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諸篇章次多有與今本《詩經》相異者。以《秦風》為例，其存詩十篇，《晨風》《無衣》僅有殘句，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八篇中，章次與今存《毛詩》不同者達四篇之多，值得專門討論。本文選取《黃鳥》一篇試作探究。
《秦風·黃鳥》共三章，為方便敘述，茲引全篇如下：“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針虎。維此針虎，百夫之御。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安大簡《秦風·黃鳥》篇的文字與今本《詩經》大體相同，個別不同之處，如“奄息”作“奄思”，“仲行”作“中行”，屬於常見的文字通假，可暫且不論。其章次則與傳世本《詩經》有異。傳世本第一章在簡本中置於最後，成為第三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位置則依次前移。通過《黃鳥》文本自身和相關文獻記載所提供的資料，從古代禮制及《詩經》的比興藝術和敘事規律等方面著眼，總體來看，今本三章的次序更為合理，下面就此逐點分述。
關於該篇的主旨，《小序》說：“《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針虎也。”秦穆公以三良為殉之事，亦見於《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從詩史互證的角度來說，《左傳》的這一記載是第一等重要的證據。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在唐代所傳《左傳》文本中，“子車氏”記為“子輿氏”，“輿、車字異義同”。這處異文從一個側面說明《左傳》的記載不是來自《詩經》，而是有著獨立的史料來源。《左傳》中，記某氏之子，意即某氏的兒子。《左傳·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杜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孔穎達《正義》：“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雲‘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由上可知，《左傳·文公六年》“子車氏之三子”一語，意謂奄息、仲行、針虎皆為子車氏的兒子，系兄弟三人，這對《黃鳥》篇的章次判斷有著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是一個禮制社會，尊卑長幼之序，是禮制的首要內容。《禮記·曲禮》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左傳》記載的子車氏三子的排序，在《黃鳥》篇中的體現，就是第一章首先記述奄息，第二章述及仲行，尾章則言針虎。因詩篇既歌詠兄弟三人，自然是以長幼排序，不會是弟在前而兄長反置其後。子車氏三子的長幼之序，可以從古代的名字制度來進行考察。這一問題在學術史上曾有提及，而尚未在當代《詩經》研究中得到充分討論，須加以辨明。關於“子車奄息”，《毛傳》說：“子車，氏。奄息，名。”“子車仲行”，《毛傳》無釋。《鄭箋》說：“仲行，字也。”“子車針虎”，《毛傳》《鄭箋》皆無釋。以《毛傳》體例，前文既已注“奄息”為名，其後的“仲行”“針虎”就不再出注，即默認其亦為名，而鄭玄以為其中有名、字之別。按：古人的名和字都是某人私名，名和字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據禮書記載，“名”由父親所取。而“字”則是成人行冠禮時，由“賓”根據冠者的“名”之義所取。“字”的構成有三部分，其中必有“伯、仲、叔、季（或孟、仲、叔、季）”作為排行字。所以《儀禮·士冠禮》所記字辭曰：“……伯某甫。”又說：“仲、叔、季，唯其所當。”賈公彥《疏》就此解釋道：“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詩經·大雅·烝民》中記有輔佐宣王中興的名臣“仲山甫”。“仲山甫”的“仲”為其在家族中的諸子排序，“甫”又寫為“父”，系通用的男子美稱，往往可以省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子車仲行”在子車氏諸子中排行第二，詩人將其置於詩篇的第二章中記述即緣於此。
關於“仲行”系“字”而非稱“名”，清代著名經學家馬瑞辰曾有不同看法。他在《毛詩傳箋通釋》引用《傳》《箋》諸說後提出：“然奄息、針虎皆名，則仲行亦名耳。”馬氏對《詩經》訓詁多有灼見，然三良皆名、仲行非字之說則太顯拘泥。其實，孔穎達在《正義》中對此已有通達的解釋。他說：“《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以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針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或名或字，取其韻耳”，一語道破事物的本質。詩人利用有限的語言空間，在歷史敘事與藝術表達之間，作出最為合理的剪裁，不愧詩歌藝術的經典。詩篇三章以“交交黃鳥，止於棘”“交交黃鳥，止於桑”“交交黃鳥，止於楚”起興，引出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秦穆殉葬之事。考察其所比、所興，亦可窺見《黃鳥》一篇章次安排之匠心。
關於《詩經》中賦、比、興的意蘊，有各種解釋，朱熹《詩集傳》所釋較為穩妥。《詩集傳》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黃鳥》何以用“止棘”“止桑”“止楚”起興，說法各不相同。《毛傳》《鄭箋》和《孔疏》認為：黃鳥止於“棘、桑、楚”為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以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是以為《黃鳥》篇的興象所用類乎反諷。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言：“《傳》《箋》說皆非詩義。詩蓋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於桑’，是其證也。又按：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止桑、止楚為喻者，棘之言急也，桑之言喪也，楚之言痛楚也。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如松之言容，柏之言迫，慄言戰慄，桐之言痛，竹之言蹙，蓍之言耆，皆此類也。”
由上述馬氏之辨析可知，《黃鳥》一篇所用比興，洵有章法，以“止棘”開端，表達了作者聞聽三良從死，解救而不得的急迫心情。繼於“止桑”，言詩人視三良之死如親人之喪。終於“止楚”，言詩人內心的無比痛楚。《詩經》中比興的說解不可十分拘泥，所謂《詩》無達詁，然馬氏於《秦風·黃鳥》一篇興象的說解引用大量出自先秦兩漢典籍之文例，論證堅實，令人信服。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論述符合古人用語的規律，故為我們揭示了正確理解本篇的門徑。《黃鳥》一篇的章次安排，屬於詩歌的外在形式。一切優秀作品的內在形式（包括藝術手法）和思想內容，無不與其外在形式密切關聯。詩篇三章依“自然的順序”，盡傾歌哭之情，千年以下猶動人心扉，然本文主旨在裁斷《黃鳥》的章次，該篇詩藝的高妙值得認真體味，當以另文詳述。
（作者：姚小鷗，系聊城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