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请关注“许倬云说历史”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说中国》《万古江河》《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说美国》等。
二战前后，美国历史进入现代阶段。因此，这一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是如何变化的？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美国的工业化开始启动，劳工问题就始终存在。前面几章曾经说过劳工运动的斗争，此处不再复述。劳工运动也应是人权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劳资之间的冲突与调整，并不牵涉社会地位平等，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下财富分配的课题。
美国劳工这一社群，毕竟以白人占多数。劳工和资本家而论，一方是雇主，一方是被雇的劳力。手工艺时代的工艺品是商品，卖给买主这是交易，没有谁高谁低。老师傅训练徒弟，这是师徒关系而非主奴关系。所以在欧洲的近古和传统中国，没有劳资问题，只有宾客和东家这种关系。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美国，工人就等于是机器的延伸而已：在资本家眼中，这都是另一个方式的劳力。资方以其财力优势，才会剥削劳工。
二十世纪美国工业高度发展，虽然经历经济大恐慌，一度波折后又快速成长。当时，煤矿、钢铁、汽车、采油以及铁路、海运……各行各业，都雇佣大量劳工。为了工资、工作环境、伤病福利等种种项目，劳资之间的谈判常常因为双方各持立场，而导致谈判破裂引发罢工。最初，往往只在一家工厂的劳资双方谈判，逐渐提升为一个行业里面的劳资冲突。终于，跨行业的工人彼此合作，组织工联与劳盟两大劳工集团。一旦罢工全国响应，声势浩大，甚至可导致举国骚动，一切活动都会瘫痪。
匹兹堡是钢铁业与煤矿业的重要据点，在那时代，劳工运动常以此地为中心。匹兹堡大规模罢工的故事，在当地的遗迹仍可指认。单以匹兹堡本身的例子而论，1892 年 6 月底到 7 月初，匹兹堡南岸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工厂，美钢工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大罢工。工人方面投入者不下数千人，加上他们的眷属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支援，参加大罢工的人数在一万五千人左右。资方则由美钢的总经理佛里克主持，雇用平肯登镖行的镖客三百人，持有当时最好的快枪镇压罢工。武装冲突俨如战争，平肯登的镖客将驳船配置钢片装甲，沿河向两岸聚集的群众射击。这一斗争维持十天之久，水陆对歭俨然战场。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类似冲突连连不绝。二战期间，美国举国投入外战使得工运暂停。二战终止后，“工潮”又起。我初到美国，还曾经历煤矿大罢工导致的举国骚动。
二战前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已俨然凌驾欧洲诸国，高居世界首位。工业发达的社会背景之下，劳工要求提高工资；资方占有广大市场，也不吝付出较高工资，换取工人工作的意愿。于是工人以全国工会、劳工联盟等组织力量提出要求，资方宁可经过谈判解决纠纷，庶几避免停工减产。经过长久磨合，劳资双方藉由仲裁制度可以达成协议，工潮也就逐渐停息。工人待遇及各项福利，都能得到提升。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之间的区别：前者是美国劳工联盟，按照专业结盟做的，例如铁工、金工、木工组织，沿袭当年欧洲“公会”的传统。不过全美国各种劳工的组合，联合成为 AFL 联盟。后者则是以产业作为界别，例如钢铁业的工会成员，所有钢铁业里的文员、蓝领阶级、厨师、电工都是劳方，资方则是另外一方。这两个团体在 1955 年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劳工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社群。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和资方对立，劳工自己划定了一个既定的地位。劳资双方纠缠久了，逐渐明白对抗不如协商，于是工运之中多了“仲裁人“这一角色。劳工阶级待遇的改善，一方面能减少冲突，另一方面，劳工也自成一个颇有保障的社群。
美国劳工运动有如此特性，于是和马列社会主义的共产运动，基本上不属同类。在本章的前面曾经谈起，到了十九世纪时候，劳资的对立已经引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注意。许多人向往于共产主义革命，尤其知识分子之中，走向左边激进的人士其实不少。另一方面，在英国发动的渐进派，则是费边社运动：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以公权力来保障社会福利的制度，使得贫富双方都得到公平的解决方案。费边社的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方向。二战期间，欧、美知识界颇有人站在共产主义方向，与德国的希特勒及西班牙的佛朗哥斗争，希望能击败他们保守压制的力量。可是，列宁留下的共产专政及斯大林的残暴，引发了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不满。
前面说过，海明威诸人都曾经极端同情共产主义，但是《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动物农庄》这些书籍，暴露了集团暴政的残酷——费边社这条路，就成为许多人士选择的路线。本书第一章提到的顾立雅先生，就是一例。
