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猪人
中国封建时代的独特性——宗族
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制，同样存在“分权”、“契约性”这样的特点；但与西方相比又有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其差异主要就是，宗族社会与萨满文化。
儒家文化其实有两大源头，一个是政治上的封建制度，另一个则是古老的宗族秩序，亦即宗法制；这也是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方最为不同的地方。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封建秩序其内在精神与西方相比，就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这片大地上，早在商周之前、甚至早在氏族部落时代，宗族就已经普遍存在。宗族是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血缘关系，构成一种从主干到分支，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宗族在中国的延续也特别地持久，它的大规模消亡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随着土改、士绅阶层的消亡才发生的；不过直至今日，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宗族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宗族秩序其实远比封建制度更古老，甚至中国封建制度的规则就其内容而言，根本就是源于宗族秩序——周礼中的许多规定其实原本就是宗法制的东西，比如嫡长子继承制、具体的丧服制度、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其实最早都是宗族之内的规则。
而宗法秩序的根源则在于宗教——也就是古代原始的萨满教。很多人以为中国没有宗教，其实不是，中国只是周人建政之后较为世俗化而已；周代之前的中国不但有宗教的，而且那个时候宗教甚至高于政治，商代的神权色彩就非常浓厚。
中国远古时期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的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为宗族群体提供了一种尽管与西方迥然不同、却强有力地维系着宗族社会的凝聚力的秩序。
（良渚文化——玉琮）
王国维先生认为，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在周初才确立的，此前并不存在。王国维认为，商人并无“嫡子”的概念。所谓“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之子，而“庶子”则是妾所生的孩子。既无“嫡庶之别”，所以纵观整个殷商时代，其继统之法就比较乱，父死子继者有之，而兄终弟及者亦有之。王国维认为，
“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殷商制度论》）
继而，他认为，周人正是吸取了这个“殷鉴”，才人为地搞了“嫡庶之分”，以明确继统之法——这是王国维先生的看法。
对此，笔者是部分地认同。周人的继统之法优于殷商，这是肯定的，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种更为明确的继承规则；“嫡庶之别”显然有着更强的秩序性，因而更益于避免混乱。但周人是不是出于对殷鉴的考察才“人为”地创立了这个制度，则很难说。
因为一种如此重要的规则上人为变更，却没有引起周人内部的纷争，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且，嫡长子继承，对于周人而言，并非仅仅是天子、诸侯、政治上的继统之法，而是广泛被用于包括庶民阶层在内、所有周人宗族的秩序规则，这样大范围的宗族秩序，不大可能在周初短短几十年间就能够确立、并推广到民间，而更可能是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自然形成的习惯。
（红山文化出土雕像）
所以，笔者认为，像“嫡庶之别”、“嫡长子继承制”这类宗法制的内容，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它就源于古老的宗教（萨满教）观念。按照这种远古宗教的观念，“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万物的最高的始祖，“天子”则是“天”的嫡系后裔，所以“天子”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从宗族体系的角度来说，“天子”是本支，诸侯是旁支；而在诸侯国内，诸侯就是本支，大夫就是旁支。所以天子可以统治诸侯，而诸侯有权统治大夫；等而下之，这个逻辑一直延伸到庶民阶层——庶民阶层之内亦有宗支之别，宗子地位依然高于旁支。
“天—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不仅是儒家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是其世界观。它根植于祖先崇拜——所有人乃至万物的祖先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天”；因而，所有人其实都是同一个祖先“天”的后裔，甚至万物都是“天”的后裔，因此儒家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民胞物与”，可不是随便讲的漂亮话，它有着严谨的逻辑推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念“蒙昧”，可是，一旦这种观念确立之后，那么它的这一结论则是相当符合逻辑的。
家国同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周代的封建政治就呈现出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状态，即“家国同构”。
伐商之前的周人部落早已存在着宗法秩序。而其实，宗法制本身就已经有着明显的政治特征了——宗族内的人们一样存在着政治，比如嫡长子与诸弟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可以等同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待周人征服了天下之后，这套秩序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于政治了。这样，周人建政之后，就将原本只是属于自己内部的宗族结构，推而广之，就成了全天下的政治结构。所以，当时的宗族结构与政治结构基本是重合的——亦即，“家国同构”。
君亲合一
