業企業，到1977年只有9448家，工業產值的80%為100家大企業所創造。大企業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如丹麥的大東公司（寶隆洋行）在55個國家有205個分公司。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在法國生產機頭，在德國生產機身，在荷蘭和英國生產機翼，在西班牙生產尾翼，在美國生產發動機。
八是經濟週期性波動較大。由於五國都是市場經濟國家和外向型國家，一般都採取“大進大出”模式，即大量進口原材料，大量輸入產品。法國、聯邦德國每年都要消耗石油一億噸，而本國幾乎不生產石油。石油危機以來，油價漲了五倍，給完全依賴石油的這些國家帶來很大影響。當時代表團看到許多工廠開工不足，聯邦德國的化纖工業只開工一半。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在同代表團會談時說，從世界政治的角度看，目前經濟上的混亂要比軍事戰略方面的問題更令人擔心。
有壓力更有信心
歐洲五國考察，使代表團成員親身感受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他們認為整體上至少落後20年，主要是管理水平、技術程度、勞動生產率等，如按人均生產水平比較，差距更大。
代表團成員都是行家裡手，善於從比較中學習。他們有壓力，但更有信心。歐洲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一直戰火不斷，國民經濟遭到嚴重摧殘。但是，戰後歐洲迅速復興，再次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歐洲五國實現現代化的時間並不長，基本上是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只用了約20年時間。他們的主要做法是利用馬歇爾計劃和美國的技術，利用欠發達國家的廉價原料，把用於軍事方面的科學技術，如電子、原子、宇航、化工等，逐步應用於民用部門，改造老的工業，發展新興工業，使國民經濟逐步恢復並快速發展。聯邦德國鋼產量到1956年恢復到戰前水平2300萬噸，1974年最高曾達到5320萬噸。丹麥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從1957年到1970年，只用了14年。
中國經歷了戰爭的創傷，國民經濟的基礎較弱，但是新中國建立後，經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我國能否用20多年實現四個現代化？代表團考察歐洲五國後，更加有信心了。在聯邦德國考察時，駐聯邦德國大使張彤放了一個聯邦德國的紀錄片，反映德國戰敗後經濟從破敗到復甦的過程。當時士兵衣衫襤褸，柏林城鄉一片廢墟。戰後僅僅20多年，國民經濟就完全恢復了。大家感到很震撼，對這個紀錄片印象非常
深刻。
代表團所到之處受到各國各地熱情接待，給予很高禮遇，有的是破格禮遇。代表團乘坐專機，各地紅地毯迎賓；法國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並主持會議；比利時國王和丹麥女王在皇宮設宴款待代表團；各國的工商界人士爭著同代表團接觸。西方國家對中國代表團如此熱情，主要是西方國家的經濟遇到一些困難，而中國正在崛起，希望與中國加強經濟貿易合作，獲得更多商機。代表團成員大都是經濟工作部門的負責人和專家，對國內的需求非常瞭解，對西方先進的做法也熟悉，在許多場合知根知底，有關合作一拍即合。
起草《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
考察歐洲五國的最終成果體現為總報告《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和系列分報告。1978年6月7日，代表團完成所有考察行程後，從聯邦德國乘飛機回國，當時先飛抵新疆烏魯木齊，有兩天休整時間。剛到達住地，谷牧副總理馬上召集王全國、李灝、王維澄三位同志開會，組建考察報告寫作班子。谷牧說，其他同志可以休息放鬆，但是你們不能，要趕快起草考察報告。李灝作為主筆人，在烏魯木齊草擬了寫作提綱，回到北京後起草了初稿，經過反覆討論和修改，1978年6月22日，最終形成1.5萬字的《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谷牧審定後，呈報中央領導同志。《報告》成為1978年下半年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參考材料。《報告》內容主要包括：
一是擴大進出口貿易。為了增強支付能力，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設備，大規模地開發煤炭、石油、有色金屬、非金屬礦山，爭取幾年後有相當數量的燃料、原料出口，這樣可以很快償還引進技術設備所需的費用。我國一些大型企業機器設備老化，通過補償貿易可以迅速進行技術改造，再用銷售收入償還借款。我們當時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作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舉債經營是很正常的事。同時，放手大搞來料加工和裝配業務，以進養出，逐步發展到自己製造。
二是發展科學技術。建議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對生產工人、農機手，要有計劃地培訓，實行嚴格的考核制度，技術上不合格的不準上崗。對經濟部門、工廠企業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有計劃地進行輪訓，提高業務能力和管理水平，業務上不稱職的，不能當領導。應多辦中等技術學習，加強職業培訓。加強與國外的技術交流，增派留學生。