二战以后战鼓方息，英国人就选了工党内阁，取代了领导二战的邱吉尔，从此英国走向社会福利的路线。走得最顺畅的当然是瑞士和北欧四国，今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楷模。这个选择，也在美国出现了两条路线的差别。
1950 年到 1957 年这个阶段，美国未尝没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活动。保守主义方面出现“麦卡锡主义”：这一位年轻的参议员，发动右派力量，以叛国的罪名揭发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一波的思想斗争，恐怖气氛弥漫使得举国不宁。麦卡锡主义的执行者并不完全公道，手段也颇恶劣。同情共产主义诸人，有若干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为了革命他们也常常不择手段。双方勾心斗角，滥用权力作为斗争的工具。
自由分子之中，也分化为两类：一部分传统的自由份子，主张自由，主张人权，但是不愿意公权力介入，坚持以法律界定权利，这一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以为单打独斗根本不能产生效果，他们主张以民主方式，经过民意和立法程序，由国家公权保障社会公义，这一类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如此分野，也与美国中央权和地方权的分野彷彿类似。由此可见，美国从民权运动的角度来看，数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多少的变化。
美国的好处是永远在改变，永远向新的方向试探，希望走向更好的路线。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颇有不如人意之处：例如非裔族群的社会地位拉不上来，我们旁观者无能为力。这些黑人被白人虏掠运到新大陆时，就是没有家庭的孤身；在美国他们也只是劳动力，被当作牲口出卖；他们没有家庭意识，当然也没有群体意识——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人”看待，如何能发展出自尊心？他们之中的强悍者会抵抗，早就死于非命；顺服者苟活，则子子孙孙世世为奴。这样的族群，他们的社会地位无法提升，乃是历史造成的后果，不能完全责怪他们。请想想，天天有人执鞭驱迫他们，在棉花田工作。扬鞭监工一转身，怎不偷空喘一口气？所以，非裔人士有句口头禅“Take it easy, Man”（别认真了。）这是环境教育出来的心态，几百年来传流至今，积习难改。
半个世纪来不断的冲突，美国始终在变动之中。于是，这种朝夕万变的生活，又加上科技进步以后各种工具的进步，人的劳力和心力逐渐被机器取代，人自己也会问一问：“我”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人整日站在机器旁边，只是注意看着机器不要出毛病，你也会自问：这种工作有多少价值可言？尤其你只要听到警告的声音出现，即刻检查灯号——这种工作有多少价值，可以使你得到自尊？于是，问题出现了：“人”的价值何在？
这一巨大的“？”号，挑战了美国从开国以来的价值观：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存在。在基督教为立国基础的美国，其根本的大问题：上帝给予我的存在，判断我的作为。由此推演：“自由”，如同上面所说，两种不同自由主义的态度，究竟应是哪一自由，才是根本？英文“自由”的词义，“free”是“免于”，因此，《大西洋宪章》提出“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又有另一层的比较；人与人之间，究竟应是平头点的平等？还是平足点的平等？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定义？
从自由的定义而言，人人应有自由竞争的权利，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特长，不受限制、不受拘束，亦即平足点的平等。再从平等观念延伸来看，所有平等的因、果，即是每个人和别人都不一样，于是没有真正的群体差别，只是单独个体之间的差异。例如，性别平等的问题，延伸为 LGBT 的个人选择权力。由此界定，则是另一层次的个人化取向。个体从群体解脱，可能是旧群体的解散，或是从更根本上解散群体及抑制群体出现：凡此，后果都是个别化，或者用物理学的名称叫“粒子化”。人类本来是合群的动物，人类的社会本来是以小的自然群体作为单位的结合：家庭、家族、邻里、乡党，都是自然的群体，最后组合为国、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意识。
经过几波民权运动，美国社会必然承受极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粒子化。面对如此严重变化，知识界不能不严肃的思考这一问题。过去积极和正面的理想、观念，在这种新情况下难以视为理所当然。过去的理念和当下的现实，二者之间出现矛盾就必须修改，其后果则是：“金律”或“普世价值”何在？甚至，是否可能有如此永恒的价值？“神”已隐退？“知识”是否真实？于是，“制度”也不能长久。那么我们何所依持，以安定社会？安定人类和世界，这亿兆人口的大群体？
这一时代的巨大刺激，对于享受了二百多年的美国人，是极大的冲击。使他们发现：个人的命运，其实都经不起摧残。他们也警觉：“生存”的意义，和国家、民族或者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等等，竟是密切相关。生命的意义及人生的价值，和自己对四周的认识与理解，似乎更为难分。生命的意义，是由你、我自己寻找、界定、和确认。这种靠自己确认生命的意义，不能靠教条，也不能靠信仰，这就是哲学园地之中，所谓“存在主义”的人生观。