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君亲合一”。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周天子为“君”，诸侯为“臣”；而在宗族关系上，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他们是一家人；同样，在诸侯国内部，政治上诸侯为君，卿大夫为臣；宗族关系上，诸侯则为“大宗”，而卿大夫则为“小宗”；在卿大夫的采邑之内，也是一样，等而下之。
所以周代“天下”体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只是周人自古以来的“宗族结构”、宗法制的扩大化与政治化。
这样，则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从大夫到士再到庶人的等级关系中，每一等级之内其实都既是“政治关系”，同时又是“宗亲关系”，因此“君”与“亲”实际上往往就是同一个人——“亲”就是家庭或宗族之内的“君”；而“君”就是整个国家的“亲”；“天子”则是整个天下最大的“亲”。这种状况，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君亲合一” ，所谓的“家天下”，我看应该更是这一层意思。
外篇（一）中国古文明与萨满教
所谓“萨满教”是指西伯利亚诸民族的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萨满”一词就来自通古斯语的saman, 经俄语转译至英语世界，即为“shaman”。
1704年，俄国学者艾维尔特·伊斯布兰特·伊代斯，将“萨满”介绍到西方世界，引起当时西方学界的巨大兴趣，“萨满”的本意就是巫师，通俗的讲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跳大神”。
直至1950年代，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信奉萨满教，如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塔塔尔等民族；蒙古族民间也是信奉萨满教，尤其在古代，如成吉思汗时代就有大巫师“阔阔出”，直到明代中后期蒙古人才改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
（萨满雕像——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萨满教的传布地域相当的广阔，几乎是横亘整个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东至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中亚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也是信奉萨满教。
狭义的萨满教大致就是指上述区域的原始宗教信仰。但20世纪以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萨满教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某个时期曾遍布世界各地，它们有着非常相似的世界观，都有着能够沟通神灵的巫师，巫师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仪式使神灵“附体”，代神灵发号施令，等等。
如此来看，这种萨满教文化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在中国，巫师早已远离庙堂政治；但在民间，巫文化可以说遍布神州南北西东。比如汉族的“大神”，蒙古族的“博”、壮族的“师公”、彝族的“毕摩”、客家的神婆。在北方就不必多说了，南方楚地就以巫文化而著名，西北的傩戏，甚至西藏在佛教传入之前所流行的“苯教”，都属于萨满教的范畴。
（苯教）
这种原始宗教有几大特点，他们信奉：
1、万物都有生命，也都有灵魂。
2、自然事物都有神灵，山川、森林、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各种动物等等，都有神灵，所以也就都可以对它们加以崇拜。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就如此么。
3、崇拜祖先神、崇拜天
4、祭祀各种神灵、祖先、天地
5、巫术、占卜等活动。
看到这里，我想，只要对中国上古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商周时代的中国不就是信仰这种宗教么？
笔者的师祖李泽厚先生就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他认为中华文明最早来自“巫史传统”，“巫”也就是萨满，“巫”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前身、先驱，他认为在早期的中华文明，“巫”就是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即“巫君合一”。
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最早把中华文明与萨满教联系起来的学者，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有一篇文章《萨满教的礼教思想》（1925年），他说：
中国据说以礼教立国，是崇奉至圣先师的儒教国，然而实际上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比称道教的更确）。中国绝不是无宗教国，虽然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讲礼教者所喜说的风化一语，我就觉得很是神秘，含有极大的超自然的意义，这显然是萨满教的一种术语。
周作人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是以儒家为根基，但民间信仰则是以萨满教为根基；此外，以往人们以为民间所流行的是“道教”，周作人认为还不如说是萨满教。对此，笔者非常认同，甚至，笔者认为，道教其实正是源于萨满教。此外，显然周作人也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源头，其实也与萨满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又说道：
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而要了解礼教更非从萨满教入手不可。
（左-周作人，右-鲁迅）
上述这些还只是文化意义上的探讨。我们再看看考古学界的说法。