三是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中央計劃高度集中、地方自主權過小的局面。建議中央成立一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小組，吸收地方的領導同志參加，儘快研究出辦法。這次考察直接推動了經濟體制某些方面的改革。如對外經濟不再全部集中在外貿部，發揮其他部門的優勢和積極性。又如大使館要研究經濟問題，大使館所報的經濟情況，不應只停留在外交部內部，還應給其他部門參考。
四是加強農業基礎和電力、交通先行。建議制訂《森林保護法》，切實加強造林、護林工作，加強三四十億畝草原建設，發展畜牧業。建議加快發展水電，加快建設坑口電廠，加快研究利用石煤、油母頁岩等低質燃料，填補核能利用的空白。建議加快港口、鐵路建設，並重視內河和公路的建設，特別是要重視發揮長江及主要內河的作用。
《報告》最大的亮點是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提出了建議。實踐證明，這些建議不僅操作性強，而且對我國改革開放產生了深遠影響。
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專題聽取彙報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非常重視這次考察。“文革”結束後中國朝什麼方向走？鄧小平力主改革開放。他認為只有改革開放才能解放生產力，迎頭趕上世界經濟發展潮流。1978年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鄧小平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是科學技術的中心，要走出去、請進來，虛心向別人學習。他非常讚賞和支持派政府高級代表團到發達國家考察學習，因此1978年出現密集地派高級幹部走出去的局面。
谷牧率團出發前，鄧小平專程到北京飯店與代表團成員見面，囑咐谷牧和全團同志“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為代表團指明瞭方向和重點，代表團牢記責任和使命，圓滿完成了任務。代表團回到北京後，鄧小平約見谷牧，聽取考察彙報。鄧小平認為考察很成功、很有意義，對改革開放有借鑑和推動作用，建議中央政治局專題聽取彙報。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聽取谷牧關於考察歐洲五國的彙報。出席聽取彙報的中央領導同志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烏蘭夫、紀登奎、蘇振華、吳德、陳錫聯、聶榮臻、陳慕華、王震等。谷牧作了精心準備，儘量讓彙報更簡短清晰，但他沒有料到，會議開得如此之長，從下午3時30分，一直到晚上11時15分，共7小時45分。中央領導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感到震驚和震撼，在谷牧彙報時不斷提問和插話。中央領導同志感慨地說：對於國外的情況，我們過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講國外的優勢和我們的差距。谷牧這次考察，把國外的情況真正講清楚了。發達國家發展很快，我們的差距很大，必須迎頭趕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國家成了一片廢墟，他們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也不好，時間也不長，對此，我們應充滿信心。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說：出去了幾個代表團，這次谷牧同志又考察西歐五國。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是一面鏡子，可用來照照自己是什麼情況，沒有比較不行。建設四個現代化，23年可不可能？是可能的。
谷牧長子、原解放軍總參某部少將劉念遠在回憶文章《谷牧：開放前夕率團赴歐“偵查”》中講道：中央政治局聽取谷牧彙報不久，聶榮臻元帥還覺得不過癮，讓父親到家中詳細介紹出訪西歐的情況。一進門，父親剛想從公文包裡拿出考察報告，聶帥就擺手說：“不用拿了，谷牧，你這個報告寫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顏色的鋼筆、鉛筆，做了好多記號、眉批。真想到當年留學和工作過的國家走一走，看看他們戰後是怎麼發展的，可是我80多歲了，走不動了。現在借你的眼睛，逐個給我介紹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變化。”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晚上9點，聶帥還留父親在家吃晚飯，言猶未盡。
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聽取谷牧的彙報後，提議召開國務院務虛會議，討論如何向發達國家學習，加快我國現代化步伐。1978年7月6日，國務院務虛會議召開，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說：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在20世紀末實現現代化，而是要比原來的設想更快的速度來實現這個任務，要在20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我們應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我們的建設。
谷牧率團考察歐洲五國，是國門初開時的重大舉措，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重要信號，即中國將走對外開放之路，有力推動國內改革。這次學習考察，代表團看到了差距，感受到了壓力，也增加了信心。這次學習考察，在當時的思想大解放和中央改革開放決策中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黨校副局級校委委員、深圳市政協委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