经过战争洗礼，逐渐从苦难之中，从生死不明的边缘，逼迫美国的知识界认识到清教徒给他们的教条，未必能够解释人生与命运。十八世纪以来，视所当然的科学主义及其积极理念，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什么进步的武器例如“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如此巨大而无奈的伤害？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为什么强国可以欺凌弱国，对其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以国族作为界定的集体冲突，几次牵动亿万百姓、百万军人参与其中的战争，其导致的牺牲竟是如此残酷！战争这一无情的课题，迫使美国人认真寻找：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必须由自己体会的课题。
二战之后，美国出征的战士解甲回国，政府给予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社会遂出现了空前数字的知识分子。这两段经历彼此补充叙述，使得美国的知识阶层，有意无意将美国民间的生存理念，铸造为存在主义的解读。
近代的存在主义本身，是欧洲逐渐发展的思想，以修正康德以后笼罩欧洲的“理性人生”的绝对性。二战前夕甚至于更早的时候，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人类的历史各地区有不同的型态，世界上并没有一定会如何发展的定律。韦伯（Max Weber）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开展的背景。韦伯在处理“新教伦理”之时，他也同时在检讨，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我以为，韦伯意指所在：不同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那个文化涵盖地区人民的行为模式。处理人类大历史，不能仅仅从单一原则裁决得失。
二战前夕到二战中间，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指出在人类文化开展的过程中，那几个主要文化体系都曾经历“轴心时代”：彼时出现了关键性的思想家，例如佛陀、犹太教的先知们、孔子、苏格拉底诸人，他们分别带动、开创各处人类关怀的主题，以及思考的方式。这些不同的理念，茁长为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雅思贝尔斯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如同韦伯一样，更清楚地指出：人类思考的方式和生活的意义，是从历史上延续而来，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修改，接受新的观念又扬弃旧的观念。世界各处，各有其独特的传统渊源；个人也各有其独特的人生经验：凡此，都不能一概而言。这些我们日常很难知觉的因素，让我们界定了我们的四周环境及传承脉络。凡此界定的过程，其运作的主体却是每个人自己。这就是“存在主义”视角的历史因素。
战后从海外归来的两代美国年轻人，与各地不同民族接触，他们警觉：即使欧洲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教，可是欧洲有至少三四个大的教派——东正教、天主教以及新教之中的两种主流，马丁路德的一派和加尔文的一派。他们也发现，欧洲的农业和美国实在不一样，他们农村即使也有和美国现代化的农业，然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却大量地保留小农经营的色彩。欧洲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习以为常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凡此异国情调，刺激美国年轻人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
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东方，他们发现佛教和印度系统的玄学如此神秘，可是又如此发自内心的令人感到亲切。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的百姓，举动行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却是乡党邻里与亲戚朋友编织为庞大的人际网络，联系个人、笼罩社会。这些见过世面的归国青年，经过不同文化地区的经验，开始理解美国的“常态”其实乃是“独特”的情况，未必出现于别的地方。每个地区的人类，都有自以为是的想法和作法：美国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普世”“必然”。二战后回国的的青年，颇多向往东方“异教”信仰，所谓嬉皮士之中，那些身穿黄衣、光头扎一条小辫的青年，就是自以为印度教哈里‧克里什那教派（Hari Krishna） 的信徒；也是这些人士，开始模仿印度教派使用迷幻药。
于是，从这个角度看，二战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无形之中经历了一次宁静的“文化大革命”。参与这个革命者不是大哲学家，而是每一个曾经看过世界的小兵，他们带回来自己的经验。总结言之，美国式存在主义的大题目下，似乎可以归结为这些要点：人生的意义，是个人自己界定的；人对四周的观察，应当是从观察引发自己的回应，于是人和环境、人和他人，都息息相关，分不开、割不断。人间没有预设的必然，也因此没有预设的命运。个人的生活是你自己活着，由自己寻找的人生意义。一切所谓定律、定理，包括“牛顿物理”式的科学定律都是暂时的假定，未必都是永恒的真理。个人肯定自己存在，就必须自己界定人生的意义。然而，如此界定，并不等于我有比别人更高的权力，要求别人接受我的定义，或者强制别人接受我的定义。阶级、族群、甚至于性别，都不能够作为划分高、低的界线。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肯定自己，却又同时不能强制他人否定其自己。如此的存在主义，当然是和基督教专断排他的神学观念很有差别，甚至于严重的牴触。不过，假如回到基督教原始的意义上，“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相存在，但是“人”终究不是上帝；所以我只能认知自己存在，却也必须认知他人，不能否定别人的存在。