我们一直不自觉地存在一种观念——似乎中国从人种到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种上我们是独立进化的，从元谋人到蓝田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我们拒绝与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无视生殖隔离上可能的问题；文化上，我们自古以来的劳动人民独自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拒绝任何方面可能的“西来说”。百年来对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追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夙念极端化之后，反而成了一种怨念。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就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明，其实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也就是说中国确实“独特”，确实与西方不同，但绝非独特到“没朋友”的地步；相反，中华文明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但这显然与某种自命不凡的情绪相违，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反而是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萨满教根基研究的十分广泛而深入。
（张光直）
张光直先生注意到中国古文化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分层的宇宙观”。古代中国有一则“绝地天通”的神话。上古时代，天与地是相通的，人居住在地上，而神灵住在天上，于是人与神可以自由往来，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国语》），
于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尚书》）也就是颛顼命“重、黎”二人将天地分开，于是人与神被截然两分，不再能够互通。此后，人与神的沟通，就只能通过“巫师”这个中介了。也就是说，“绝地天通”后，巫师垄断了人与神的互通，就像中世纪西方的教廷那样。
这个神话的意义，学者们各有阐发；但张光直先生却从中看到一个问题——亦即，在中国上古时代的观念中，宇宙是分层的，至少存在“天上”与“地上”两个层次，这一点在中国古籍如《山海经》、《楚辞》、《国语》、《尚书》中都有体现。如《皐陶谟》中说：“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此处“上下”即指上界的天与下界的地。
分层的宇宙观念，正是萨满教的一大特征。
萨满教的宇宙观就是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界，居住着日月星辰与各路神灵；中层世界即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下界则居住着各种怪物和恶兽。而萨满则可以灵魂出窍，往来于三界之间，借此帮助人们治病、祈福、占卜等等。而萨满教的这种分层的宇宙观与中国上古观念如出一辙，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最后张光直先生判定，中国古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
说个题外话，“上、中、下”三界、灵魂...这些内容，是不是与佛教很像？而佛教的这些内容其实是来自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教。那么婆罗门教与萨满教是什么关系？笔者没有研究过，但似乎可以找到某种联系。
对于张光直先生的这个见解，笔者是十分赞同的。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商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记录占卜结果的骨片，一般使用龟甲、牛的肩胛骨，先将骨片在火上烤热，骨片热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破裂，巫师正是通过对骨片上裂纹的观察来预测吉凶。而这种方法，直到几十年前，呼伦贝尔最遥远北端，敖鲁古雅河畔的那些使鹿的鄂温克部落仍在使用。
那些养驯鹿的鄂温克人需要不断转场以保证驯鹿充足的食物（苔藓），所以每次转场之前，巫师就用骨片（当然，他们用的是驯鹿的肩胛骨）在火上烤，直到骨片出现裂纹，再通过观察裂纹来占卜，以指导部落迁往何方。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会在骨片上刻写文字。
这些鄂温克人，正是典型的萨满教信奉者。
因此，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无疑是一种“巫”文化，一切都围绕着“巫”这个核心。出土于神州各地的古代玉器，无疑就是巫师借以通神的器具；中国古代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天子”，无疑是源自“天崇拜”；而君主所佩戴的那些“环佩玎珰”的玉器，则明确的显露出了君主原本的身份——巫师；甚至三星堆的那些青铜面具上凸出的眼睛，也是一种叫做“刺目”的巫术。
三星堆的这些古怪的青铜面具，出土至今几十年来，那些面具上凸出的眼睛、诡异的微笑，学者们提出过无数种解释，有人说是因缺碘导致的眼睛外凸；有人从古籍中找线索，“蚕丛氏，纵目”，甚至有人说是螃蟹崇拜、外星人云云，但对于这个巨大的凸目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最近笔者看到一种说法，说古代一些地方有一种叫做“刺目”的巫术，我们知道“眼睛”在不少民族的文化中，有着神秘的象征，比如著名的盗墓小说《鬼吹灯》就是以此为背景；小说的内容暂且不提，但把眼睛视作某种神秘之物，确实在不少古代文化中是存在的。而“刺目”的巫术，就是在巫师处于癫狂状态时，用木棍刺入其双目，以达到某种可与鬼神沟通的神秘状态。三星堆面具上凸出的眼睛，其实就是刺入巫师双眼之中的木棍，这是一种巫术。
总之，在笔者看来，中国所发现的那些上古文化中如果有什么无法解释的现象，不妨从巫术的角度去解读，就不会错的太远。
殷商文化具有典型的上述所讲的那些萨满教的特征。此外殷商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祖先崇拜与天崇拜是合一的。上世纪50年代研究殷墟的学者陈梦家发现，殷墟卜辞中的“帝”，也就是天神，同时也是商人的最高祖先。亦即，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神与天神是合一的，所以，世间的商帝就是天神的后裔，商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正是源自于此，“天”才是世间最高的统治者，只不过“天”不是直接来统治人间，而是通过其世间的子孙来统治。
所以说，史前时代的中华文明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所谓“神传文明”并非虚言。直至商代这种神权色彩都非常浓厚，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世俗性、制度性的“礼”，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那么这个从神权到世俗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周人克殷，封邦建国——“商周之变”。
