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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交融和分界，大概是在19世纪，在这个特殊节点之前,中国与外国虽然间或有联系，但这种联系都是很肤浅止于表面的，中华民族凭借着文化上的优势，基本上主导着这种联系，一种特殊的关系——朝贡体系由此建立。
中华文化圈
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亦或是外族，即使能够一时问鼎中原，但终究免不了被同化或者被驱赶的命运。
19世纪以后,中外关系的发展就不再按照唯中华文化马首是瞻的道路走了，从西方来得黄头发、大鼻子、蓝眼睛不但在体貌特征上与中国人迥异，就是连身体里流淌的文化基因，也绝非早前的匈奴、突厥鲜卑以及蒙古等中华文化圈内的少数民族可比。
这一时期开始殖民到中华大地的英、美、法诸国，让封闭自绝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天下”原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中国，一个是西方的欧美国家。两个世界在19世纪以前当然有过关系,汉朝时期的甘英就曾经到过罗马，元朝时期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欧的流行都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总结起来这种关系还是时有时无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在中华文化圈子里，中国是理所当然而且举世公认的老大哥，我们也习惯以大哥自居，即使如后来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937年侵华战争的日本，也甘于承认和理解这样的现状。
19世纪以后,那些找我们麻烦的帝国主义列强，就完全不是我们中华文化圈子里小弟一般的存在了，这些人从肤色到文化基因完全与我们不相同不相干。
从1796年开始，直到1850年，历经嘉庆、道光二帝，清政府治理下的国人，对于西方世界世界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可有可无的阶段，其实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不敢夸口说：“呵，我太了解西方世界了！”。
晚清
即使于这样也并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些放诸天下而皆准的道理：
第一,中华民族的具备的优秀品质，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民族相媲美，中国人爱学习善学习的精神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时至今日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但即使于处在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物产之富饶，也不在美、俄这些领土大国之下；
第三,另外就是中国人在政治上的杰出才能，造就了秦皇汉武的大一统、造就了大唐盛世。
说这些什么意思呢？道理很简单，论人论地，中国都有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然而，事实与我们潜在的实力却截然相反，到了19世纪,我民族遇到了空前的难关，按照晚清洋务大臣李鸿章的说法：“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自然是我们的科学不如别人。不管是人与人的竞争,还是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在于知识的充盈。嘉庆、道光年间的八股知识，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比，那就是龟与兔,小汽车与黄包车的差别。
第二,武器装备方面不如人，西方世界早已是洋枪洋炮，进入了蒸汽时代，而我们的工业、农业以至军事,与唐宋相比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第三,近现代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在西方世界早已普及，而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家族观念、地方观念盛行，只有小我，没有大我。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鸦片战争时在需要国家组织力的时候，西方世界团结的就像一个铁拳，而我们往往是一盘散沙，其他不说，自1840年以来，中西和中日进行的任何一场战争，都造就了一大批汉奸群体就是明证。
总起来说，当西方世界用近代文明武装头脑并进行航海殖民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与唐宋元明齐飞！
近代百年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挣扎着近代化的历程，因为近代化不是你想或者你可以拒绝不想的问题，站在晚清的角度，其实可以武断的说：接受了近代化，就可以走向富强，拒绝近代化就是与自强相左。
殖民遗痕
而且在近代化的路途上，不但不能拒绝，最好是跑步前进，跑步走向近代化。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总喜欢拿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较，一成一败一得一失。
从领土面积上来讲，小日本的观念固然早已深入人心，哪怕日本的实际领土面积比之于众所周知的“大英帝国”还要大，从文化上来说日本旧有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隋唐时期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就是这样一个在各方面与晚清类似甚至不如晚清的国家，明治维新（1868年初开始）以后,日本居然能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上演了学生超过老师的好戏。
俄国在15、16、17世纪的长时间范围内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公国的地位远不如今天的普京俄国，甚至可以说几无立足之地。
俄国之幸，在于出了一个彼得大帝，在中国还处在康熙王朝的时候，彼得大帝隐姓埋名远赴西欧国家学习造船、炼钢铁等近代工业文明技术，待其回国后，又聘请很多具备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西欧知识分子到俄，俄国与传统的封建国家拉开差距，也就在这一时期完成了。
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土耳其，近代时期这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其民族骁勇善战，但是到了世纪世纪，土耳其也开始在世界上落伍，逐渐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宰割的对象。
到了1878年前后,土耳其的一批有为青年就觉得再不改革不行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国内的阻力远大于改革的动力。
土耳其英雄
首先来说土耳其的国王与清政府的皇帝一样，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和诚意。
再就是整个官僚体制的腐败，很多原本计划用于改革的经费，都被腐败的官僚蠹蚀因，改革不但没有补益，反而增添了人们新的负担，改革的社会源动力更加不复存在。
第三,守旧势力群体太大，有一人提出改革，就有十人声明反对，关于这一点，毕生致力于维新改革的康有为，可能更有发言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惨败，很大程度上也归于这样的原因，等到凯末尔革命，推行近代化改革，土耳其的境况很快就发生了好转。
从日本、俄国、土耳其三国由弱到强的历史，从晚清政府的历史中，我们必须要知道何以富强的道路，知道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根源，从中获取抵抗的智慧和力量。
不致酿成亡国灭种的危险，假如今天的我们还是当初“门户开放”时期的清政府，羸弱可欺，恐怕也不会落得被美国针对、敌对、恶语中伤、遏制、制裁的下场。
但是我们屈服了就可以了吗？
近现代化的中国
看看塞尔维亚的武契奇吧，何况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从来不掺杂“屈服”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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