这种理念和马列主义也是冲突的，因为马列主义将外在于人的生产力，当作驱动历史发展的绝对因素。历史演变是按照马列主义的规律：“社会进化论”的发展方式——历史规律就是进化的规律，然则进化的规律又由谁决定？经历了战争的美国人也会理解，国与国之间，主义与主义之间，各自肯定自己一方的理想——但是谁能真正验证自己坚持的主张？一切优越性，是否终于不过是相对的？
在这存在主义的浪潮之下，出现了两批人：一批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Beatnik），另外一批是“嬉皮士”（Hippies） 。前者出现较早，主要参与者应是学者、作家……一群比较专业的知识分子。后者出现较晚，既受前者的影响，也反应战争经验的刺激，他们大多是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主要特点乃是表现于行为，未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作为。
大家的印象里，嬉皮士是一群服装不整、拉拉蹋蹋的人，男的胡子邋遢，女的批头散发，说话颠三倒四，放任烟酒，甚至耽溺迷幻药。中文里的“嬉皮”，似乎就是不正经的意思。这个字的字根到今天也查不出来，大概是和非洲土语之中一种舞蹈的步伐有关的名称。也许，在海外作战的士兵们，看见海岛土人生活并不讲究，也不“现代”，但他们可以在黄昏的海滩歌舞自乐。他们也许羡慕美国印地安人的生活，对四周围的自然环境有一番尊敬，有一番畏惧，人和自然密切相关。也许，凡此经验才让他们想到：回归简单、自然的生活，不必再受世俗礼仪的约束。人，活着就不错了，又何必为了锦衣玉食而迷失了自己？我并不认为，每个嬉皮士都有如此清楚的自觉。可能也有人，仅是为了追随“时髦”。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确实有人，犹如中国历史上魏晋之间的风气：经历人生的无奈，回头寻找自己。这些人决定采取如此的生活方式，应当看作他们在努力追寻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我宁可尊重他们的用心之苦，不应该予以蔑视责备。
至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beat”是受到打击，被打垮的意思。有些人以为，“nik”是从俄国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Sputnik”得来，但是很难确认是否源自于此。他们借用这个名称，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美式的竞争之中自认失败；另一方面，如果的确如同前解，也可能以这新的卫星提醒大家，人类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再局限在地球之上，地球之外还有更大的宇宙存在。在地球上生活的意义，应当以更大的自然和更内在的自我，作为界定的根据。
这群人和嬉皮士略有不同之处，他们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尤其是诗人和作家，那些心智最为敏感的人士。他们共同的认知，乃是不轻易附和，也不强人从我。纽约曾经有一群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聚会之中，决定自己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生活的方式。这一群人，逐渐发展到以格林威治村作为他们的集中据点；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则是几家比较自由的报刊和杂志。他们相当程度地影响了百老汇演员们，和格林威治村附近的艺术家们。从这一方面，又开展了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艺术型态，所谓“现代主义”，应是他们共同可以接受的一个名称。
在前面曾经提到的诗人，比如“诗刊”那群作家们，包括现代诗早期宗师庞德（Ezra Pound）等人，也包括著名的音乐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这一代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在扩散、漫延、继长增高：今天主要学府之中，人文学科的大学生似乎罕见未受他们的影响。借用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自我评估：“无人知道，我们是否触媒剂，或者开创者；或者只是水面的一片泡沫，漂浮不定：我想，也许三者都是。”此处，让我试译一首迪伦的《愁肠难解》（Tangled Up In Blue）的歌词，显示他的风格：
Don’t know how it all got started
不知如何相识？又何处再相逢？
I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 with their lives？
But me, I’m still on the road ，道路常记忆，那次匆匆。
Headin’ for another joint。莫忘曾相逢：
We always did feel the same，长相思，心相通，
We just saw it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Tangled up in blue。抬头望，异地视线，交缠碧空。
索尔·贝洛（Saul Bellow ) 则是这一群人物中的专业学者，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他以撰写长篇小说，表达社会学注意的社会危机：在生活富裕、物质丰盛的时代，却令人迷茫，不知人生意义何在。其作品《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即聚焦于自我意识和个人的失落感。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关怀更在乎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